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品评外国诗及外国诗人
翻译文学在清季末期的兴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交流，而是中国文学家为推动社会变革而主动引进西方的文明利器，为创作20世纪中国新文学而主动引进可资参照的域外文本，以此来启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梁启超作为晚清“诗界革命”的倡导者，无疑对外国诗歌的输入寄寓无限的热情，其《饮冰室诗话》评论了欧洲大诗人荷马、莎士比亚、弥尔顿、田尼逊以及日本、越南的诗歌，开启了中国诗话评论外国诗歌的新风，具有“鲜明的开发性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色”[18]。几乎与此同时，潘飞声《在山泉诗话》[19]品评了大量日本的诗歌[20]。可见晚清随着批评家视野的开阔，文化的交流和知识的增长，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笔触已伸向世界文坛，中国人开始大胆地评论世界各国著名的文学家及其代表作品，民国时期有一些诗话作这样的尝试。
胡怀琛的《海天诗话》堪称中国第一部目光专注海外的诗话，短小的一部诗话论及外国诗人42人，印证外国诗作70首[21]，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欧西方面，收录品评英国诗人4人，诗作4首，德国诗人2人，诗作10首，法国诗人1人，诗歌5首，印度1人，诗作3首，其中希腊、芬兰、挪威只提诗人不存诗。此外还录入日本诗人有26人，诗作44首。陈衍《石遗室诗话》辑有日本河濑如侗《留别》[22]等五首诗，日本东京石田羊《子夜续歌》[23]和濑长定《咏竹》[24]。袁保香《冷观庐诗话》对盛名一时的日本诗人赖襄提出了异议：“徐燕庭赠其遗稿一巨册，批阅再四，竟无惬意处，名未副实。”[25]苏曼殊《燕子龛诗话》称“‘英人诗句，以师梨为奇诡而兼流利。尝译其《含羞草》一篇，骏洁无伦。’并认为‘其盖和中土义山、长吉英而镕冶之者’。引用章太炎评说称许‘师梨(雪莱)所作诗，于西方最为艳丽，犹中土唐代诗人李义山’。”[26]陈作霖《可园诗话》录东倭大将乃木希诗作《军中作》等，称其有“唐人格法”[27]。白采在《绝俗楼我辈语》叙述自己曾为莎士比亚画像，并题诗云：“欲得诗神与诗圣，莎翁杜老是吾师。”[28]对莎士比亚给予至高的评价。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辑英国诗人拜伦最脍炙人口之诗如《留别雅典女郎》四首，《吊碧伽女士墓》一篇，称其“哀感顽艳，无愧西方温李”[29]。录日本诗人赖襄《杂诗》[30]、日本诗人蓝由股野琢《朝鲜过中》等诗作[31]。林庚白《孑楼诗词话》录汪精卫《译嚣俄共和二年之战士诗》，称其捶今铸古[32]。吴宓《空轩诗话》录杨葆昌所译摆伦(一作拜轮)之《王孙哈鲁纪游诗》第三曲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Canto III[33]。录陶燠民词《一片子·意译魏兰Paulverlaine(法国著名诗人)秋歌Cbbansond'automme》[34]。沈其光《瓶粟斋诗话》录日本诗人水岛刚太郎《杂句》两首，藤井竹外《谒南朝皇陵》，广濑淡窗《桂林庄咏示诸生》[35]。录朝鲜诗人申紫霞《广岩路傍小憩赏花作》等数首诗作，并评其诗温润缜密，有唐人气象，为海外之雄[36]。
晚清以来，在各种文体翻译中，外国诗歌在“五四”以前的文学翻译中显得比较少，这是因为诗歌的翻译公认是“至难之业”，尽管如此大多数诗歌翻译家仍然抱着鼓动民气、呼唤国魂，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鲜明目的而非基于文学因素来选择译品。在众多的翻译诗歌中，英国的诗歌最多，其中又以拜伦的诗最多，其诗歌《哀希腊》先后有梁启超、马君如、苏曼殊、胡适的四个译本。1908年苏曼殊译著《拜伦诗选》收录了拜伦40多首抒情诗。晚清以来诗歌翻译热潮从对拜伦的译介可见一斑，那么民国诗话收录和批评外国诗和外国诗人，尤其是《海天诗话》就是对这场轰轰烈烈的翻译热的激情回应，而在为数不多的诗话文本中有《海天诗话》、《今传是楼诗话》、《空轩诗话》三本诗话中均录入拜伦的诗歌，《海天诗话》中还不惜笔墨介绍拜伦的生平。而值得提出的是有的批评家同时兼作翻译家，《燕子龛诗话》的作者苏曼殊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一，而同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20世纪初有影响的文化人都参加了当时翻译西著的文艺思潮，在20世纪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家、批评家正是在清末民初翻译文学耳濡目染下成长的，因此民国诗话把批评的视野指向外国诗人也是批评家们海纳百川之胸怀、开阔视野之具体体现。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王逸堂《今传是楼诗话》、苏曼殊《燕子龛诗话》所举实例中可见批评家均从诗歌的艺术特色来关注拜伦和雪莱诗歌并将其与中国古典诗歌作简单比较。由此可见，当中国翻译家、批评家从最初开启明智的启蒙思想角度译介外国诗人的作品展现其现代眼光之后，也从政治的狂热中冷静退却出开始从艺术的角度来关注诗歌的本身，并在吉光片羽的比较中批评家不自觉又回归了中国诗歌注重艺术的传统。而民国诗话这种新旧、现代与传统的杂糅之处还体现在所录的外国人诗歌一律采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似乎还带着海潮味的外国诗歌扑面而来的却是浓郁的中国诗的风味，如此这样就更不用提《石遗室诗话》、《可园诗话》、《今传是楼诗话》、《藏斋诗话》、《瓶粟斋诗话》尤其是《海天诗话》所指向的大量日本汉诗，录入的是日本人的诗歌，流溢的同样是中国诗的情韵，这不能不说是民国诗话在除旧立新的过渡时期所呈现出来的特殊性。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仍要赞叹胡怀琛的《海天诗话》等民国诗话录入品评外国诗人和外国诗突破传统封闭的诗学批评领域所带给人的惊喜，民国诗话把批评对象指向了外国诗人及其诗歌就为中国传统诗学领域注入了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