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对近代报刊诗话的影响
辛亥革命对近代报刊诗话能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但是报刊文学本身特点决定的，也是近代革命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其自有重要的文学和史学价值。首先，报刊最大的特点就是流通性和时效性，这也是它能够成为新的经世致用载体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在民族危亡和信仰危机发生的时候，也使它有条件成为复古的内因和革新的动力。19世纪初，中国近代报刊主要以传教为目的，兼及西方科技知识，并遭到中国官方与士子诸多的轻薄。但仅过了几十年，这种情况就发生了逆转。据统计，19世纪70年代到世纪末，中国先后出版的报刊近150多种[23]。百日维新期间，报刊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所云“各国民智之开，皆由报馆”[24]的观点也成为当时社会的共识，并成为那些“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责任感的士大夫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25]。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刊事业的兴起，已经超越报刊载体本身而具有了强烈的象征意义和现实作用。因而，近代革命派往往以报刊为武器来宣传革命思想，激发世人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情怀。
我们可以说，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近代报刊使得功利性同时具有了一种典型性，也更加凸显其背后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这也为诗话的刊载创造了必要条件。毕竟近代报刊的盛行与亡国危机是相伴而生的，它的流通性和时效性使得其自身又不得不打破这种经世观而求诸致用。近代报刊诗话中传统与革命、复古与创新、严肃与娱乐等的相混相融，也是古代“立德”、“立功”、“立言”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并更加注重诗话的文学权利书写。中国的报刊业发展经历了两次高潮，尤其是在辛亥革命时期，近代报刊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因而辛亥革命的到来，也为报刊革命诗话、域外诗话等特色诗话作品的刊载带来了新的时代机遇。
其次，革命文化的全面而深入的发展，也为报刊诗话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契机。由于社会斗争的需要，近代革命派非常重视报刊文学的发展。如前所述，革命派通过创办报刊来占领舆论制高点。故而这也培养了众多报人，为革命文学的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如南社报人多为革命社员，他们也宣称：“南社本是与国民党先后组织的，国民党为革命实际之行为，南社为革命文字之鼓吹。”[26]而当时担任报刊编辑工作的南社成员有128人，分布于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长沙、广州、香港等40余家报刊，以至于柳亚子非常自豪地说：“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天下。”[27]其中许多著名报人，像于右任、叶楚伧、周瘦鹃、包天笑、成舍我、郑逸梅等都对近代报刊文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也为报刊诗话的发展带来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最后，近代国粹主义思潮的流行，也为报刊诗话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近代国粹派的产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国人要求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尤其是在知识界，全面向西方学习成为摆脱困境困境，挽救民族危亡的共识和主要途径。因而，中国传统文学在欧西冲文明冲击中，也通过“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革命”等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时代的需求，正如桑兵所云：“清末的国学是在西学的刺激与示范作用下的产物，并非真的是中国固有学术的一味沿袭。”[28]故而，国学概念的产生也与近代文化信仰危机有着直接关联。
1906年，章炳麟在日本东京创办国学讲习会，并指出：“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29]鲠庵《保存国粹说》也认为：“众生于列强并峙之秋，异族偕来之际，苟无立国特别之精神，以藩其外而盾其后，岂能维持于不弊乎?是故，保存国粹为今日最要之图。”[30]在此之际，许多专门的国学刊物如《国学丛选》、《国学杂志》、《国粹学报》、《国学萃编》等的出版，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们以“寻坠绪于微茫，绵希声于雅业”[31]为己任，并使之形成了一股社会文化思潮。正是在这种文化反思下，近代国粹派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如邓实、陈去病、马叙伦等人多为革命派成员。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他们重视民族文化的发展，进而把种族思想与爱国情怀紧密联系起来，以期“为民国骚雅树先声”[32]，使之成为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保存国粹的努力，乃是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最后尝试，同时也为报刊诗话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契机。
【注释】
[1]孙中山：《香港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2页。
[2]张海鹏、李细珠著：《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2006年，第152—155页。
[3]孙中山：《发刊词》，《民报》1905年11月26日。
[4]陈家鼎：《汉帜杂志宗旨》，《民报》1907年1月11日。
[5]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11—115页。
[6]桂栖鹏、赵晓兰：《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的两次大论战》，《出版科学》，2003年第1期。
[7]孙中山：《民立报欢迎茶话会》，《民立报》1912年4月17日。
[8]承粲女士：《读妇女时报有感率成四律》，《妇女时报》，1911年第2期，第84页。
[9]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三联书店，1955年，第211页。
[10]高旭：《愿无尽庐诗话》，《民权素》，1915年第6期，第6—10页。
[11]塞庵：《塞庵旧话》，《民立报》1911年4月3日。
[12]旧民：《旧民诗话》，《汉帜》，1907年第2期，第63页。
[13]痛思子：《春风阁诗话》，《约翰声》1908年第20卷第1期，第9—10页。
[14]叶瑞昕：《国学在新文化运动前的一场自救运动：论20世纪初的保存国粹思潮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价值》，《安徽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15]王松：《台阳诗话》，《小说丛报》，1917年第3卷第9期，第17—23页。
[16]郁华：《东居诗话》，《民吁报》1909年11月16日。
[17]佚名：《须曼那室诗话》，《小说大观》，1918年第14期，第4页。
[18]吕碧城：《书怀》，《大公报》1905年4月13日。
[19]英敛之：《跋吕氏三姐妹集》，《大公报》1905年4月13日。
[20]闻见：《游戏诗话》，《娱闲录》，1915年第15期，第56页。
[21]胡怀琛：《诗之研究》，《时事新报》1919年4月16日。
[22]吴若男：《近代法比六大诗家》，《少年中国》，1919年第9期，第104—117页。
[23]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24页。
[24]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一，清本，第30—31页。
[25]袁进：《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26]曼昭、胡朴安：《南社诗话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9页。
[27]郑逸梅：《南社丛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页。
[28]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和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29]章炳麟：《国学讲习会序》，《民报》1906年9月5日。
[30]鲠庵：《保存国粹说》，《汇报》，1910年第14期，第209页。
[31]夏仁虎：《国学萃编缘起序》，《国学萃编》1908年第1期，第1页。
[32]柳亚子：《磨剑室杂拉话》，《民国日报》1917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