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资调笑

话体文学批评最早就诞生在闲适的空气中，诗话是如此，小说话也概莫能外。第一部正式定名的小说话缘起就是梁启超旅途中的消遣之作。虽民族危机日甚一日，文人传统中的闲情逸性并没有被完全抹杀，总会在时代的缝隙里随时探出头来，放肆生长。境遍佛声谈到其创作《读红楼札记时》就说：“檐雨淋铃，残灯照影，一事无成，百忧咸集，茶余酒罢，火冷香消，不有消遣，何伸雅怀?因读《红楼》，信笔札记，借祛长夜之恶魔，用销千秋之热血，偶借穷愁岁月，小作冷淡生涯。”^[2]民国时期，上海等地的小报大兴，其受众主要面向普通市井民众，精神趋向以趣和谑为主。在此等公众媒介的推波助澜下，旨在娱情的小说话著作层见叠出。如施济群就在《红杂志》刊登《文坛趣话》，“鄙人性喜诙谐，暇辄与同侪戏，谑浪笑傲，声达百步外，否则悒悒无生人趣。比年以编辑杂志故，时得与文坛诸子握手言欢，而诙谐笑乐之性，初未稍改。积久趣事弥伙，因摭记忆所及，录刊《红杂志》，名曰《文坛趣话》，盖皆纪实也。”^[3]其后黄转陶、严独鹤、一笑等人纷纷，披露了当时名小说家程小青、周瘦鹃、赵苕狂、郑逸梅等名小说家的趣言趣事，既是同辈间的自娱自乐，也是趣味办刊、迎合市场的策略。必须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小说话呈现出来的娱情方式是，不再如古典话体批评样式那般以文学理论、文人才情、殊方异闻等来引人注目，而是致力于迎合市民口味，主要集中于当时活跃于文坛的小说作家逸事，尤其注意揭露小说家的种种怪癖，比较典型的例子即为郑逸梅曾发表《小说家之怪癖》。在这种氛围下产生的小说话，即使在谈论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时，也脱离不了“戏”“趣”的倾向。如张恨水将今古文人对比，意在重振小说声势的一篇小文《今小说家与古文人孰似》，也是以戏说的方式动笔，“年来小说界，沉寂极矣。瘦鹃诸子，苦心孤诣，意在中兴。读《自由谈小说特刊》，可知其志趣之一斑。工作少暇，因戏取今小说家之著名者，学《红楼梦》例，与一古文人相比，愿以此补特刊余白，借为小说中兴时代之纪念焉”^[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