二、中与西的关系
清末民初小说话的初起，是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的产物，也是“小说界革命”的重要武器。梁启超之所以倡导小说界革命，当然是由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同时也是借鉴了国外小说变革经验的结果。早在1897年，他在为《蒙学报》、《演义报》作序时，就明确谈到了小说在“西国”与“日本”在变革中的作用，说：“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后来，维新变法失败，他亡命日本，即翻译日本著名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并作了一篇序，名曰《译印政治小说序》，将“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归结为“政治小说为功最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介绍国外小说，引进不同于传统的小说观也就自然成为当时小说话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然，国外小说的引进，首先是通过翻译。与小说翻译同时，通过小说话等直接介绍国外的小说与小说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如1910年3月20日《时报》上发表的《西人之小说评》，就介绍了李偕白敦新著十四篇文章，历评十八世纪起至二十世纪的英文小说家。在当时小说家中，周瘦鹃也较热衷于写一些介绍西方小说的小说话，如在《申报》上，他连载过《小说杂谈》(1919年5月至12月)、《说海珍闻录》(1921年1月、2月、5月)等，述评了当时流行的一些欧美小说，简介了一些西方名小说家的轶事，间或还与中国的小说作一些比较。在清末民初的小说话中，介绍西方小说最丰富的，要数孙毓修从1913年起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一年有余的《欧美小说丛谈》。现在看来，他的介绍与评价比较简略，但在当时，对人们打开眼界，认识西方的小说与小说观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小说话在介绍、评述国外的小说与小说新观念时，开始尝试与运用西方新的观念来构建新的小说理念，使我国的小说理论界出现了新的面貌。本来，中国传统的小说论，是以经史观为指导，以劝善惩恶为宗旨，经以形神、纬以文法为核心的艺术论。在清末民初的小说论中，开始改变这种情况，颂扬自由、民主、平等，强调小说的社会功用，关注小说的“美”的特性，典型论、方法论、悲剧观等新的理论迅速地被引进而本土化。比如，对于中国古代小说，梁启超曾说过，《水浒》《红楼》等“中土小说”，“总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译印政治小说序》)。应该说，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打着革新旗号而实则十分传统的观点。但这种旧观点很快被论者所刷新。就在梁启超主持的《小说丛话》中，定一说《水浒》所宣扬的是“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侠人说《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伦理小说、社会小说等，“以大哲学家之眼识，摧陷廓清旧道德之功之尤伟者也”。以后的小说论者，大都是沿着这样的一种新思路来评价古代小说的。从艺术方面来看，从徐念慈、黄人、曾朴等在《小说林》上引进西方的“真善美”的观念后，强调“小说者，文学之倾向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黄人《小说林发刊词》)，将小说归入“美文”之一种已深入人心。后来如成之在1914年《中华小说界》上发表的《小说丛话》，认定小说是“美的制作”，寂莫徐生在1921年1月至8月《申报》上发表《小说丛谈》时说：“小说本为美文之一，使人娱乐心目，养成审美的观念”，都运用了西方的美学观来认识小说的特性。至于引进的一些新的艺术观，在小说话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比如典型论，虽然中国古代早就用“典型”一词，在金圣叹批《水浒传》、张竹坡批《金瓶梅》中都使用过这个概念，但其涵义只是作为一种典范的意思。关于典型性的论述，零零碎碎地也有若干表述，如明代叶昼所说的“同而不同处有辨”(容与堂本《水浒传》第三回回评)，金圣叹所说的“《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相熟”(《读第五才子书法》)等等，都从不同角度接触到了典型性的问题，但总体上尚缺乏有条理的表述。从清末开始，西方典型论被逐步引入，与传统的形神论、性格论等相结合，在本土化过程中被论者逐步运用。大家比较熟悉的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惟美术之性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云云，就比较明显。假如说，早于《红楼梦评论》一年，侠人在《小说丛话》中说：“明著一事焉以为之型，明立一人焉以为之式，则吾之思想可瞬息而普及于最下等之人”等，还较多地带有传统的色彩的话，那么到成之的《小说丛话》就比较成熟地运用西方观念来诠释典型的塑造了。他在认定小说是“美的制作”的基础上，指出艺术典型化的过程是必须经过模仿(见物之美而思效其美)、选择(去物之不美之点而存其美点)、想化(吾脑海中自能浮现一美之现象)、创造(以我脑海中之所想象者表现之于实际)四个阶段，然后“造出第二之社会”——理想化了的、创造性的美。它较之实际社会，“其差有二：一曰小，一曰深”。小即描写的人与事是个别的、具体的；深即比实际生活更强烈、更集中、更有普遍意义。这种典型的普遍意义他称之为“代表意义”。他接着用大量的篇幅一一分析了《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代表意义”，为剖析人物的典型意义作出了示范，并在实际上用了一种新的理论批判了索隐派、自传说。尽管他对这些人物的“代表意义”的理解未必得当，但能运用一种新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应该说也是一种进步。
正当海外小说与小说观蜂拥而涌入之时，如何评价中西小说各自的成败得失，及相互间的冲突与交融，势必为大家所关心。就在《新小说》上最初发表的《小说丛话》来说吧，其中侠人与周桂笙的观点就大相径庭。侠人说：“吾国小说之价值真过于西洋万万也。”而周桂笙则曰：“吾国小说，劣者固多，佳者亦不少，与外国相角逐，则比例多寡，万不逮一。”这种不同的认识虽与各自阅读中外小说的多寡有关，但主要恐怕还是与守中与趋外的不同情绪在起作用，因为在实际上，中西不同的小说是有不同的特色、不同的价值与面对不同的读者，无法在一个框框中一决高下的。好在清末民初的小说话的作者，真正的注意力还是能放在细辨各自的特色方面。比如侠人具体分析了“西洋之所长一，中国之所长三”；周桂笙从“身分”、“辱骂”、“诲淫”、“公德”、“图画”等角度指摘了“中国小说不如外国之处”。曼殊也在《小说丛话》中分析了若干不同的特点。这种比较，也有从具体作品入手的，如吴灵园在《小说闲评》(《申报》1921年2月至6月)中，将《红礁画桨录》等迭更司的作品，与《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等作品相比较，分析得相当细致。此外，孙毓修的《欧美小说丛谈》、玄甫、太冷生在《古今小说评林》中都有不少具体作品比较。这种比较，有时由于当时眼光的局限，不免有浮光掠影、牵强附会之弊，但总体上还是道中了若干问题，足资人们思考的。但在不同的比较中，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很容易引申为优劣高下的评判，乃至后来与“新旧”两派的论争纠缠在一起，相互攻讦，或认为旧小说一无是处，不但是“腐败的总根源”，而且在文字表达上也触处不通，或认为盲目地“引外国小说为模范”，为“数典忘祖”，反对“以西洋之成法，谓可尽行于中国而不悖”，搞得水火不容。在这样的情势下，有的小说话作者就呼吁不要先带成见，要实事求是地看待中西小说的成败得失，如胡季人(寄尘)在1919年2月10日《民国日报》上发表的《小说管见》中指出：
今日之写情小说，为大雅所鄙弃也久矣。然谓中国人所著之写情小说，多数不好则可也。苟谓但出自中国人之笔，即为不好，不可也。谓欧美写情小说多数皆好则可也。苟谓但出自欧美人之笔，即无不好，不可也。今日之崇拜西人者，无论西国拆白党之言，亦且奉为《圣经》贤德，于中国人自著之篇，不加细察，但以之为中国人著也，即一例抹杀曰：此诲淫之书也，此诲淫之书也。此种见解，抑何可笑?
今日批评中国写情小说无佳作者，试问之于近日出版之品，其一一读过而无遗乎?长篇短什，何止数千百种?此数千百种中，遂无一、二种可比拟西人者乎?遂无一、二种或驾过西人者乎?吾不信也。以理而论，固应如此，即证诸事实，吾所见者，亦不乏驾过西人之作。此等佳篇，在批评者正宜提倡，而今反一例抹杀之，非特是非失当，亦且非自尊其国之道也。
当然，胡寄尘的这段话，是带着“自尊其国之道”的色彩，但所论还是公道的，要求从实际出发来比较与评价中西的小说。在这基础上，有的小说话作者就明确要求客观地对待中西小说与小说观的异同。比如，吴绮缘在《小说琐话》(1919年12月《小说新报》第5年第12期)中就说得比较好：
或以中外小说之优劣质诸余，余曰：“是未可断言也。”今试以中西肴馔证之。煎炒烹炮，各有其法，料作既殊，滋味亦异，讵能强指为孰优孰劣乎?小说亦犹是也。然因文字迥别，故读者之嗜好，亦因而歧异。彼袒外国小说者之言曰：“中国小说之思想，过于陈旧，强半为诲淫诲盗之作，洵于家庭社会间，有害无利。”而在反对一方面言之则曰：“中国小说，活泼流利，不可捉摸，决不似外人所著之板滞，绝少精采。”是二说皆非折衷之谈也。盖言小说，则吾仅知为小说耳，仅知加以抉择而定其佳否耳，固不必强剖为中外之别也。中外之文字风俗，既各有不同，则小说自亦因之有别，各有所长，不相掩没，各有所短，亦不能强为辩护。精细缜密，想入非非，自让外国小说为胜。而立意奇奥，行文博雅，讽刺入理，寄托遥深，则又吾国小说之所长。两者相较，高下不易骤判。既不能强曹雪芹、施耐庵撰《福尔摩斯》等侦探案，要亦未能使大仲马、小仲马更撰一《三国》《水浒》也。
正是在正确认识中西小说不同是一种正常现象的基础上，人们从另一个方面去探讨中西小说不同中的同。早在1907年黄人的《小说小话》中也有较好的论述了中西、乃至世界各国小说不同而同的特点：
语云：“南海北海，此心同，此理同。”小说为以理想整治实事之文字。虽东西国俗攸殊，而必有相合之点。如希腊神话，阿剌伯夜谈不经，与吾国各种神怪小说，设想正同。盖因天演程度相等，无足异者。最奇者，若《夜叉夫人》(一勋爵之妻，有贤淑名，夫忽失踪，备极哀悼，且谨严自守，人无闲言。后事败，方知其与人通奸，弑夫潜埋室中)与《谋夫奇案》，如出一辙(此案各说部多记之，即伪为其夫遇祟自溺，实支解而瘗于坑下者)。《画灵》(商务书局发行)之与《鲍打滚冥画》，其术正同。(《画灵》者，一画士能视及现界外事物，而鲍打滚则就地一滚，而可目睹鬼神形状而绘之。)《海外轩渠录》所载，葛利佛至大人国，为宫婢戏置亵处，如临恶溪，险丑莫状，可谓匪夷所思矣；而《无稽谰语》中，竟有一节与之暗合者。盖人心虽极变幻，更不能于感官所接触之外别构一思想，不过取其收蓄于外界之材料，改易其形式质点，加以支配，以新一时之耳目。深察之，则朝三暮四，二五一十，正无可异也。又《水浒传》智取生辰纲一事，自是耐庵虚构；而阅《三洲游记》，阿非利加野人竟有真用此智而行劫者。岂黔种中亦有智多星欤?
后来，如冯叔鸾的《谈小说》(1922年《红杂志》第12期)，从《投射车》、《葛立佛游记》等西方科幻小说谈起，然后与《镜花缘》等中国的幻想小说进行了比较，先指出了两者的相异点：“惟西方作者，恒多附会于科学，而我国作者，则常托诸狐鬼神仙之说。”接着，又指出了两者不同之中的同，即“对于当时之社会上一切制度，都不能满足，恒借理想所及，作种种希望进步之表示。”由此而得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不可因其表现思想之方法不同，而遂目中西文艺为不能相及也。”这种分析在清末民初中西小说比较刚刚初起，一般人只是胪列中外小说的短长得失而很少注意其共同规律的时候，还是颇具眼力、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