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和评说“新派诗”
对于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学术界意见较为一致。梁启超、陈三立、高旭、康有为、丘逢甲、狄葆贤、潘飞声、徐世昌、林庚白、汪辟疆、吴宓、钱仲联诸先生，于黄遵宪的“新派诗”，均极力称赞[4]。其中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5]并在《饮冰室诗话》具体指出黄遵宪《今别离》四首分别咏轮船、电报、照相以及东西半球昼夜相反，意境新奇，极富生活情趣，盛赞黄遵宪另一首诗《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黄遵宪之外，《饮冰室诗话》还对其他“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人诗作给予高度评价，例如杨惟敏《秋感四章》、楚北迷新子《新游仙》八首、蒋智由《新游仙》，《饮冰室诗话》都推崇备至。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大量录入和品评以西方新事物(包括异国风光、民俗民情)和文明成果(西方文明即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精神与自然科学等新鲜事物)作为表现对象而产生“新意境”的诗歌，势必加深一些诗人和批评家对新派诗的印象和批评。因此紧随着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歌开辟一隅新境，民国诗话中的一些诗话论著将此景演绎得如火如荼，时至民国二十四年吴宓《空轩诗话》“以新材料入旧格律”将此景涂抹至极致。
民国时期有许多诗话分别收录和评价新派诗，这些诗话批评家无论是陈衍、夏敬观等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还是钱仲联、林庚白等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的诗话论著虽然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呈现出现代性，然而这些诗话在采集和品评以西方新奇事物和西方文明成果构筑新意境的诗歌毕竟是有限的，吴宓《空轩诗话》却为此张扬起一道令人炫目的风景。吴宓推崇黄遵宪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主张，认为其主张“不特为前此千百诗人所能言，所未敢言，且亦合于文学创造之正轨，可作吾侪继起者之南针”[6]。正是在此观念的驱使下，《空轩诗话》录下了大量以“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诗作，有顾凫公滑冰之作《晨起独往万泉河冰嬉观沿岸木稼》[7]，凌宴池《冬夜北京饭店偕夫人启兰看跳舞》[8]，录并入吕碧城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忘湘人》词作，认为其真切典雅[9]。尤其赞美李思纯“描绘欧洲旅途风景，以新材料入旧格律，而其诗作成又甚工美，风情婉约，辞采明丽，使人爱不释手者”[10]。录其《欧行旅程杂诗》、《巴黎杂诗》、《柏林杂诗》等数首诗[11]。值得一提的是《空轩诗话》录入曾重伯先生诗作二首[12]，其中诗句“郇城请赎首生羊”和“蜜蜂荆棘天交食”中“蜜蜂荆棘”分别出自《圣经新约默示录》、《旧约诗篇》，“野鹿摽枝俗变讴”中来自《旧约箴言》，又见《耶利米书》。西方文化典故成为“新材料”进入中国传统诗歌“旧格律”中，可见中西文化上的交流日趋加强。此外吴宓所极力推崇的徐澄宇《海上谣》，大量音译外来词“沙利文”(Sullivan)、“卡尔登”(Carlton)，“环珴璘”(Vi-olin)直接入诗。吴宓对新派诗的推崇可见一斑。
晚清至民国以来的中国是半明半暗的时刻，光明与黑暗在此交汇，新与旧在此冲撞，错综复杂的矛盾都聚集于此。黄遵宪标新立异，迎入西洋制度名物和声光电化，既给诗歌带来新的视野，又更换诗歌的符号系统，更为重要的是黄遵宪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13]，把诗歌从山林和庙堂世界带到嘈杂喧闹的人间现实世界，所以“新派诗”少了故纸堆的陈腐气息，彰显了现实感和流动感，如此再经梁启超的鼓吹宣扬，“新派诗”风靡一时，创作“新派诗”热潮直至辛亥革命前后犹未衰减。不少南社诗人，如高旭、马君如等，都是“新派诗”的热心作者[14]。即使民国时期新文学的局面迅速形成并呈现繁荣发展之势的时候，仍然有一些人迷恋旧体诗的写作，仍然视黄遵宪为诗界革命的代表。纵观民国诗话作者多数大致出生于晚清，又大都是旧士大夫出生，曾以科举入仕途，擅吟诗填词，亦早有诗名。民国以降，或任教于新式学堂如陈衍等，或留在政界如袁嘉谷、郭则沄等，或赋闲在家如魏元旷、陈作霖等等，但皆写诗填词不辍，且多有诗词集付梓流传。也有出生于清末民初，如钱仲联、吴宓等，但他们的文化(文学)活动则在“五四”之后，他们早年接受过比较完整的传统旧式教育，由此对旧体诗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在稍后接受新式教育(包括出洋留学)乃至“五四”新文化的冲击洗礼之后，仍对旧体诗创作艺术的执著追求不改初衷。而不管这些批评家是传统的知识分子还是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传统诗歌僵化形式、板结语言的思虑和试图以西方现代文明标志的“新意境”蕴含着的新理想、新理念改造传统诗歌的努力是一致的，他们正逐渐游离“行有余力，则学以文”的古训，不再满足面向个人记忆和内心世界，而力求实践自身之外的更为伟大的理想是一致的。“新派诗”与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白话新诗同为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尽管在民国时期他们各自为战，似乎水火不容，然而却都是中国文人在新旧杂糅、中西结合的民国时期变革现实、实现理想的依托。这些民国诗话论著各自在录入“新派诗”的数量上不尽相等，诗学批评家对“新派诗”推崇程度不一样，偶尔也传来矛盾的声音，如《愿无尽庐诗话》作者高旭，他一方面提出了“诗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15]，另一方面又表示“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16]。刘衍文在《雕虫诗话》直接反对新词入诗，他说：“近代若干诗家，皆好拨弄新词以示维新气象者，终乃受人奚落失笑，反不若同、光诸老谨严整饰之为得也。”[17]但纵览以上民国诗话收录和品评新派诗基本上延续了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的批评倾向和批评态度，新派诗的采集和品评成为突破中国传统古诗话封闭的批评模式的凭证，为传统诗话批评注入了鲜活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