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性灵”的诗学主张
刘氏在《雕虫诗话》《自序》中说“实斋以与随园有隙，措辞不免意气，涉于偏颇，见《文史通义》中《诗话》、《书坊刻诗话》、《论文辨伪》、《与吴胥石等篇》，不可不辨也。且余今偏欲借暇而习作诗话，故敢妄起而一伸其冤词焉”[2]。袁枚作为清乾隆时代最大的诗人、最重要的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敢于冲决传统观念，立一家之言，显示出过人的胆识。在当时，整个诗坛上似乎只见他的理论；其他作风，其他主张，都为他的败鳞残甲，但后来却遭到颇多非议。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清代史学家，由于和袁枚思想上和行为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章学诚将袁枚视为寇仇，颇有当年孟子“辟杨墨”、攻异端之风。在他的《文史同义》内篇的《诗话》和《妇学》两篇中，更是连篇累牍地抨击袁枚。刘氏在此因实斋对袁枚的批评欲以一辨，可见其诗学上遵从袁枚主“性灵”的诗学主张。
在诗话卷五刘氏与其师余越园的对话可见其对袁枚“性灵”说认同推崇的原因及时间。作者从外在和内在的因素肯定袁枚的“性灵”说及其血性之人的特性。具体而言外世人多误会袁枚首先在于没有读完简斋的作品；其次余越园的诗风近于同光派诸老，自然与简斋的诗风水火不相容。最后袁枚在重博览考订的乾隆时期特立独行，其才士诗文之累累差错及好绘声绘影之毛病为人所诟病在所难免。值得补充的是刘氏在《袁枚续诗品》中明确指出了袁枚被否定的原因，首先世人将袁枚的性灵说与公安派的性灵主张等量齐观，说袁枚不过是拾取公安三袁之唾余而已；其次世人将性灵派末流甚至袁枚的诗作作为性灵派的样本；最后由于新文学家以为林语堂在战火四起的时期提倡性灵与新文学启蒙和救亡的主题相背离，袁枚的性灵说受到牵连一起遭致否定[3]。由此可见，刘氏以为袁枚的性灵说遭致否定一方面在于世人对袁枚性灵说和公安派性灵主张认识不清、对袁枚性灵说认识片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很明显的时代因素所造成的误解。尽管如此，刘氏在诗话中强调袁枚诗患偏多，时见浮滑，然惊才绝艳，慧舌灵心，世罕有匹。在此刘氏也认识到了袁枚创作的弊端，然而他欣赏袁枚的不在其诗之才，而独重其诗之识，他说：“历来谈性灵者多矣，而惟简斋最为圆通完整。”[4]因为刘氏认为：“至于公安一派，则恰好相反，他们虽高谈‘性灵’，然而却仅有真性而实无真灵可言。许多论袁枚的人都认为袁是直祧公安的，只因公安早为人唾弃，所以讳言其所出，而只扬出更远一点的宋朝杨万里的旗号来。这实在有些冤屈。袁枚的性灵说，虽然也不无可议之处，但就其大处来说，却是最少罅漏的。袁枚论诗最少偏见和成见，故能成为历代谈性灵的集大成者，并不像近代林语堂局限于小天地里专讲幽默一方面的情趣。所以他虽诗尊唐音，而不废宋法；虽不喜苏、黄、七子和钟、谭，而仍有有取乎其诗与其言。他的某些论据，虽然未曾探本穷源，甚或张冠李戴，且有许多意见还是拾人牙慧，耳食而来，却也能集思广益，择善而从，为我所用。所以就其小处而言，分析和引证似过于疏漏，故多为当时推尊汉学的学者所鄙薄，但就其大处而言，其立论的精审，却很少有人能够将他驳倒。”[5]在《袁枚续诗品详注》刘氏肯定公安派也是主性灵的，只是公安被人唾讳言所出，因此才把袁枚的性灵说上溯到宋朝的杨万里。而林语堂的性灵说仅局限于小天地专讲幽默方面的情趣，袁枚性灵说虽然存在着分析和引证等小处方面的疏漏，但从立论的精审之处的大处来看，袁枚论诗最少偏见和成见，故能成为历代谈性灵的集大成者。
上述可见，刘氏在《雕虫诗话》和《袁枚续诗品详注》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公安派甚至林语堂的性灵主张。事实上清代性灵派以袁枚性灵说为理论旗帜，但性灵说美学思想并非无源之水，它实际是中国性灵美学思想传统在清代乾嘉时期的成熟和完备。性灵说重真性情，崇个性，尚自然的观点，在《庄子》中均可找到萌芽，此后在南朝钟嵘《诗品》、宋杨万里、严羽《沧浪诗话》、明徐渭、李贽、公安派等人的性灵美学传统与性灵派观点相通。有学者说：“如果说公安派、竟陵派是性灵说的两座高峰，那么，袁枚则是站立在这两座高峰上的集大成者。袁枚的性灵说，融会了公安派和竟陵派等性灵说的精华，建立起较为完整和较为辩证的性灵说体系。”[6]由此可见刘衍文对袁枚性灵说的肯定表现了其不凡的诗学灼见。事实上正因为有这些性灵美学思想资料为袁枚所继承并予发展，才产生了性灵派理论纲领性灵说，影响所及，又兴起了清中叶性灵派。以袁枚为首的性灵派，其羽翼有赵翼、孙原湘、张问陶，舒位等人，与格调派及学人诗派立异，为诗坛吹进了一股比较清新活泼的诗风。在诗话中刘衍文不仅明确肯定性灵说，而且以对话形式记载了语言学家方光焘讲授“性灵”的场景，刘衍文以为方先生“所举实例，皆是围绕中心之外在兜圈子，而未尝中的也。何为性灵，惟我能探探赜引触，神而明之”[7]“于是遂约略阐述性灵之源流，袁简斋之胜义，及今林语堂之所倡，如何反不若袁之深广圆通等等”[8]。确实袁枚以其“性灵”说独开生面，在当时即已压倒格调、神韵等诗论，占据了诗坛的主导地位。在以后的岁月里，“性灵”说也一直源远流长，影响深远。袁枚“性灵”说影响至我国新文化运动，更突出表现出了其革新独创精神。新文化运动无疑是文学创作精神的解放，与袁枚“性灵”说的一些主张不谋而合。由此可见袁枚性灵说自有其圆融深广之处。朱杰勤先生曾这样总结道：“总之，袁枚之诗说，具有革新之精神，对于诗学亦有开拓之功，一直影响至一百六十年后之文学改革运动。”[9]而林语堂从1932年受周作人的引导接受晚明性灵文学至1933年底，先后撰写了《新旧文学》、《说文德》、《论语录体之用》、《可憎的四六白话》等论文，以晚明“性灵说”为核心构建了自己的文学理论，而这终究可见林语堂和袁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有学者认为林语堂在对“性灵”内涵的阐释上，认为性灵就是自我，就是个性，就是笔调，是一种散文技巧，他还将“幽默”也纳入性灵旗下，拓展了性灵的内涵，从而实现了“性灵说”的现代化。此外，他还提倡语录体和笔调说来呼应性灵说，进一步丰富了现代性灵散文理论。在对晚明性灵文学的评价和阐释中，林语堂往往将其与西方表现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比较、互证，从而将性灵文学纳入世界文学范畴，这对性灵文学的发展而言，具有深远的意义[10]。由此可见林语堂对晚明性灵文学的继承，实际上是以现代的文学理念投射于晚明，进行解读，从而对晚明性灵文学做出现代的阐释。应该说林语堂的“性灵说”自有其较为丰富的内涵和对传统性灵说的突破。刘氏在诗话中对袁枚和林语堂的性灵说虽仅稍作比较，在《袁枚续诗品详注》对林不及袁之处稍作阐述，表现出传统诗学批评家传统保守的一面，但就是这样的只言片语的评说和比较加深了对“性灵”说的进一步阐释，沟通了传统诗学与现代诗学的联系，凸显了《雕虫诗话》的诗学价值。
刘氏在《雕虫诗话》中毫不隐晦对袁枚“性灵说”的推崇，可贵的是刘氏并不盲从袁枚，他说：“袁简斋因过重自我抒发，遂以为唯诗乃可论性灵，而‘若时文与戏曲，则皆以描模吻为工’；尽以优孟衣冠视之，适与焦循(理堂)之以两者相通、各俱灵妙适得其反。”[11]指出袁简斋立说存在着偏狭之处，并好评李渔论戏曲：“论戏曲性灵之神妙，似当以某某之赞评李渔(笠翁)为得髓，如裘毓《清代轶闻》卷八《词曲·李笠翁十种曲》条：笠翁运笔灵活，科白诙谐，逸趣横生，老妪皆解，能吐人不能吐之句，用人不敢用之字，摹人欲摹而摹不出之情，绘人欲绘而绘不工之态状。且结想搞词，段段出人意表，又语语仍在人意中；陈者出之而新，腐者经之而艳，平者遇之而险，板者触之而活。不独此也：结构离奇，变化令人莫测；事之真者能变之使伪，伪者又能反之使即真；情之信者能耸之使疑，疑者又能使之帖服而归于信。以剧情词曲而论，笠翁洵为摹写入情，为吾国传奇中别开生面者，固不必以文章严格绳墨之也。”[12]确实论及戏曲语言时，李渔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如贵浅近，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等，而具体到戏曲创作中，因抱着娱乐大众的宗旨而作，务求老少妇孺都能看懂，其创作更加浅显易懂。加之李渔记事或抒情，不矫揉造作，不事雕琢，不用典故，不喜艰深，纯粹描写日常生活，使人如身临其境。因此刘氏以为裘氏“所论虽仅谈笠翁，实可为戏曲中之性灵表现立一准则，且可补简斋立说之偏狭，充类以扩而大之也”[13]，表现出不凡的诗学品评识见。李渔晚年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创作实践说：“余所为诗文杂著，未经绳墨，不中体裁，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下不觊传于后，不过自为一家，云所欲云而止。如候虫宵犬，有触即鸣，非有模仿、希冀于其中也 渔自解觅梨枣以来，谬以作者自许。鸿文大篇，非吾敢道；若诗歌词曲以及稗官野史，则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14]由此可见填词作文只要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写自己所欲写，即是将其“性灵”观贯彻到底。在此，刘氏借裘毓所评李渔戏曲言辞进一步说明其实性灵的主张不独体现在诗歌上，更可表现在时文和戏曲创作中，李渔的戏曲就是性灵说极好的表现形式之一。上述可见，刘氏《雕虫诗话》在推崇袁枚“性灵”说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袁枚的“性灵说”。
清代中叶袁枚所创导的性灵说，在当日曾经风靡一时，影响至为巨大。而章学诚于同时之戴震(东原)、汪中(容甫)、袁枚(简齐)，皆施诋嫫，于简斋毒詈尤重，非欲杀之而后快，名为卫道，实乃忌名。钱钟书先生就说“实斋论学大义，与随园说诗要指，实如月之印潭，土之就范，无甚差异”，但“实斋痛诋子才，不遗余力”[15]即认为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并非由于学术观点之争。后来诸多论者亦多沿此思路探索章学诚批判袁枚的动机，如谓章氏由“鄙薄袁之为人”“进而全盘否定其学术”[16]章氏“对袁枚的攻讦干已远远超过诗学，更多的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大加讨伐的”[17]而刘衍文也是针对章学诚对袁枚严厉的批评才为袁枚“性灵说”作一辩驳的。结合刘衍文、刘永翔《袁枚续诗品详注》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正是由于刘氏远至对公安派近至对林语堂的批评，袁枚“性灵说”何以圆通完整才得以显现。在此，尽管刘氏对公安派对林语堂的批评不乏个人诗学上的偏见和认识的不足，但他在推崇袁枚“性灵说”之时沟通传统诗学与现代诗学的意识却是弥足珍贵的。衍文虽推崇袁枚“性灵说”，但也能客观正确地认识袁枚“性灵说”的不足和缺陷，而且他将袁枚性灵的主张仅能体现在诗歌上的主张延伸至时文和戏曲创作中，充盈了“性灵说”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