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心古韵—引领时尚的文艺明星

称周瘦鹃为文艺明星，主要是基于他在文艺上获得了以上海市民为主的各个阶层的广泛欢迎。民初瘦鹃正在青春年华、高瘦俊朗，很有一副浪漫文人的模样。拥有明星的外形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他在撰译小说、投稿出书、编辑报刊的过程中拥有了极为广泛的人脉。直接扶植过他的就有“兴味派”盟主包天笑，与包氏共称为“民初报界两大巨头”的王钝根，民国第一大报《申报》主编陈景韩、老板史量才，等等；画家丁悚、江小鹣、杨清磬，小说家陈蝶仙、陈小蝶、严独鹤、李常觉、毕倚虹、李涵秋，戏剧家梅兰芳、电影人郑正秋等都是他的好友。这些人都深具古典文化修养，能诗善书、亦擅说书唱戏，甚至中西乐器也样样来得。瘦鹃当然也是多才多艺，与他们情趣相契的。他们主倡“兴味”，成为民初上海“文化场”的主体力量。瘦鹃在译、写、编上的成功正是在与“兴味派”同人的互动中完成的，他当然具有此派作家的典型文化特征：倾心古韵—引领时尚。

说周瘦鹃倾心古韵，缘于他是一位典型的走向现代的“江南文人”，他爱美、爱艺术，努力寻找生活的“兴味”，这是苏州文人一脉相承的秉性。例如，他爱小的对联、小的扇面、小的盆景，这种对“微物”的迷恋大概来自其乡前辈《浮生六记》主人沈复的影响吧!沈复曾言：“见藐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瘦鹃继承古代小说“兴味”传统而撰译的文言、白话小说，所编期刊的兼容古今雅俗的特色，痴于“美”与“情”的“紫罗兰情结”等也都是鲜明的例证。

另外，他还有引领时尚，不断趋新的一面。在1920年代，新文学家将瘦鹃的小说归为“旧派”时，他曾表述过一个观点：“小说之新旧，不在形式，而在精神。苟精神上极新，则即不加新符号，不用她字，亦未始非新。”^[39]这说明他是以“精神上极新”者自居的。瘦鹃的精神到底新不新呢?这关键要看对“新”的理解。假如像新文学家那样以“西”为新，以“中”为旧，他显然是不够新的。倘若换一个角度，他的确是新的，其“新”是由“旧”出“新”，即在传统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化“古”化“西”为当时之“新”，同时，也是引领上海现代都市生活之“新”。这样说似乎有拔高之嫌，因为新文学家所批判的某些“陈旧”之处在其人其文中的确存在，但他在主观上一直在探索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之路，并通过多元趣味的日常叙事进行着现代生活启蒙，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他通过一篇篇沁人心脾的撰译言情小说，以及报刊上关于“家庭”、“婚姻”、“妇女”问题的讨论，抨击着封建礼教，引入西方爱情婚姻观，讨论所谓现代“小家庭”的利弊，培养着女性的现代独立意识。实际上，这种润物无声的“渐变”方式更容易为民初广大民众接受。而从历史连续性上讲，民初近十年的文学艺术、思想意识“渐变”正是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火山喷发般的意识形态革命积蓄能量。单从文艺上讲，周瘦鹃也创下了不少现代“第一”。如，有人认为他的处女作《爱之花》是中国第一本话剧，据此称他为“中国话剧之父”；他的文学翻译成就在民初无人匹敌，他是高尔基作品的第一位中译者；他的《紫兰花片》是现代第一份个人袖珍式方型杂志，等等。可见，瘦鹃在文艺上总是匠心独运，能够开风气之先，这是他成为引领时尚的文艺明星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如果从生活的都市时尚层面来审视民初瘦鹃，那肯定要立即承认他是“极新”的。他编的“紫色系列”杂志是雅俗共赏的时尚杂志，从版式装帧到内容话题都是民初上海最有“嚼头”的公共谈资。他不但写言情小说、翻译欧美小说，还不遗余力地鼓吹推介好莱坞影戏(即电影)，他为此专门写影戏话，写影戏剧本，介绍电影明星近况。瘦鹃编刊还具有“博客精神”，比如他晚上参加了一次跳舞会、吃了一顿大餐、观看了一场西洋歌剧，只要是引起了他写作“兴味”的，第二天一早就会见诸报端，往往立即成为读者模仿的都市生活时尚。1920年代中期以后，他在上海市民心中“声誉益隆，几乎红得发紫”^[40]；严芙孙在《全国小说名家专集》中称他为“当今青年小说家中最负时誉的一个人”^[41]。需要指出的是，此时已非“兴味派”一家独语，而是新文学家成为文坛主宰，周瘦鹃更亲密地与现代传媒体制和大众娱乐接触，已然转型为新的“文学场”上的“市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