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坚守社会责任
不过，说民初“旧派”小说家思想守旧，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当初活跃的“旧派”小说家，不少出自南社或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人，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并不曾落后过。但是激进的新派认定他们的“思想本来是纯粹中国旧式的”[33]，写的是“封建的小市民文艺”[34]，甚至是“封建余孽”[35]。他们主要活动在上海，假如有什么“新”的特色话，那就是染上了些十里洋场的买办气息，所以又称他们是“地主思想与买办意识的混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十里洋场的畸形胎儿”。因此，五四前后的新派文学家指摘“旧派”时，除了攻击传统的表现形式陈旧之外，同时指向了“旧派”的思想及其小说的内容，认为他们代表的是“旧文化旧文学”加上“现代的恶趣味”[36]，“在他们看来，小说是一件商品，只要有地方销，是可以赶制出来的；只要能迎合社会心理，无论怎样迁就都可以的”，所以“旧派”“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37]。
应该说，民初的“旧派”小说家们长于清末，传统的旧思想、旧道德对他们的影响根深蒂固，是不易一朝一夕彻底消除的，这正像一些新派文学家一样，即使有的到海外去闯荡了多年，同样不是与旧思想、旧道德能完全彻底的一刀两断的。假如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往后看，是完全可以说过去的都是旧的；但假如能历史地将“旧派”与过去相比，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他们“不旧”，他们也有趋“新”、有改革的一面。这正如黄转陶说的“十余年前之新小说，今已视为旧矣。今日之新小说，十余年后，未尝非旧小说也”[38]，就以所谓“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玉梨魂》来说吧，它之所以能名重一时，十几年后人们还说它“有价值，令人百读不厌”[39]，一版再版，印了三十五万册左右[40]，还有人将它改编成电影，难道就没有写出了当时青年人中的真实感情吗?难道不是提出了一个社会问题，将矛头直指旧式礼教吗?难道没有一点打上时代烙印的新精神吗[41]?更何况，主流的“旧派”小说家在商业利益面前，多数还是有社会责任，有道德良心的，并不一味炮制媚俗恶趣的东西。他们继承传统的“即可娱目，即以醒心”(自怡轩主人《娱目醒心编序》)的精神，在鼓吹小说注重兴味与消闲时，多数人是不忘小说家的社会责任的，在办刊之初，大都同时强调要对社会起到良好的作用。如1913年《〈游戏杂志〉序》说：“冀借淳于微讽，呼醒当世。顾此，虽名属游戏，岂得以游戏目之哉!”1914年《〈中华小说界〉发刊词》说：“小说界以罕譬曲喻之文，作默化潜移之具，冀以挽回末俗，输荡新机。”同年，《〈眉语〉宣言》说：“虽曰游戏文章、荒唐演述，然谲谏微讽，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亦未始无感化之功也。”1915年，《〈小说大观〉例言》称所载小说，“均选择精严，宗旨纯正，有益于社会，有功于道德之作，无时下浮薄狂荡诲盗导淫之风”。1917年，《〈小说画报〉例言》也说所载小说“均关于道德教育政治科学等最益身心最有兴味之作。”如此等等，都表明了民初的主流小说家在倡导小说“一以兴味为主”，强调它的“娱目”“消闲”作用时，并没有将社会责任心抛到了九霄云外。因此，假如我们一是用比以往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的历史的观点看，二是不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全局的方法来看，“旧派”小说家并不旧，他们也是面对着社会的改良，在小说现代化的道路上努力着。假如不是历史地看，又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话，即使很新派的、对“鸳鸯胡蝶式文学”颇有微词的鲁迅，不是同样也会被人骂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吗?
面对新文学家的责难，一些“旧派”小说家就站出来直接用自己的经历来说明自己的思想并不旧。这可以以许指严与周瘦鹃为代表。许指严在1919年作《说林扬觯》一文[42]，历述了自己“弄翰三十年”来的求索。他说：“自政体学说竞尚改革以来，近岁复有文学革命之提倡，于是赞成者有之，非难者有之。”面对着这样的情势，他说自己早在“十余年前”，就“毅然弃经、史、诗、古文辞，而浸淫小说者，即本斯意”，也即是想走文学革命的道路。但由于一时“大文豪辈树帜赫赫，屹然不可摇动”，自己就缺乏创作的自信，只能走“移译欧美小说”的道路，“暇则为荒唐谬悠之寓言”，“终不敢一伸其旨趣”。不过，他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深信“世界思想之潮流，日趋于群治的，而即日汰其独裁的”。同时，他也认识到“西方学业普及之效，实借重小说也，因益信小说之可以立功于社会”。但是，吾国的文字“简且古”，难以普及，“环视社会中识字者且不多，何论文言”!于是他决心“效力”白话，“试为章回白话体”，“欲以白话小说启迪社会，而为文学界树一新帜”，结果又是“每一稿出，辄为前辈所诃”，使他陷入了徘徊苦恼之中。直到“客秋得读北京大学之《新青年》刊著物中载诸名流之绪论，始服其肝胆过人”，一扫了他的“犹豫狐疑之状态”，决心沿着这新的方向前进，并呼吁：“苟有数十百能文而精神饱健，思力敏锐之青年，尽出其新思想、新知识，构成白话章回小说，或类于小说之弹词、平话，浅显明白，妇孺易解，以简单之印刷物遍布于社会。不逾十年，可夺《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坛席，而祧其庙矣。此其功岂在大教育家下哉!”许指严在这里详细地描述了自己从晚清“文学界革命”到接受《新青年》影响的一段时间内的心路历程。他在不同时期的“新思想”的感召下，从传统的经史诗文的圈子中跳出来进入小说界，从翻译欧美小说再到写白话章回小说以表现“新思想，新事物”，可见他是不断地因时适变，与时俱进的。许指严的路，实际上也是多数“旧派”小说家们所走的路。
再看后期《礼拜六》的主编周瘦鹃。《礼拜六》向来被史家作为民初“旧派”小说的代名词而被低俗化到了极点。何海鸣就当面听到一位新派小说家议论道：“上海一般少爷式的中学生，都在电车上看《礼拜六》和《星期》，这不惟该骂，而且该打。”因为在这位新派小说家看来，“《礼拜六》都是吊膀术的文字”[43]。其实，正如现在人们常常引用的周瘦鹃在《闲话礼拜六》中所说的，此杂志“前后共出版二百期中所刊登的创作小说和杂文等等，大抵是暴露社会的黑暗，军阀的横暴，家庭的专制，婚姻的不自由等等，不一定都是些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佳人小说……”(黄按：即使真正的以李定夷、徐枕亚等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也不是低俗的)[44]。这段话是1958年说的。实际上，他在1919年6月16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小说杂谈》中，即通过《卖国奴之日记》一书，表明了自己的创作并非是无病呻吟，追求“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而是“意在警惕国人”：
余曾有警世小说《亡国奴之日记》之作，举吾理想中亡国奴所感受之痛苦，以日记体记之，而复参考韩、印、越、埃、波、缅亡国之史，俾资印证。深宵走笔，恍闻鬼哭声，而吾身似亦入于书中，躬被亡国之苦，纸上墨痕，正不辨是泪是血也。书仅万言，而亡国奴之苦况，已尽一二。开端有二语，颇沉痛，曰：“前此有国之时，弗知爱国。今欲爱国，则国已不为吾有。”故愿吾国人乘此祖国未亡之时，共爱其国，幸勿谓作者之无病而呻吟也。
这篇小说后印成单印本，“于一日中销去四千余册”，使“吾国人心目中，殆亦知亡国之可惧矣”。类似有关民族存亡、国家命运的小说，周瘦鹃在《礼拜六》上发表了近十篇。这实际上是继承了他的前任主编王钝根的传统。1915年，日、德在青岛开战，国难当头，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礼拜六》第46期即发表了纪实小说《弱国余生记》，王钝根特别写了按语：“嗟我同胞，不起自卫，行且尽为亡国奴!”紧接着，将第51期专门定为“国耻”专号，并连续8期连载《国耻录》，充分地展示了《礼拜六》人的爱国心。周瘦鹃还在《礼拜六》上发表了不少翻译西方名家的短篇小说，一部分收入了他编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对传播后来新派文学家所强调的新思想、新技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即使在《礼拜六》上发表较多的言情小说，“也并没有把诲淫诲盗的作品来毒害读者”[45]，相反，也是以社会道德为重，且往往从中宣扬了警世爱国的精神，如当时就有人指出：“《礼拜六》瘦鹃之《一诺》借痴情儿女之心，作救国英雄之气，抑何风云壮阔、花月迷离乃尔。”[46]这就难怪王钝根十分愤怒地指出：“有人以《礼拜六》与市上淫秽小说等量齐观，我直欲抉其眸子!”[47]
主流的“旧派”小说家不但在自己的杂志与作品中坚持正气，而且也对当时小说创作中的不良风气进行了批评。他们也反对荒诞淫秽的小说，1919年《晶报》就载《社会一斑·荒诞淫秽之小说》一文说：“小说一道，于通俗教育至有关系，近年荒诞之作层见迭出，大为人心风俗之害。”呼吁：“有指导社会之责者，宜严查印刻此种书籍之店，惩一儆百，而后可望铲除一般无耻恶魔也。”[48]不但如此，他们也反对粗制滥造。冯叔鸾就严厉地批评当时“出版界却只管把著作家当做机器般看待，著作家为了生活的关系，也只管把上海剧馆排本戏的方法，移用于文艺作品中，东拉西扯，改头换面，□妇女哄小孩的种种方法，都使用出来”，“拿浅恶的文字，搪塞读者”[49]。应该说，自明清以来，那种荒诞诲淫、粗制滥造的作品在绝大多数年代都是存在的，清末民初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这些问题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儿地要“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等民初“旧派”小说家们以一个流派、甚至一个时代来承担责任。个别作家、个别作品的弊病决不能夸大为整个流派、整个时代的错误，更何况当时不少真正诲淫诲盗的作品本来就不是出于“旧派”小说家的圈子。主流的“旧派”小说家们也是在竭力反对着。因此，假如将当时社会上、小说界流淌着的所有脏水都泼在“旧派”小说家们的头上，显然是不公平的。
正因此，当时的“旧派”小说家就并不服气，他们也用同样的手法指出改版后的、以新派自居的《小说月报》也有如写“一个大学堂学生，去嫖下等娼妓”的《碧海青天》那样的“浅薄、恶劣、无耻”之作[50]；甚至在“新出的《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七号，开卷的第一页画着一个裸体的男子搂着一个裸体的女子”。这显然是为了迎合“普通人也欢迎那种裸体画”的做法。这就难免使这位作者用不无讽刺的笔调说，“商务印书馆印刷鲜明，倘然多印些外国式、中国式的男女裸体画，营业必然发达”，“欢迎的人一定很多呢”[51]。这无异于说，作为新派小说家的重要阵地《小说月报》，自己不免也是有点“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味道的。“旧派”小说论者还指摘新派小说作品中的一系列问题，如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冰心的《遗书》，尽管得到了新旧小说家的一片叫好[52]，但这篇小说中写的中国人，“很不像中国一般的人”，“是未来中国人，或者简直是外国人”，缺乏真实性[53]。还有署名“啸云”的《疯人日记》，写得“迷离惝怳，莫名其妙”，连编者雁冰自己也“不是能领悟”，这样的作品显然是脱离了大众[54]。何海鸣还指出：“周作人评他们自己《小说月报》的创作，说未免不食人间烟火。我想，小说是平民的文学，群众的文学，又要说什么写实和印象，若是丝毫没有得人间烟火气，那究竟说的是人话，还是神话咧?若说是神话，要叫凡人去看，这人们又那里看得懂。”[55]诸如此类，虽然不能全归结为粗制滥造，但也足以说明新派小说并非是十全十美。时过十几年后，一位“对于新旧小说，一律是一视同仁”的人说：“不过，有一件不可讳的事实，便是新小说中精心匠意的作品，实在不多，大部分是粗制滥造的东西，所以新文学虽然喊了十多年，能够比拟上古人的作品，真是寥若晨星!”[56]事实正是这样，大家在前进过程中，难免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浅薄、粗率等问题。假如只是将别人的问题放大，然后用棍子去打压，就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
总之，“旧派”小说家并不旧。他们在晚清小说界强调内容“革命”的道路上，救弊补偏，更弦改张，宣扬“兴味第一”，小说为百姓人生的娱乐、消闲服务，这就遭到了力主小说为精英人生的社会政治服务、用译作来扬弃传统的新文学家们的猛烈的抨击。因此，当时小说界的新旧之争，主要不是科学、民主与封建、迷信之争，不是文言与白话之争，实质上是“载道派”与“艺术派”，是坚持传统与全盘西化之争。尽管新派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主流，“旧派”小说家们被挤在边缘，但不等于说各自没有偏颇。假如当时双方能取长补短，“和衷共济”[57]，而不是“专作门户标榜之见”[58]，相互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话，或许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就更有一点民族的气派，而不会被人说是“建立在翻译的基础上”了。但历史是不会再重复的，往者已不可追，但愿来者能为鉴。
(本文原载《文学评论》2010第5期)
【注释】
[1]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4年重大项目“中国文论转型研究”(05JJD750.11—44005)，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文论近现代转型”(05BZW039)。
郑振铎于1935年12月21日作《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导言》时即说：“可惜这一类文字，现在也搜集不到，不能将他们重刊于此。”
[2]1919年9月《小说新报》第5年第9期。
[3]包天笑：《〈小说大观〉宣言短引》，1915年8月《小说大观》第1集。
[4]天游：《小说闲评》1911年3月20日《民立报》。
[5]李定夷：《〈消闲钟〉发刊词》，1914年5月《消闲钟》第1集第1期。
[6]天竟：《礼拜三之缘起》，1914年7月《礼拜三》第1期。
[7]王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1914年6月6日《礼拜六》第1期。
[8]《〈小说大观〉例言》，1915年8月《小说大观》第1集。
[9]《〈小说画报〉例言》，1917年1月《小说画报》第1号。
[10]《本刊改革宣言》，1923年7月《文学》(周刊)第81期。
[11]西谛：《中国文人(?)对于文学的根本误解》，1921年8月10日《文学旬刊》第10号。
[12]1919年11月27日《晶报》。
[13]1921年1月9日《申报·自由谈·小说特刊》。
[14]1922年9月17日《星期》第29号。
[15]1922年12月24日《小说日报》。
[16]西谛：《消闲?》，1921年7月30日《文学旬刊》第9号。
[17]赓夔：《小说杂谈》，1922年6月18日《星期》第16号。
[18]参见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从来对于艺术的主张，大概可以分作两派：一是艺术派，一是人生派。艺术派的主张是说艺术的独立价值，不必与实用有关，可以超越一切功利存在。……人生派说艺术要与人生相关，不承认有与人生脱离关系的艺术，这派的流弊，是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坛上的说教。”(周作人《艺术与生活》上海群益书社1930年版第31页)1932年，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又改分为“言志派”与“载道派”。
[19]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1922年7月《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
[20]1918年7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1号。
[21]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1918年7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1号。
[22]西谛：《新旧文学的调和》，1921年6月10日《文学旬刊》第4号。
[23]陈景新：《小说学》，上海明星社，1924年11月版，第136页。
[24]转引自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30页。
[25]何映宇：《顾彬：失望是因为爱》，2008年《新民周刊》第39期。
[26]1919年12月《小说新报》第5年第12期。
[27]胡季人：《小说管见》，1919年2月6日《民国日报》。
[28]1926年7月8日《北洋画报》。
[29]陈景新：《小说学》，上海明星社，1924年11月版，第136页。
[30]1922年11月《游戏世界》第18期。
[31]1922年11月《游戏世界》第18期。
[32]灵蛇：《小说杂谈》，1922年7月9日《星期》第19号。
[33]西谛：《思想的逆流》，1921年6月10日《文学旬刊》第4号。
[34]沈雁冰：《封建的小市民文艺》，1933年2月1日《东方杂志》第30卷第3号。
[35]钱杏邨：《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1933年6月合众书店出版《现代中国文学论》。
[36]沈雁冰：《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1922年11月10日第13卷第11号。
[37]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
[38]黄转陶：《小说杂谈》，1922年9月3日《星期》第27号。
[39]王天恨：《说海周旋录》1924年12月26日《半月》第4卷第2号。
[40]郑逸梅：《我所知道的徐枕亚》，1986年9月1日《大成》第154期。
[41]章培恒：《古代与现代：有倾向性差异但无截然分界》：“从思想上来说，要说有一点新东西，那就是女主人公的小姑，是个女学生，她迁就嫂嫂的要求，订了婚，但她觉得在这个事情上，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因此她觉得痛苦，最后她死掉了，这一种觉得自己丧失了独立人格而痛苦的思想，是传统的文学里面所没有的，这是一种新的思想，……”(2000年9月20日《中华读书报》)
[42]1919年《小说新报》第5年第4期。
[43]幸福斋主人：《小说话》，1922年4月15日《晶报》。
[44]周瘦鹃：《花前新记》，1958年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
[45]周瘦鹃：《花前新记》，1958年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
[46]豁安：《小说偶谈》，1921年7月3日《申报·自由谈·小说特刊》。
[47]王钝根：《不是处女的处女》的《编者按》，《礼拜六》第184期。
[48]记者：《社会一斑·荒诞淫秽之小说》，1919年7月15日《晶报》。
[49]马二先生：《文艺界的不幸》，1922年7月6日《晶报》。
[50]赤旗：《这是何等好的创作啊》，1924年3月9日《晶报》。
[51]拈花：《商务印书馆之男女裸体画》，1921年7月21日《晶报》。
[52]如1922年8月21日《晶报》上发表的马二先生的《我所佩服的小说家》就称赞：“意境圆妙到十二分。其中写景的地方，更清净绝俗，不染一丝尘垢。”灵蛇在《星期》第19号上的《小说杂谈》中说：“欧化的语调，未尝不可以学，如冰心女士所著的《遗书》第十一书中有两句道：‘……月下人影清切，轻绢的衣裳，竟淡至欲无。……’这‘欲无’两字，何等活泼而流丽，且含着一种诗境，确是令人佩服。”
[53]火炭：《对于冰心女士的疑问》，1922年10月12日《晶报》。
[54]西湖人：《不领悟的沈雁冰先生》1922年7月24日《晶报》。
[55]求幸福斋主人：《小说话》，1922年4月18日《晶报》。
[56]徐大风：《小说丛谈》，上海大风社，1936年版第96页。
[57]《星期》第19号上发表灵蛇的《小说杂谈》说：“所以我很希望旧体小说家，也要稍依潮流，改革一下子。新体小说家，也不要对于不用新标点的小说，一味排斥。大家和衷共济，商榷商榷，倒是艺术上可以放些光明的机会啊。”
[58]廉子玉：《新小说和旧小说》(1922年12月17日《小说日报》)：“现在新旧两派的竞争，已经达于剧点了，平心而论，两派的性质，各有优劣，各有短长，并不能抹倒一方，专作门户标榜之见的。……所以现在的竞争，在新派方面呢，只许以新小说攻击旧小说，却不能挂着“欧化”两字的招牌，吓唬旧派；在旧派一方面呢，也只能拼出精神，和真正的新派去抗争，却不犯着用尽气力，对于谬讬欧化、假充新派的，施行抨击，这才合于学理之争，这才能够得竞争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