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编剧演剧

1912年11月9日，郑正秋在上海办《图画剧报》，此报分游戏画、新闻画、戏画三部分，形式新颖，图文并茂。1913年，郑正秋和张石川等组成新民影戏公司，他编写了电影剧本《难夫难妻》，并和张石川联合导演，影片在1913年9月在新新舞台上映时，轰动一时，郑正秋初次展露了他的编剧天才。自1913到1926年，郑正秋参与编演的剧作达一百多部，在六十多部戏剧中出演过角色，全身心投入戏剧的编演过程中。

郑正秋所编的戏剧有几个特点：其一是通常以观众熟悉并且感兴趣的社会新闻作为戏剧的题材，并以揭露社会的黑暗为目的。这类戏剧把社会环境描摹得非常真实，把社会的人情世故展示得丝丝入扣，类似于写实戏剧，如《蒋红英老五殉情记》等；其二是善于表现社会底层卑贱者的痛苦生活，以及他们之间的真情，这类戏剧也以社会现实为题材，但加以虚构，讲究人物场面和感情的描摹，如《桃花运》等；其三即启发社会觉悟的爱国救国教育，这类戏剧紧跟社会时代思潮，表现出鲜明的社会教育思想和目的，但不是一味严肃说教，在严肃内容中夹杂可观性，这类戏剧带有悲剧成分，是郑正秋在了解国情国风基础上对社会的针砭和对观众的启悟，如《阶级刀》、《新青年》、《新旧家庭》等。这些戏剧一经演出，都深受观众的喜爱。

同时，郑正秋自身为演员、编剧、导演，他在实践中累积众多宝贵的关于演剧、编剧的经验。他见当时舞台“新客串及登台演说者”：面红耳赤者有之，手足无措者有之，期期艾艾者有之，挥汗如雨者有之，气急声嘶者有之，惊惶战栗者有之，语无伦次者有之，摇摇不定者有之，变音变调者有之，黄腔走板者有之，忘词拉矢者有之，顶板碰板者有之，身不由己者有之，动辄得咎者有之^[5]。

他认为这些现象，“大都因为力不能镇定，力之所以不能镇定者，气不能沉着，使之然也”^[6]，想改变这些毛病，“其法先当练气”。他认为新剧失败的原因是，新剧演员的不敬业、不认真，既“自戏”又“戏人”，新剧演员中“不自戏戏人者，千中难选一二”。演说派之新剧人“咬牙切齿、瞪目顿足、拼命狂叫、穷凶极恶，无论为家庭戏，为社会戏，总是一副面目，总是一副身段”，胡调派之新剧人“奇形怪状、肮脏龌龊、油头滑脑、颠倒戏情，一遇国事戏与世界戏，非呆若木鸡、无法可施，即逾越范围、瞎三话四”，这些都不是学习新剧的人应该效仿的对象。新剧“第一要讲究身份，扮到何等样人物，即用何等样演法，用何等样说法”，“处处应合自然”，新剧“编幕表、讲戏情之人才不可少”，作工“第一在乎气度，第二在乎神情，第三在乎动作，第四在乎变化”，言语“第一在道德，第二在学问，第三在条理，第四在声音”，演员“当从‘诚’字上痛下功夫，尤须在学养上三致意焉”。这是郑正秋演剧的见解，也是他从自己的表演实践中总结的，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郑正秋曾总结自己编剧过程说：“我国戏剧，犹未能越(写实)范围(皮簧除外)，虽曰天下事千变万化、过去现在、良多可取，奈我数年以来，取人事、作剧材、既甚伙，遂不免有大同小异、千篇一律之俱”，他认为编剧要注意三要点：“(一)必须养成选择之才能；(二)必须善下剪裁之功夫；(三)必须运用点缀之心思”^[7]，“因地取材、因人取材”，剧材得到之后，“加以剪裁，其无关紧要之处，即可以割去之”，最后“多所映衬，旁敲侧击”，尤其要注意“烘云托月、分外动人，悲痛之至，定当有笑料以调和观众之情感，苦乐对照，愈见精采”，这些也是其编剧上的宝贵经验。

郑正秋编剧看中的是其价值，尤其是伦理的价值、社会的价值。但当时新剧的上演情况总不尽如人意，有很多媚俗、趋势的情况发生。1918年郑正秋曾加入笑舞台，但旋即离开，离开时他宣言如下：正秋于11日起，已与笑舞台脱离关系。凡我同志及药风社学生，连带辞去而出门他就者，当知宁使不合时宜，万勿教营业性质战胜教育主义也。编剧如果一味媚俗，演剧如果一味取悦妇人女子。是已先失去人格矣，不是从事移风易俗，实是提倡伤风败俗矣。看戏人受害必多。如遇此种团体。还须照例辞回。假如牺牲药风宗旨，以相迁就，就是非我徒也，今后勿入我门^[8]。于是重新设立药风新剧场。

一代影后胡蝶多年后评价：“郑正秋在编戏上很有特长。他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又长期从事戏剧工作，这是一面，他对于人生有丰富的知识，社会的形形色色，他都看过，懂得人情世故。两者结合，使他写出的人物有血有肉，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他始终遵循他的‘戏剧，社会教育之实验场’的主张，他了解观众的心理，知道他们的喜好，善于结构故事，烘托情节，所以他编的戏总能扣住观众的心弦。他善于用人，哪个演员适合演什么戏，他心里一清二楚，在在他的戏里，似乎每个角色都分配得那么适宜，这实在是他作为导演的过人之处。”^[9]没有溢美，皆是恳切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