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声之争”的核心与实质
“四声之争”，给人的感觉是争，是分歧，这固然是不错的，为了这场争论，午社内部明显产生矛盾，据《天风阁学词日记》1940年8月8日记录，夏承焘在完成《词四声平亭》后，相隔三个多月访问冒鹤亭，显然受到冷遇：“彼于予《词四声平亭》颇不以为然”，当夏氏请冒鹤亭“为举例驳之”时，“彼谓近治《管子》，已无意于词”，不满之情，溢于言表。1941年1月12日，时隔半年，日记录去年所作《三事吟》三诗，其第二首自注：“冒鹤翁作四声钩沉，予多献疑，作四声平亭诤之，鹤翁甚不满。”尽管是学术之争，已经明显影响了人事关系，夏承焘甚至发出“辛苦为文字而损人情谊，亦何苦哉。后当戒之”的感叹。至于吴眉孙则“于□□翁(冒鹤亭，引者注)作晏子春秋正义及四声钩沉甚不满”[16]。甚至在给夏承焘的信中情绪激烈地说“□翁(指冒鹤亭，引者注)校晏子春秋、淮南子，云谣曲子事，谓其不配作学人”[17]。
但是龙榆生先生却在这场争论中看到了争论各方的共同性，他在分析了当时词坛的弊端后指出：
今沪上词流，如冒鹤亭(广生)、吴眉孙(庠)诸先生，已出而议其非矣。吴氏与张孟劬、夏瞿禅两先生，往复商讨，力言词以有无清气为断，而深诋襞积堆砌者之失，孟劬先生亦然其说，而以情真景真，为词家之上乘，补偏救弊，此诚词家之药石也。[18]
这是非常有见地的，从本质上看，争论各方基本观点十分一致，就是反对当时词坛严守四声，拘泥于梦窗、清真的不良现象，他们的分歧只不过是方法和策略的不同，如上所述，一方是从根本上否认填词中有“四声”的存在，而另一方则承认“四声”的客观存在，但要求活用，而不是死守；即便同是承认“四声”客观存在的一方，也有“四声”和“五音”关系问题上的分歧。但这些分歧在龙榆生看来，都不影响大局，无论彼此争论多激烈，乃至意气用事，伤了和气，但总体上是小异而大同，因为这场争论的核心和本质，是如何扭转词坛风气，摆脱朱彊村以来填词模仿梦窗，拘守“四声”，以致襞积堆砌，甚至以文害义的不良习气。一句话，体现了再次解放词体的内在要求。
从当时词坛的实际情况看，尽管朱彊村去世已近十年，但晚清以来推崇梦窗，严守“四声”，过度讲求声律的风气非但没有消退，相反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更为严重的是，彊村等人虽然学梦窗，辨四声，但由于深知词律之本质，有良好的词学修养，辨四声但不拘守四声，有一定的灵活性和自由度，用夏承焘的话来说是“活音律”。但到了这时，大部分词家无论是才还是识，都与彊村等有差距，往往为了声律而声律。其高者虽知声律的由来与意义，但为了炫才，仍严守四声；其下者则不明声律的道理，生怕失律，只能以梦窗等词家为模仿对象，严守四声，亦步亦趋，断然不敢跨越雷池。如此填词等同游戏，只有四声，毫无真情真性，词风越来越坏，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当年浙派的末流。
午社部分词人对此现象十分不满，多次提出批评，据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
1939年10月13日：傍晚过吴眉老淡词，彼极以近人作梦窗者支离不通为病。予亦谓：周吴在今日，物极必返。
1939年10月21日：席间疚翁(冒鹤亭，引者注)排击作词守四声者，颇多议论。
1940年8月3日：接眉孙长函，论予四声平亭，极以近人作词守四声为不然。
《同声月刊》1941年第1卷3号刊载吴眉孙《致夏瞿禅书》，专门分析词坛三弊：
当代词人，务填涩体，字荆句棘，性梏情囚，心力虚抛，语言鲜妙，此其一也。谓填创调，必依四声，本不能歌，乃矜合律。且四声之中，古有通变，入固可以代平，上亦可以代入。沤尹丈洞明此理，故当时朋辈以律博士推之。乃彼迂拘，一声不易，如斯泥古，大可笑人，此其二也。吾家梦窗，足称隐秀，相皮可爱，学步最难。近代词坛，瓣香所奉，类皆涂脂抹粉，碎裂绮罗，字字饾饤，语语襞缋，土木之形骸略具，乾坤之清气毫无，作者先难其详，读者更莫名其妙，此其三也。此在老手，或犹讲音律，而兼识辞章。乃使少年遂欲假艰深以文浅陋，词学不振，盖有由来。
吴眉孙分析得十分透彻，可谓入木三分。在他看来，这些词作缺少性情，又乏词章，甚至语言不通、逻辑混乱，哪怕四声再严，也算不得好词。他说“顾今之以梦窗自矜许者，愚以为率堆砌填凑，语多费解，乃复以四声之说，吆喝向人，殊不知四声便算一字不误，其词未必便工也”[19]。张尔田也有类似意见，《天风阁学词日记》1940年8月19日记录“接孟劬先生挂号信”，“附来与眉孙函，谓词题乃词之一格，不足尽词家之长。词本缘情而作。情之为物，愈繁复愈真，当其感物造端，缭而曲，如往而复，不特他人无从指一事以实之，此楚辞所以为文艺之极则也。求之于词，冯正中《鹊踏枝》，辛稼轩《摸鱼子》，庶几近之。又谓涩调欺人，四声取巧，此乃试帖之余习，何足语乎语文之极则”云云。此信并未刊出，仅赖夏承焘日记得以保存。除了吴眉孙，对当时词坛之弊分析透彻，批判有力的还有龙榆生，虽然他并未直接卷入到“四声之争”中，但他观点鲜明，在《晚近词风之转变》一文中有十分详细的表达：
自周、吴之学大行，于是倚声填词者，往往避熟就生，竞拈僻调，而对宋贤习用之调，排摈不遗余力，以为不若是，不足以尊所学，而炫其能也。又因精究声律之故，患习用词调之多所出入，漫无标准，而周、吴独创之调，则于四声配合，有辙可循，遂以为由是以求协律，虽不中，亦不远，于是填词家有专选僻调，悉依其四声清独，一字不敢移易者，虽以声害辞，以辞害意，有所不恤也。[20]
可见当时词坛的确弊端丛生，如不扭转此词风，情况势必恶化。这是这场“四声之争”的主要背景。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龙榆生没有斤斤于“四声之争”的是是非非，而是跳出一层，从宏观层面揭示其意义与价值，将争论的双方视为一体，均视为扭转词风的主力。
事实上，午社作为松散的创作团体，其成员间本身也存在不同的词学观点和创作倾向，冒广生、吴眉孙、夏承焘、龙榆生等人是一种观点，仇采则是另一种词学观点。仇采和廖恩焘、林鹍翔等曾经是南京“如社”的骨干成员，“如社”的重要特点就是严守四声，这是一种潜在的影响。在夏承焘的日记中，有关廖恩涛、林鹍翔与他人争论的记录罕见，这或许与他们的性格有关，但同样来自“如社”的仇采却和冒鹤亭、吴眉孙等颇多冲突，《天风阁日记》记录甚详：
1940年7月2日：接吴眉翁函问疾，谓词社吟兴日减，来年欲随冒鹤翁同避席矣。彼于仇述翁之好用涩调，时有违言。
1941年2月1日：早九时过眉孙翁。谓近以撰午社词刊序，隐讥社中死守四声者，仇述翁不以为然，坚欲其改，眉翁执不肯易，各甚愤愤。眉孙欲退社。予劝其何必认真游戏事。
1941年2月23日：述翁为论守四声事，与眉翁意见参商。席间颇多是非。
仇采在社中年辈颇高，但其实填词较晚，属于严守声律的一派，当年与其共组“蓼辛词社”的王孝煃就曾评价仇采：“肆力于词，宫徵之求协、格律之遵循，恨不起古人而与商邃。……一字未洽，一声未协、一调未谐，或撦挦往籍，或邮伻投赠，或风雨一庐聚谈竟日。序《蓼辛词》曰：期四声之必合。”[21]陈世宜也说：“述盦之居距余半里许，一字推敲，往复恒四五次，其致力固已勤矣。”[22]可见其坚守声律，作词一字一声都要仔细斟酌，力求与古人四声皆合。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创作倾向和追求，对午社的社集非常认真，并对别人的词作提出批评。《天风阁学词日记》：1940年9月3日条：“过仇亮翁谈词，彼甚不满社中拈调太草草。见其二词，吊孙太狷一词殊工。”可见仇采创作态度十分认真，其词作也确实严谨工整，无论是王孝煃、陈世宜，还是夏承焘的评语，都用了“殊工”、“肆力于词”、“其致力固已勤矣”等语，给予肯定。
但严守四声的弊端也是不言而喻的，除了影响真情真性的抒发外，不恰当地拘守四声，不仅无必要，还会闹出笑话。《天风阁学词日记》1940年8月1日条：“彼(吴眉孙，引者注)于仇述翁每词死守四声极不满。谓此期社课定西番，仇翁作三首，尽守飞卿四声，一字不易。不知飞卿词但有平仄而无四声。”此处吴眉孙批评得很有道理，根据夏承焘《词四声平亭》考证，填词“飞卿始严平仄。宋初晏柳，渐辨上去”一直要到清真，才有比较明确的四声。飞卿自己尚不知四声，后人却“尽守飞卿四声，一字不易”，确实有点可笑。这其实就是夏氏所批评的“死声律”，原因就在于不明就里，盲目模仿，即吴眉孙所讥讽的“乃彼迂拘，一声不易，如斯泥古，大可笑人。”这种情况在午社的创作中并非单个例子，《天风阁学词日记》1941年3月29日条：“近午社中人，有以四声填温韦调，同一可笑也。”虽然没有点出名字，但情况与仇采三首《定西番》如出一辙，故言其可笑。因此夏承焘虽然也肯定仇采词之工，“但周、吴一派颓势，终不可挽。”并说“予于应社工作极厌其无聊，四、五月无一首，颇欲永不着笔”[23]。“永不着笔”只是说说而已，但他厌倦近乎游戏的社课，且“素不好为拗调，尤厌梦窗涩体”[24]。却是事实。体现出与吴眉孙、冒鹤亭、龙榆生等词学主张的一致性。
需要补充的是，夏承焘、龙榆生、吴眉孙等人虽反对拘守四声，但并非彻底抛弃声律，而是采取一种既讲声律，又不拘守声律的态度，比较科学。请看夏承焘《词四声平亭》的结论：
故吾人不填词则已，欲填词则有二意不可不知者。一曰不破词体，一曰不诬词体。谓词可勿守四声，其拗句皆可改为顺句，一如明人《啸余谱》之所为，此破词体也，万氏词律攻之已详。谓词之字字四声，不可通融，如方、杨诸家之和清真，此诬词体也。过犹不及，其罪且浮于前者。盖前者出于无识妄为，世已尽知其非。后者仅严循法、效尤者多，其弊必至于拘手禁足之格，损陶情适性之体，因后来人因噎废食之争。是名为崇律，实将亡词也。[25]
“不破词体”就是保持词体的基本特点；“不诬词体”就是不拘守四声，避免以文害义。夏承焘这一提法十分精到，也科学合理，得到了其他词家的赞同和积极响应，施则敬在与龙榆生的书信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则吾人填词，于四声究应依前贤成作否乎?弟意但于平仄之中。斟酌声调之美。取使讽诵。斯亦可矣。同于古人。只是偶合。异于成作。亦非故违。一以吾之声情为主。”因此他主张对声律“似不必枉抛心力。冀声乐之旧。更不必迷于四声。自甘桎梏。”最后的结论是“夏君瞿禅谓‘不破词体，不诬词体’，吴君眉孙益以‘不蔑词理，不断词气’，弟更拈‘不违声律，不失词心’八字明之。词道复振，实利赖焉。”[26]“不违声律”就是“不破词体”的意思，“不失词心”则是“不诬词体”的目的与效果，两者在本质上一致，体现出比较理性的词体观，而吴眉孙只提“不蔑词理，不断词气”，比较强调词的文学效应与社会功能，稍觉偏颇。陈能群经常在《同声月刊》上发文章，但基本游离于此次争论之外。他在声律问题上的主张也与夏承焘相近，认为四声与五音有一定的关系，但“今之学词者、不必侈言宫调，但知平仄四声之用，思过半矣”[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