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喻型言说到归纳型言说

隐喻型言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批评中仍然具有极强的学术生命力，这同中国固有的学术习惯、民族思维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西方理论思维的影响下，一种更为符合现代学术要求和思维方式的归纳型言说开始进入到批评表达中来。如果说，文学批评文体从诗话、评点向长篇论文、专著的转型尚局限于一种形式的转变的话，那么，批评话语中所展示出来的方法论精神的转变则更为内在。以对“气”的研究与论述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在古典文学批评中，对“气”作隐喻性的阐述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如韩愈“气盛言宜”说中以“水”和“浮物”的关系比喻“气”和“言”的关系；沈德潜《说诗晬语》以“江河之滔漭而奔放”喻“气势”；黄图珌《看山阁集闲笔》以“花之有香”喻“词之有气”等等，都说明隐喻型言说是古典“气”论文学批评观中最重要的言说方式之一。到了二十世纪，这种方式得到了根本的改变，1928年，郭绍虞在《小说月报》二十卷一号上发表《文气的辨析》一文，对古代文学批评中纷纭复杂的“文气”说进行辨析，通过逐一分析考订，他认为各种文气说归纳起来不外两大端：

一是所以致之之本，一是所以致之之法。前者是因气以论文，所以所说的只是种种方面与文气的关系；后者是因文以论气，所以所说的是文气在文章中间的作用。我们再明晰些说：前者以批评理论为主，是从作品中看出作者才学气习的问题；而后者则以创作方面的方法为主，是说明文章如何才能不“吃”而贯的问题。^[18]

可以说，这种条分缕析、丝丝入扣的归纳在古典“气”论文学批评观中是绝无仅有的。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文笔与诗笔》、《〈沧浪诗话〉以前之诗禅说》、《永明声病说》、《神韵与格调》、《性灵说》等一系列论文，不仅揭示了历史上诸多诗学概念内涵的演变，清理了诗史发展的脉络，同时也大量地运用了归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