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声之争”与词体功能定位的重新思考
午社“四声之争”的起因有一定偶然性，如冒鹤亭文章的发表，午社成员之间的矛盾等等，但论其本质，却是对晚清以来持续不断的梦窗热的一种反思与反拨，体现出词学界再次解放词体的内在要求，以及对词体功能定位的重新思考。
从晚清、民国时期整体词学背景看，主要受到常州词派的影响，该派就其本质而言，十分重视词的社会功能，基本上属于功利主义词派，与清代中后期，尤其是后期的社会状态十分吻合，也因此得以迅速发展。晚清、民初的词家，从总体上看，基本都属于这一派，因此普遍重视声律，但并不拘守四声，他们更重视词的抒情功能以及词中所表达的情感。龙榆生：“而常州一脉，乃由江、浙而远被岭南，晚近词家如王、朱、况、郑之辈，固皆沿张、周之途辙，而发挥光大，以自抒其身世之悲者也。”[28]此处张、周，是指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和周济，两人的理论核心是“意内言外”和“词史说”，即希望在尊重词体特性的前提下，与诗一样，担负起必要的社会责任。因此晚清词人并不十分强调四声，重视的是“自抒其身世之悲”，与民国时期的情况不一样。冒广生对此看得比较清楚，其《四声钩沉》结合自身经历，开篇即指出：
同时吾所纳交老辈朋辈，若江蓉舫都转、张午桥太守、张韵梅大令、王幼遐给谏、文芸阁学士、曹君直阁读，皆未闻墨守四声之说。郑叔问舍人，是时选一调，制一题，皆摹仿白石。迨庚子后，始进而言清真，讲四声。朱古微侍郎填词最晚，起而张之；以其名德，海内翕然奉为金科玉律。[29]
冒广生在文中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时间节点：庚子年(1900)。他认为庚子之前，他所结交的老辈词人，如江人镜、张丙炎、张景祁、王鹏运、文廷式、曹元忠等，均不讲究四声；庚子以后，以朱祖谋为代表的词人才起而张之，并以其地位和词学名声，引天下词家效仿，一时形成“言清真，讲四声”的词学风气。以庚子年为具体的时间节点，似可商榷，事实上风气的转变往往需要一段时间，一个过程，并非在某一个点上一下子完成，但词风在庚子前后有一次变化却是客观事实。至于词风为什么会在这段时间转变?这除了和晚清社会的变化有关外，与词坛领袖人物本身遭际和心态变化也有关系，以词风转变之际两个关键人物为例，我们大致可以见出几分端倪。
一个是王鹏运(1848—1904)，晚清四大家之首，在其一生中，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疏反对西太后及光绪帝驻跸颐和园和戊戌变法参与维新活动是两次重要事件，在这两次事件中，均几遭不测。戊戌变法后，政治失意，几乎不再过问政事，将主要精力转到文学上。1902年得请南归，1904年卒于苏州。可见，尽管他一直对词有兴趣，但真正将主要精力转到词学，是在政治失意以后，其时晚清国势也江河日下，令人失望。另一个是朱祖谋(1857—1931)，晚清四大家之一。光绪二十六年(1900)，因义和团事起，曾上疏反对仇教开衅，触怒西太后等，几获罪。次年以“忠心谋国”升为内阁学士，擢为礼部侍郎。光绪二十八年(1902)，简放广东学政，因与总督不和，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辞官卜居苏州。考彊村一生四校梦窗词，除了第一次是1899年与王鹏运合校外，另外三次均在1906年辞官之后，其时朱彊村的心态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主观上有远离政治中心的想法。可见王、朱两人均有一段从尽力报国、积极有为到官场失意、消极无为的人生历程，王鹏运是在庚子之前，朱彊村是在庚子之后，两人均在失意之后将词学作为寄托，消磨时光。但两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对声律、校勘等的关注度也不同。王鹏运固然也醉心于校词，甚至将其寓所命名为“校梦龛”，并为校《梦窗词》制定了著名的校词五例，但他同样注重在创作中寄托自己的感情，况周颐《礼科掌印给事中王鹏运传》说他“才识闳通，不获竟其用”、“惟精研词学，生平悃款抑塞，一寄托乎是”[30]。朱祖谋《半塘定稿序》：“君天性和易，而多忧戚，若别有不堪者。既任京秩，久而得御史，抗疏言事，直声震内外，然卒以不得志去位。其遇厄穷，其才未竟厥施，故郁伊无聊之概，一于词陶写之。”[31]朱祖谋固然也通过词来寄托感情，如他在庚子时期的创作，就是非常典型的证据[32]，张尔田也说他“折槛一疏，直声震天下，即不得当，一抒之于词”[33]。但1906年之后，朱祖谋将较多的精力和热情放到具有技术性特征的校词活动和对梦窗词的研究上，对词的声律尤其重视。在重情还是重律的问题上，两人显然有所区别，当然，这种区别也和两人所处大环境有关，毕竟朱彊村入了民国，直到1931年才去世。
这种区别和冒广生所说的词风之变显然有密切联系。王鹏运通过词来寄托情感，注重的是词的抒情，没有刻意去“墨守四声”，这和传统常州派的词学观念基本一致。朱彊村之所以1906年以后把更多精力放到校词和研究梦窗上，与他自己心态变化以及鼎革后前清遗老社会身份的边缘化密切相关。常州词派讲究积极入世，但由于改朝换代，这个世已经与他们完全没有关系了，因此除了也会在词中抒发一点私人化的感情，包括换代的黍离之感和落寞之情，他们对词的社会功能越来越淡漠，而更多的是将词视为一种消遣与把玩的艺术形式，更加注重其声律和技巧。他们这时或倾力于校词，或精研梦窗词艺，就可以十分理解了。龙榆生《晚近词风之转变》：“一时词流，如郑大鹤(文焯)、况夔笙、张沚莼(上和)、曹君直(元忠)、吴伯宛(昌缓)诸君，咸集吴下，而新建夏吷庵(敬观)、钱塘张盂劬(尔田)，稍稍后起，亦各以倚声之学，互相切摩，或参究源流，或比勘声律，或致力于清真之探讨，或从事梦窗之宣扬，而大鹤之于清真，弘扬尤力，批校之本，至再至三，一时有‘清真教’之雅谑焉。”[34]常州词派发展到这时，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这种变化发生在词派内部，较少引起注意，和嘉道时期常派取代浙派不同[35]。冒广生指出“迨庚子后，始进而言清真，讲四声。”又明确指出朱彊村“起而张之”，“海内翕然奉为金科玉律”表明他已经非常敏锐地看到王鹏运和朱彊村的区别，以及由此引起的词风之变。
但这种变化也有个过程，蔡嵩云《柯亭论词》将清词分为三期：“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庵戏呼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郑叔问、况蕙风、朱彊村等，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参以凌仲次、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广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体，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严，故词法颇严。今世词学正宗，惟有此派。余皆少所树立，不能成派。其下者，野狐禅耳。故王、朱、郑、况诸家，词之家数虽不同，而词派则同。”[36]是将王鹏运和朱彊村等视为同一词派，虽然失之于粗，但提炼出“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和“凌仲次、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两个特点，则别具炯眼。从王鹏运到朱彊村，其实就是“意内言外之旨”逐渐减少，“审音持律之说”逐渐增加的过程，这一过程已为冒广生所察觉。
王鹏运和朱彊村显然有别，但如果我们再深究一下，从朱彊村到民国中期盲目拘守四声者，又有差别。吴庠《与夏瞿禅书》：“晚清如沤尹年丈，大鹤先生，音律辞章，可称兼美。然其四声变通之处，亦非彼死守四声者所能深晓。”[37]指出了两者的差异，但只是从声律的角度看问题，其实两者的区别，更多地是体现在对梦窗的不同理解上。朱彊村推崇梦窗，除了其声律严谨，词艺精深外，词中的情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梦窗生于南宋，国事日非，词中不时有悲凉之气流露，而朱彊村经历鼎革之变，沧桑之感更不待言，两者情感相通，别有会心。张尔田以为“曩者半塘翁固尝目先生词似梦窗。夫词家之有梦窗，亦犹诗家之有玉溪。玉溪以瑰迈高材，崎岖于钩党门户，所为篇什，幽忆怨断，世或小之为闺蟾之言。顾其他诗‘如何匡国分，不与素心期’。又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岂与夫丰艳曼睩竟丽者。窃以为感物之情，古今不易，第读之者弗之知尔”。又说彊村“当崇陵末叶，庙堂厝薪，玄黄水火”，“玉溪未遭之境，先生亲遘之矣”[38]。自然对梦窗词有更深一层领会。朱祖谋自己也说：“梦窗词品在有宋一代，颉颃清真。近世柏山刘氏独论其晚节，标为高洁。或疑给谏(王鹏运)亟刊其词，毋亦有微意耶?余知给谏，隐于词者也。乐笑翁题《霜花腴》卷后云：‘独怜水楼赋笔，有斜阳，还怕登临。愁未了，听残莺、啼过柳阴。’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读梦窗词当如此低徊矣。”[39]同样的感觉郑文焯也有，以为：“窃意当此世变，宜以奇情慷慨，以写余哀。如清真《西平乐》、《瑞鹤仙》、《浪淘沙》诸慢曲，其时或值方腊之乱，其词颇多峻切之音。即梦窗亦感触时事，不尽自组丽中来。”[40]都看到了梦窗词中“古之伤心人”的怀抱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伤，产生一种心心相印的独到体验。
但这种体验只有经历鼎革之变的朱彊村等移民词人才有，到了后一代，已经没有朱彊村等人的切身感受，自然也没有与梦窗等南宋词人的心灵契合。他们受朱彊村等人的影响，也偏爱梦窗，但更多的是对梦窗的词艺感兴趣，加以研究与模仿。随着彊村等老一代词人的逐渐离世，梦窗词风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其中寄慨身世的成分逐渐稀少，而声律、技巧的成分逐渐加多，最后演变为只有声律，没有性情的游戏之作，不惟远离常州派原初的词体观，即使与朱彊村等人相比，也远远不如。龙榆生、夏承焘、冒鹤亭、吴眉孙等极力反对的，其实是这样一种词风。龙榆生《晚近词风之转变》：
往岁彊村先生虽有“律博士”之称，而晚年常用习见之调。尝叩以四声之说，亦谓可以不拘。然好事之徒乃复斤斤于此，于是填词必拈僻调，究律必守四声，以言宗尚所先，必惟梦窗是拟。其流弊所极，则一词之成，往往非重检词谱，作者亦几不能句读，四声虽合，而真性已漓。且其人倘非绝顶聪明，而专务挦撦字面，以资涂饰。则所填之词，往往语气不相贯注，又不仅“七宝楼台”，徒炫眼目而已!以此言守律，以此言尊吴，则词学将益沈埋，而梦窗又且为人诟病，王、朱诸老不若是之隘且拘也。[41]
即明确地指出了当时词坛的流弊以及与朱彊村的差异。吴眉孙也有类似的表述：“不佞观近今死守四声者之词，率皆东涂西抹，蛮不讲理，且凑字成句，凑句成篇，奄奄无生气，若此只可谓之填声，不得谓之填词。不佞所以深致厌恶，不谓四声之说，可尽废也。”[42]夏承焘进一步指出：此种词风“效尤者多，其弊必至于拘手禁足之格，损陶情适性之体，来后人因噎废食之争。”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因此明确说：“是名为崇律，实将亡词也。”[43]将问题提到词体生死存亡的高度，令人警醒。
综上所述，从王鹏运到朱彊村的变化，是“意内言外之旨”逐渐减少，“审音持律之说”逐渐增加的过程；从朱彊村到拘守四声者的变化，则是“意内言外之旨”趋向于最小化，“审音持律之说”趋向于最大化的过程。这就是从晚清到民国中期词风的演变过程。当这个过程完成时，词体的社会功能几乎丧失。这时必将引发反弹，迫使词学界重新思考词体的功能定位。《天风阁学词日记》1941年3月13日条：“榆生寄来《同声》第三期，载眉孙致予论词三函，皆攻斥死守四声者。自古微开梦窗风气，近日物极必反矣。”
“物极必反”，这就是午社“四声之争”的最根本动因，也是民国词坛首次对梦窗词风的正式清算，体现出当时词人对词体定位的再次思考。
【注释】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国词集专题研究》(编号：13AZD048)；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现代都市与民国词学的关系研究——以上海为例》(编号：14ZS042)。
[2]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夏承焘全集》第六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以下所引《天风阁学词日记》均为此版本，不再注明。又：日记已标明所记日月，不再标出页码。
[3]冒怀辛编：《冒鹤亭词曲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1—112页。
[4]冒怀辛编：《冒鹤亭词曲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55页。
[5]夏承焘：《词四声平亭》，《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第五辑。
[6]夏承焘：《词四声平亭》，《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第五辑。
[7]夏承焘：《词四声平亭》，《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第五辑。
[8]夏承焘：《词四声平亭》，《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第五辑。
[9]夏承焘：《词四声平亭》，《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第五辑。
[10]夏承焘：《词四声平亭》，《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第五辑。
[11]吴庠：《与夏瞿禅书》，《同声月刊》1941年第1卷3号。
[12]吴眉孙：《四声说(二)》，《同声月刊》1941年第1卷第6号。
[13]吴眉孙：《四声说(一)》，《同声月刊》1941年第1卷第6号。
[14]吴眉孙：《四声说(一)》，《同声月刊》1941年第1卷第6号。
[15]张尔田：《与龙榆生论四声书》，《同声月刊》1941年第1卷第8号。
[16]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41年12月21日。
[17]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41年12月27日。
[18]龙榆生：《晚近词风之转变》，《同声月刊》1941年第1卷第3号。
[19]吴庠：《覆夏瞿禅书》，《同声月刊》1941年第1卷3号。
[20]龙榆生：《晚近词风之转变》，《同声月刊》1941年第1卷第3号。
[21]王孝煃：《仇君述盦传》，《鞠
词》，民国丁亥年(1947年)铅印本。
[22]陈世宜：《鞠
词叙》，《鞠
词》，版本同上。
[23]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40年9月3日。
[24]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40年10月31日。
[25]夏承焘：《词四声平亭》，《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第五辑。
[26]施则敬：《与龙榆生论四声书》，《同声月刊》1941年第1卷10号。
[27]陈能群：《词用平仄四声要诀》，《同声月刊》1941年第1卷3号。
[28]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后记》，《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76页。
[29]冒怀辛编：《冒鹤亭词曲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1页。
[30]汪兆镛：《碑传集三编》，《清碑传集合集》，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4059页。
[31]王鹏运：《半塘定稿》，陈乃乾编：《清名家词》，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据开明书店出版影印。
[32]徐珂：《近词丛话》：“光绪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京城，居人或惊散，古微与刘伯崇殿撰福姚，就幼霞以居。三人者，痛世运之陵夷，患气之非一日致，则发愤叫呼，相对太息。既不得他往，乃约为词课，拈题刻烛，于喁唱酬，日为之无间，一阕成，赏奇攻瑕，不隐不阿，谈谐间作，心神洒然，若忘其在颠沛兀臲中，而自以为友朋文字之至乐也。”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227页。
[33]张尔田：《彊村语业序》，陈乃乾编：《清名家词》，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据开明书店出版影印。
[34]龙榆生主编：《同声月刊》，1941年第1卷第3号。
[35]参见朱惠国《晚清、民国词风演进历程及其反思》，《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1期。
[36]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908页。
[37]龙榆生主编：《同声月刊》1941年第1卷3号。
[38]张尔田《彊村语业序》，陈乃乾编：《清名家词》，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据开明书店出版影印。
[39]朱祖谋：《〈梦窗甲乙丙丁稿〉序》，《梦窗甲乙丙丁稿》，王鹏运辑：《四印斋所刻词》。
[40]郑文焯致朱祖谋书，见黄墨谷辑录：《〈词林翰藻〉残璧遗珠》，《词学》第七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第221页。
[41]龙榆生主编：《同声月刊》，1941年第1卷第3号。
[42]吴庠：《与夏瞿禅书》，《同声月刊》，1941年第1卷3号。
[43]夏承焘：《词四声平亭》，《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