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小说评林》与文学的社会功利观及社会小说批评

《评林》同人的“集体良知”还体现于这一知识群体的社会功利观，而非政治功利观。他们对政治缺乏足够的兴趣，对所谓的“国家”也缺乏高度的热情，却对社会充满责任感。《评林》指出：“小说为纯粹的社会事业，不得含有国家或政治的意味。”“国家主义，对外为侵略主义，对内为专制主义。侵略主义以国家为前提，所借口者，为全国之人谋充分之衣食住(所谓殖民政策)。专制主义以政府为前提，所借口者，为全国之人谋普及之衣食住(所谓统一政策)。其弊也，讲殖民政策者，野心家与野心家之势力相冲突，遂酿成此次欧洲四年之大悲剧；讲统一政策者，官僚派与官僚派之权利相冲突，遂演出历代历史上亡国败家种种之黑幕。”(第1页)他们认为，国家主义的两种表现“侵略主义”与“专制主义”都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小说只有为社会服务，走社会主义之路，才不会助长这两种灾难。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救世是时代的当务之急。张冥飞认为，我国传统的经史书籍，大抵根据国家与政府的主义加以发挥，仅仅诸子百家之言不足以代表社会之喉舌，而小说乃百家之一，“其能力足以普及社会，原载经史及发挥政治学之诸子之上，故我人不能不承认现实为纯粹的社会事业”(第2页)。这种观念是梁启超等维新派发起晚清文学界革命时的小说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认为小说的社会影响力在经史之上，极力提高小说的地位，以便发表“区区政见”。《评林》同人认同其小说观，但不赞同用小说来宣传政治见解。因此，他们批判政治小说，认为：“政治小说不成名词者也。且其事实亦决不能独立。盖关于政治之事实，苟不附丽于历史或风俗或情爱而单独发扬其政见，则未有不索焉寡味者也。”(第3页)这种批评颇有见地，梁启超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正是如此，本来该作是模仿日本的政治小说，如《经国美谈》《佳人奇遇》，这些小说是非常典型的“政治加爱情”的结构模式，可读性很强，而《新中国未来记》只讲政治，不谈爱情，且故事性不强，自然就索然寡味。《评林》同人对《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留东外史》《广陵潮》等社会小说大加赞扬。在这一知识群体看来，“小说之主脑，在启发智识而维持风化。启发智识犹易事也，维持风化则难乎其难，是非有确切之伦理小说足以感动人心，而使愚夫愚妇皆激发天良不可。顾伦理小说极难措笔。偏于庄重，则如城隍庙之皂隶，令见者望而却走，虽口口圣贤，句句经传，自以谓阐发无遗，于世道无小补也。偏于烘染，则失之油滑，必贻吃荤念佛之讥，而阅者亦无可注意，是标为伦理，而与不伦不理一类也。中国各古本中，无论何种小说，于伦理二字却都有价值”(第141页)。他们的社会功利观更多的是维持社会风化，守护传统的伦理观。《评林》同人认同此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的小说主张，即小说与群治有极大之关系，进而认为小说足以改良社会，小说之关系于世道人心者良非浅显，进而批判传统士大夫漠视甚至鄙视小说的观念，“独惜中国士夫，头脑顽固，不可以理喻，虽有《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诸书，皆屏不之读，即读焉而亦不能发明，所以仅视为消遣品……”(第117页)但他们与梁启超等人不同，梁启超等人试图以小说为利器，以发表自己的区区政见；而他们则以小说为工具，维持风化，以有利于世道人心。《评林》同人对社会小说大加赞赏：“窃以各种小说，以社会小说为最可贵。英国社会改进之功，识者许却尔司迭更斯与有力焉。写一种阶级之社会，如《水浒》之写官吏腐败焉，剧盗之横行焉，是刺官迫平民，铤而走险之强盗社会之一种情状也；如《红楼梦》之写世族之家之龌龊焉，骄奢淫佚焉，是刺官宦家庭鲜克有礼之情状也；如《儒林外史》之写绅儒之尖酸焉，刻薄焉，是刺儒林社会之情状也；如《留东外史》之写学生之沉湎焉，亡命客之放浪焉，是刺留东一部分之学界情状也；如《广陵潮》之写社会之迷信焉，学究之守旧焉，是刺清末国初扬州社会之情状也。以上各书，优劣虽有不同，而描写一时代一种之社会，固淋漓尽致矣。呜呼!世界愈进化，作奸愈益进。安得写生妙手一一铸鼎象奸，昭示来兹乎?”(第186—187页)他们的文学社会功利观和社会小说批评是这一知识群体“救世”的集中反映，这是该知识群体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核心思想之一。

从知识社会学来看，这一知识群体的文学社会功利观是他们政治立场的鲜明体现。尽管他们没有标榜自己的政治立场，却仍然可以视为社会民主派。马克思认为，社会民主派是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失去革命的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的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其物质利益和民主保障既受到革命的威胁，又受到反革命的威胁，因此，他们要求“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他们并非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惟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所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8]。从《评林》同人的文学批评来看，他们认为，《九十三年》实为写实小说之名著，描写法国革命时之乱离状态发人深省。尽管他们也认同东亚病夫“为人道而作，为无韵之诗”的评论，但他们论述的重心为“作小说必如此，方有功世道”(第164页)。这一观点与清末民初激进派高歌法国大革命截然不同。这一知识群体对政治不感兴趣却对社会感兴趣，不肩负什么政治责任却肩负社会责任，这受制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