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的杨圻诗歌

杨圻一生的思想情怀，经历了从逊清遗少到爱国志士的转变。在1926年的《江山万里楼诗钞自叙》中他说，“当少年时，亦尝长揖王侯，驰骛声誉，以求激昂青云，致身谋国”，可谓意气风发；但是进入民国后，所看到的不过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其间英雄豪杰之自起自灭，以至得失兴亡成败生死之迭为变化者，不知其几何人矣”，他采取“无与”其间，超然世外的态度。他“性疏野，乐文字，喜山水，既幽居则心萧然闲，身悠然逸”，“盖举世扰攘，而我独乐之秋也”。这是他在1920年前后的真实生活和心境。青年时期，别人称他为诗人时，他“色然怒”，因为当时意在功名，志在经世，不甘以“诗人”自居。而在民国后返家闲居时，他甘心以诗人自居，闻人称其为诗人时“则欣然喜”。他感慨说：“嗟乎，我何幸而为诗人也!”在万事不可为的当下，能以诗人赢得生前身后名，可谓幸事。“抑闻海内人士誉我者曰：云史诗如少陵。嗟乎，我又何不幸为诗人而为少陵也。”遭遇了与杜甫一样的乱世，从而赢得“诗史”之名，不也是时代的不幸吗!

至1920年代杨圻入吴佩孚幕府，感激吴佩孚的知遇之恩，他当时抱着“三分定后我收舌”(《过正定赠赵欣伯顾问》)的念头，但并没有多少积极进步的思想倾向，甚至仍然忠心于逊帝，怀念着往日大清的荣华和恩德。如果要搜寻他这时思想情怀中值得肯定的内容，那就是发扬了传统的“诗史”精神，用诗歌记录了晚清逊国、军阀混战的时代动荡及其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如《南昌军幕感怀》有句“白骨如山诸将贵，黄金满地五丁愁”；《由津浦路南归青徐道中作》曰：“午雨溪流活，春山药气。川原明似锦，盗贼密于蜂。县僻无人迹，村荒有虎踪。如何谈治理，不以计兵农。”《哀中原》、《榆关纪痛诗》等都是关切时政的诗篇，甚至他还告诫吴佩孚：“将军如有意，第一是苍生。”(《吴将军自宜昌见招遂西行》)但是，正如杨圻坦言，“逢人誉我称诗史，语自心伤故国来”(《南海招饮，游存庐，同坐者季高、一山、积余，惟病山夫子、古微丈以事未至，即席》)，他获得“诗史”之誉，主要是凭借《檀青引》、《长平公主曲》之类记录清代盛衰、忧伤念乱、慨叹兴亡、怀念故国的长篇叙事诗。在这位贵胄子孙的笔下，真正触及底层百姓苦难的作品并不多。

由于续编稿本的散佚，学界对于1927—1938年这一段时间杨圻诗歌的思想内容缺少认知。如校点本《江山万里楼诗词钞·前言》说“自民国十六年(1927)至民国三十年(1941)”为杨圻“赋闲时期”，“杨圻居北京日所为诗歌，多投赠应酬之作……并没有很高的价值”^[10]。现在，通过这新发现的七卷本《续编》手稿，我们对杨圻这一时期的思想情怀有了比较真切的了解。大致来说，七卷稿本《续编》的诗歌内容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