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编》稿本的发现
杨圻(1875—1941)，又名朝庆、鉴莹，字云史，号野王，江苏常熟人，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著名诗人。世家出身[1]，擅诗词，号为“江南四公子”之一，并有“江东才子”之誉。在以学宋诗为主流的晚清民国旧诗坛上，杨圻诗主三唐，独树一帜，别具特色。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品评说：“近代学唐而堂庑最大者，必推杨云史。”[2]
杨圻的诗词，1926由北平中华书局铅印出版了《江山万里楼诗钞十三卷、词钞四卷》并附录夫人李道清《饮露词一卷》。1926年之前，杨圻的经历大致是这样的：“年二十一，以秀才为詹事府主簿，二十七为户部郎中，举孝廉，邮部奏调郎中，外部奏充英国南洋领事，迄辛亥逊国，弃职东归，所谓宦者，如是而已。”[3]在清帝逊位之前(1895—1911)，他曾任新加坡副领事，有过16年的为官生涯。辛亥革命后，悠游十年。然为生计所迫，自1921年秋，先后入陈光远、吴佩孚幕，尤其得到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的赏识，但他坚称只是入幕，而非为官。当时他的思想带有点儿逊清遗少，不事新朝的意味。北平中华书局出版的《诗钞》十三卷、《词钞》四卷，就是他在1926年，即52岁之前的诗词作品的结集。
1927年初，时吴佩孚战败入川，他离开吴，自郑州归至常熟；后又出关，入张学良幕；1931年“九一八”后，蛰居江南和北平；1938年寓居香港，至1941年7月病逝，享年67岁。杨圻人生的最后15年，正是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最艰难、最悲壮的时期，他发表了大量诗歌，歌颂军士浴血奋战、反抗日军侵略，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感，少数发表在《青鹤》、《北洋画报》等杂志上。至晚年时，杨圻曾将1926年以后的诗词作品请人抄录誊清，拟编纂《江山万里楼诗词钞续编》，1939年农历五月十五日还撰就了序言。在序中他说：
昔于丙寅之岁，尝刊《江山万里楼诗词钞》若干卷，今复益以丁卯以来十二年诗，凡千数百篇，序次之，并前刊诗，共二十二卷，词六卷，复序而合刊之。[4]
同年中秋补志云：
丁丑中日战作，故都首陷。余于次年五月避乱香江，山居多暇，复取丙寅以来迄今岁己卯所为歌诗，增编得十卷：自丙寅迄癸酉曰《强年集》六卷，甲戌至今曰《老年集》四卷，都诗二千六百八十三首，并乙丑所刊之十三卷，共二十三卷。又甲子以来词二卷，并前所刊共六卷，都词三百一十四阙。此今岁增编续刊之大略也。[5]
一曰22卷，一曰23卷，当是在1939年五月后又增一卷。概括地说，他在1926年铅印本《诗钞》13卷的基础上新辑了1927年至1939年所作诗歌，分为10卷；在铅印本《词钞》四卷的基础上新辑了词，共2卷。
这样一部诗词钞续编，本来是要继续交给中华书局出版的，但后来亡佚了。据杨圻的学生李猷记述：“后来他逝世后，经(1941)“一二·八”事变，日军攻香港，狄女士千辛万苦，从中华方面取回，逃难带至重庆。……后来狄女士在重庆撄病逝世，其稿遂由他第五公子吉孚世兄保存。嗣闻三十八年(1949)后，吉孚亦早逝世，于是此稿不可究诘了。”[6]李猷《近代诗选介》记述：“香港被日人攻陷后，(诗稿)由吉孚世兄带到重庆，曾匆匆一阅。当时年轻，不知此稿之可贵，今大陆沦陷，吉孚逝世，此稿是否尚在天壤，只有用心访求，再图刊布尔。”[7]
由于杨圻晚年整理的这部诗稿续编佚失了，多年来不少学者花费心力从事于杨云史晚年诗歌的辑补，如他的弟子李猷、后人杨元璋、苏州大学马卫中等先生都有辑录[8]，尤其是香港中文大学程中山先生，作了集大成式的汇集工作，不仅吸取了前人和时贤的辑录成果，而且从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上辑录了杨云史的大量诗词作品，出版了《江山万里楼诗词钞续编》(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但是，正如程先生所感慨的，他所汇集，“与原稿所收数量仍有很大差距……希望原稿早日刊行，让我们更全面了解杨云史诗词之面貌”。
所幸的是，经笔者查阅，杨云史晚年整理的诗稿，有七卷尚存于世。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江山万里楼诗钞》稿本，第十四卷至第二十卷，凡七册，正好是接续已经刊刻的十三卷本之后，首尾完整。卷首有杨云史1939年五月望日的《江山万里楼诗词钞续序》、王树柟《江山万里楼诗序》。根据目录，这七卷分别为：
丙寅(1926)、丁卯(1927)曰《强年集》(第十四卷)；
戊辰年(1928)曰《强年集》(第十五卷)；
庚午(1930)、辛未(1931)之际曰《强年集》(第十六卷)；
壬申年(1932)曰《强年集》(第十七卷)；
癸酉(1933)春至甲戌(1934)曰《强年集》(第十八卷)；
甲戌(1934)、乙亥(1935)之际曰《晚年集》(第十九卷)；
丙子(1936)、丁丑(1937)曰《晚年集》(第二十卷)。
大体是按年编纂的。上引作者自志说“自丙寅迄癸酉曰《强年集》六卷，甲戌至今曰《老年集》四卷”，两相参校，《强年集》少一卷，《老年集》二卷。但是这部稿本首尾完整，并没有残佚的痕迹。
诗稿用纸是板框外左下方印有“江山万里楼文字”的专用稿纸，每半页10行，行21字，正楷工整抄写。页眉偶有评语，书写工整。各卷首页钤有“云史”、“世袭江山风月福人”、“江山万里楼”、“绝代江山”、“圻”、“野王”、“云史词翰”等印章，均为杨云史的斋名字号，可见此书就是杨云史1939年亲手整理的稿本。
这部七卷稿本收入杨云史自1927至1937凡12年的诗歌530首，尚不计卷中用白纸贴覆的删诗。与程正中先生的整理本(以下简称“程本”)于相同时期内辑录诗歌数量相校，程本第228页之前的诗歌是杨云史1927—1937年的作品，凡320题，其中仅48题未见于此稿本，其他272题诗歌均见于此稿本，少数诗篇存在题目和文字的差异。而稿本凡530题，有258题419首诗是程本所未辑录的，也未为李猷、马卫中、杨元璋等先生所辑补，都是首次发现。所以，可以说这是对杨圻晚年诗歌的数量最大的一次发掘。
上图藏稿本的卷首有《王晋卿江山万里楼诗序》，为逊清遗老王树柟所作。王树柟(1859—1936)字晋卿，晚号陶庐老人，河北新城县人。官至新疆布政使。精通经史，著作丰富，被时人尊为“当世大儒”，“立言多关国计民生之大”[9]。王树柟是杨云史的父执辈，两人交往甚早。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杨云史就有《呈王晋卿先生》诗，其中有“吾道随秋淡，君恩比泪浓。文章千古事，迟暮一相逢”，表达的正是逊清遗少遗老的满腹忧愤。后二人时有诗歌往还。《王晋卿江山万里楼诗序》曰：
天地一情之所氤氲也，万物一情之所结构也。近之伦常日用之间，远之由家而国而天下，莫非一情之所钟，相系相维，以成古今不可敝之世。故情之至者，可以动天地，泣鬼神，虽愚夫愚妇之所为，往往为圣贤之所不能及。吾尝谓古之善言情者，莫备于诗，忠臣孝子之所歌，劳人思妇之所咏，其缠绵恻怛郁悼难言之隐，有令千载下读之者，歌泣流连，不知涕泗之何自。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者，情之所发也。有情则有思，有思则不能无言；言者所以宣其思而道其情者也。故曰：“不学诗，无以言。”
江东杨君云史，今之诗人，亦即今之至情人也。云史之诗，自甲午迄甲子以还，自订其集为十二卷，都一千四百五十余篇，刊集行世。甲子以后，复编为四卷，亦四百余篇，其间家国治乱，兴亡之感，君亲之痛，朋友之离合，夫妻聚散哀乐之无常，其接于目而柴于胸者，罔不触物抒怀，盱时寄愤。名花丽姬，不足喻其艳也；春鹃秋雁，不足喻其哀也；敛气珠光，不足喻其奇也；高人之幽迹，羽客之仙风，不足喻其芳且逸也。吾读《诗》，至《匪风》《下泉》之念周京，《伐木》之求友生，《风雨》之思君子，“鸡鸣戒旦”之什，妻子好合之章，辄反复低徊而不能自已。君之诗，大都于此三致意焉。其情之固结而莫可解者，不惜长言永叹，以自写其郁泱敞罔之思，此盖温柔敦厚之遗，风人之极则也。
戊辰之秋，余来辽东，始一读其全集乃知古人所谓“情生文，文生情”者，吾于君焉见之。云史自编其集既成，征序于余。呜呼，时至今日，诗教之亡，扫地尽矣。庄子有言：“逃空虚者，位乎藜藿鼪鼬之径，闻人足音跫然而喜。”而况处乎淫哇之世，一旦闻正始之音而謦欬其侧焉。其为喜更可知也。爰弁之简端，以质当世之读君诗者。逊国后辛未，新城王树柟序。
此序后刊于《青鹤》1934年第2卷第6期和《国学论衡》1934年第4期，今贤整理《江山万里楼集》时尚未辑录，故而有完整引出的必要。王树柟1928年北至辽东，时杨云史客张学良幕，也在辽东。诗稿卷十五有作于1928年的《赋赠王晋卿》，其中曰：“齿德今师表，居辽近管公。养生本儒术，无欲便仙翁。”把前辈王树柟比作汉末避乱辽东的大儒管宁。王树柟的序作于辛未(1931)年，这一年杨圻的诗集编到第十六卷《强年集》，序中所言“云史之诗，自甲午迄甲子以还，自订其集为十二卷，都一千四百五十余篇，刊集行世。甲子以后，复编为四卷”，恰可相互印证。序言的要义，在一“情”字，王树柟称赞杨云史是“今之至情人也”，并联系《诗经》“变风变雅”的传统，揭示了杨云史遭际家国治乱，其诗触物抒怀，盱时寄愤，多兴亡之感，君亲之痛，和朋友夫妻的人伦至情。这是符合杨云史诗歌的基本特征的。
上图藏稿本的页眉有字迹工整的手书眉批。在卷首杨圻自序后，另一种字迹的识语曰：“屑签，汪衮父所批。”另夹一签条曰：“册中眉批浮签，皆汪衮父手迹，幸勿失落。”但此稿本上的眉批并非“浮签”，可能是誊清时手民据浮签移录于页眉。汪衮父，即汪荣宝(1878—1933)，字衮父，号太玄，江苏吴县人。曾任驻日本公使等职。与杨云史齐名。诗稿卷十七有《赠汪衮甫》诗，诗序曰：“余与衮甫，弱冠订交，在光绪乙未、丙申间，海田再绿，踪迹遂隔，别盖三十余年矣。壬申暮春，重逢故都，苍然俱老，共道畴昔，握手相感叹，而于天时人事之际，盖有不忍言者。衮甫之言曰：‘久别今将老，当更相厚，约为昆弟。’感而作诗。”壬申为1932年，此年春3月，国联调查团来华，汪荣宝被派为北平方面之招待委员，在北京。时杨云史又应吴佩孚之召，自常熟复至北京，故友得以见面。次年汪荣宝下世。诗稿上汪荣宝的批语应该就是作于1932年春。但是自第十八至二十卷即作于1933年以后的诗歌页眉上也有若干批语，定非出自汪荣宝之手，其批者为谁，今难以详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