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小说评林》与文白观及局内人信条

由于社会的剧变，民初的文学与文学批评也发生剧变，知识群体也发生巨大变化。且不说以林纾为代表的传统派与以《新青年》同人为代表的激进派之间的矛盾冲突，也不说民初市民作家群体与新文学家的矛盾冲突，只看关于文言与白话的矛盾冲突这一侧面就能发现问题，即在急遽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不同的知识群体之间可能发展到水火不容的程度。默顿在研究知识社会学时特别强调，“随着社会冲突的日益增长，不同群体的价值观、态度和思想方式的差异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这些群体以往的那些共同取向现在被互不相容的差异淹没了。由此不仅出现了各具特色的论域，而且导致任何一个论域都向其他的论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提出了挑战”^[11]。这一理论概括很有针对性，很能解释清末民初文言与白话彼此地位的消长，及其消长背后不同知识群体文学观和文化观的消长。《评林》同人总体上倾向于文言，尤其是浅近文言，但也不再排斥白话；而新文学家则不然，尽管他们——如鲁迅、周作人等——此前也如此，但此时则坚决主张提倡白话，废除文言，钱玄同还激进地主张废除汉字采用拉丁文。两种势力较量的结果，白话逐渐占据上风，并彻底压倒文言。

《评林》同人无疑取得很大的进步，他们认为：“小说以白话为主体，文言小说虽发明在白话之前，其普及社会之功能远不及白话小说。”(第4页)还认为，小说以长篇为主体，章回体长篇小说尤以白话为宜，文言长篇《三国志》之白描浅说不及半白话体的《石头记》。《水浒传》被他们尊为“白话长篇小说之第一”。张冥飞特意研究过“语言文字合一”问题。在他看来，该问题的解决不能纸上谈兵，而要实行，第一步是研求语言之可以可合于文字者。由于各处方言不能统一，“当先研求文字之可以通于各处语言者，道在列举各处可以通行之白话而又能以文字达之者，使语言先有统一之方，乃可以有合于文字之望”(第5页)。这不失为一种办法，与新文学倡导者废除汉字，采用拉丁文字的主张形成鲜明对比。张氏很自负地批评新文学倡导者说：“今之主张文学革命者，于语言文字合一之一问题，了无研究，徒发空谈，绝无办法，而又时时发为悻悻之词，动以骂詈为事，其卑鄙无识，有如是者也。”(第5页)这种批评不无道理。

《评林》同人严格区分“俗话”与“白话”，认为“白话可以普及，俗话多囿于一隅”。“纯粹之白话小说以《儒林外史》为最，盖其他之书无不有文言及俗话官话夹杂其中者也”(第51页)。他们大力赞扬白话小说《水浒传》《儒林外史》《西游记》《儿女英雄传》《金瓶梅》等。在他们看来，《水浒传》是完全白话小说，之乎者也等字最少；《儿女英雄传》是完全白话小说，但其中夹杂很多直隶山东流行之俗语；《金瓶梅》虽是白话体，但其中十分之九是明朝山东人俗话；《海天鸿雪记》是苏白小说，笔墨在近今《海上繁华梦》《九尾龟》之上；《留东外史》为近今白话小说之可观者，可惜不能简练，说话处太多(第6—9页)。为此，他们批评新文学倡导者“以俗话入诗文”的观点。然而，《评林》同人的白话观仅仅停留于文学语言层面，没有上升到文化层面，这是他们与新文学家白话观的最大区别。

这里涉及知识社会学“局内人信条”的理论问题，即急速变化的社会结构与局内人信条和局外人信条的发展之间的互动问题。作为知识群体，新文学阵营，更具体地说，文学研究会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呈现出浓厚的局内人主义的倾向。“局内人信条”是：“一个人要么会垄断知识或者能够优先获取知识，要么会由于群体资格或社会地位等原因而被排除在知识之外。……局内人是富有洞察力的人，他对别人肯定很难理解的问题具有特别的洞察力，因而他也具有敏锐的辨别力。”^[12]在文学研究会看来，作为局外人的林纾们、《评林》同人们、乃至其他民初市民作家们，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加入到新文学阵营，根本不具备对话资格。但《评林》同人的文白观仍然不失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