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美德的宣讲人
论作为民初“兴味派”[1]的周瘦鹃
上海政法大学 孙 超
1968年8月12日深夜，苏州“周家花园”的一口古井里，周瘦鹃的遗体载浮载沉。这位民初《礼拜六》周刊的头牌作家，悲欣交集的一生在这一刻走到尽头。这悲凉的尽头，让人扼腕。但，这并非周氏的个人悲剧，而是所谓“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群体悲剧，白天与他一起遭受批斗的不是还有程小青、范烟桥两只“老蝴蝶”吗?“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这些代表空虚无聊、文学逆流的恶谥使这批小说家在文学史上失掉了本相，要想公允评价其人其文，必须回到民初那个文坛主倡“兴味”的时代。首先让我们为其中的领唱者周瘦鹃画一幅真实的肖像。
一、小说界的“林黛玉”
民初就有人说：“周瘦鹃，不但名似巾帼，而且他的为人，也很富于女性，从前曾化装女子摄影，题者甚多，并有‘文艳亲王’的艳誉”[2]；瘦鹃亦曾自我剖白：“我的心很脆弱，易动情感，所以看了任何哀感的作品，都会淌眼抹泪，象娘儿们一样。”[3]可见，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女性气质。瘦鹃还说：“我虽是一个男子，而我的性情和身世也和她(林黛玉)有相似之处：她孤僻，我也孤僻；她早年丧母，我早年丧父；她失意于恋爱，我也失意于恋爱；她工愁善感而惯作悲哀的诗词，我也工愁善感惯作悲哀的小说。因此当我年轻的时候，朋友们往往称我为小说界的林黛玉，我也直受不辞。”[4]众所周知，林黛玉是多愁多病、葬花流泪、见月伤心的柔弱女性形象，瘦鹃的“直受不辞”正说明他与“至性”“多情”之林黛玉的心灵相通。
巧的是，周瘦鹃年轻时的一段恋史形成了他一生痴迷的“紫罗兰情结”和一泓永不衰竭的“泪泉”。结婚第三日，他就把这段刻骨铭心的初恋告诉了“九华帐里”的爱妻；中年时，他在《紫罗兰》杂志上向读者发布《爱的供状——附〈记得词〉一百首》；晚年，他还对女儿说：“我的那些如泣如诉的抒情作品中，始终贯串着紫罗兰一条线，字里行间，往往隐藏着一个人的影子”[5]。他创办的个人小杂志取名《紫兰花片》，并设专栏“银屏词”，因“紫罗兰”名“周吟萍”。他甚至想把生活中的一切都与“紫罗兰”扯上关系，其书斋叫“紫罗兰盦”，他用紫色墨水、紫色稿纸、紫色信笺……他的“紫罗兰情结”后来竟因其文艺界明星身份慢慢演为当时的一个公共话题，上世纪三十年代曾被言情小说大师张恨水写成长篇小说《换巢鸾凤》，并由瘦鹃亲自排日付印于他主编的《申报》副刊《春秋》上。当然，“紫罗兰之恋”于他的小说著译影响最大，他在民初著译的那些连篇累牍、引人落泪的“哀情小说”之源就是这种“爱而不能”的缺失性体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艺心理，艺术家的缺失性体验非常复杂。就瘦鹃本人而言，不仅表现为“爱而不能”的初恋受挫，更表现为“不能不爱”的情丝牵绊。二周相恋却不能结合，不因他们爱得不真、不深，也不因一方移情别恋，而是因为那个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正如瘦鹃自己讲的“最初的六年，因为局势已定，无力回天，自幼儿订定的婚约，把她一生的命运支配了，我那一颗空洞洞的心，老是被苦痛煎熬着，是一种搔爬不着而又没法疗治的苦痛。彼此因为在旧礼教压迫之下心虚胆怯的缘故，只是借微波以通辞，假尺素以达意，从没有敢会一次面，说一句话，若有情，若无情，老是在这样虚悬的苦痛中煎熬下去”[6]。这“最初的六年”，即1912至1917年，正是瘦鹃创作“哀情小说”的高峰期。由于现实中“若有情，若无情”的恋爱难以满足瘦鹃的情感需要，他必然为了克服缺失、求得满足而努力调动自己的各种心智力量。于是，一篇篇“哀感顽艳”的小说从其笔端自然流泻出来。拜伦曾在《唐璜》中写道：“假如劳拉做了彼脱拉克的妻子，想一想吧，他会终生写十四行诗?”[7]将其移在瘦鹃身上，即可说：“假如紫罗兰做了周瘦鹃的发妻，他怎么会写出那么多哀情小说?”不过，周瘦鹃的眼泪太多了，“瑟瑟哀音，流于言外，滔滔泪海，泻入行间”[8]，连他的好友们都劝他“节哀”，陈小蝶还曾写诗规劝：“弥天际地只情字，如此钟情世所稀。我怪周郎一枝笔，如何只会写相思”[9]?甚至连读者都来信要求他别做了。可是，民初瘦鹃的心中只有一泓“泪泉”，怎能奔涌出“笑花”呢?
总之，民初的周瘦鹃是多情多泪的，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落花怨》仿佛就是他民初十余年小说撰译的“预告片”。那是一阕男女相恋又无奈暌离的“断肠词”，那是一曲“哭将来朝鲜第二之祖国”，预拟亡国奴情状的“爱国歌”。正因为瘦鹃太善于摹愁写恨了，民初同人不仅将他称为小说界的“林黛玉”，还将他比拟为“海棠花”，说：“瘦鹃文字，以凄艳胜，血泪斑斑，不知化尽几许海棠。陆游咏海棠云：‘风雨春残杜鹃哭，夜夜寒衾梦还蜀。’可见海棠之于鹃，自有连带的关系，前人已经说过了。”[10]
二、上海文化市场的“文字劳工”
周瘦鹃是典型的报人小说家，他以小说作品为商品换取生活资料，他以编辑文艺报刊为谋生之道，他自称“文字劳工”。当他还是中学生时，就为生活所迫当起了“投稿家”，希望赚得稿费为独力持家的母亲分忧。他曾自述处女作发表时宛如彩票中了头奖般的“喜心翻到”，及十六块大洋钱的稿酬给家庭生活带来的物质改善。他晚年还动情地对女儿说：“我那50年的笔墨生涯，就在这一年上扎下了根。”[11]从此，他变成了民初上海文化场中最忙的人。他曾在随笔《节劳》中劝诫“青年事情不可不做，却又不可不节劳”[12]。可他自己却不得不承担着繁重的编写工作，据严芙孙描述：“瘦鹃现任申报馆、大东书局、先施乐园日报社等处编辑，每天治事十四小时，凌晨起来，一直深夜方得回家，虽遇星期，亦无休息，瘦鹃丝毫不以为苦”[13]。因此，他在《节劳》文末叹息道：“我虽劝人节劳，但我实是一个最不节劳的人，唉!”[14]虽然叹息，他却“不以为苦”，一直兴味盎然地把“文字劳工”做得十分出色。
作为“文字劳工”，瘦鹃的第一项工作是“写”。因为没有任何经济基础和来源，他只能拼命写作，他说：“一连几年，我就做了一个文字劳工，也可说是一部写作机器，白天写写停停，晚上往往写到夜静更深，方始就睡”[15]。《礼拜六》创刊前，他初出茅庐，曾得到说坛前辈包天笑的大力扶植。这一时期其小说发表情况可列表如下：
从表中，可看到包天笑主持的《时报》系统在其成名路上曾起过巨大作用，总计发表其作品31篇，而其他刊物仅刊发7篇而已。王钝根创办《礼拜六》时，首先看中了小说界新星周瘦鹃。他每期至少为《礼拜六》写一篇小说，有时也写两篇。同时他继续向《小说月报》、《中华小说界》、《小说时报》、《小说大观》、《游戏杂志》、《申报》、《时报》等报刊投稿，正如他说：“一篇又一篇的把创作或翻译的小说、杂文等，分头投到这些刊物和报纸上去，一时稿子满天飞。”[16]另外，有两组数据足可证明他在民初写作之忙。第一组来自范伯群《周瘦鹃论》的统计：1916—1918年间，他除出版译作《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外，又与刘复、严独鹤等合译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共44案，分12册发行。1916年11月至1918年3月在《快活林》发表文章133天次共计123篇。1919年5月31日至1920年3月31日，他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文章194篇。另一组数据是笔者据民初主要报刊统计的周瘦鹃小说发表数量，1911—1923年间他在报刊上共发表撰译小说366篇，出版单行本、小说集7部。“像这样大批生产，大批推销”[17]，他很快在民初文艺界站定了脚跟。民初瘦鹃著译小说的题材相对集中在“哀情小说”、“爱国小说”和“侦探小说”上，这与其卖文为生的实际写作状况相关。其小说的撰译宗旨显然主要不是“自娱”或“传世”，而是“娱人”、“娱世”，以读者的阅读“兴味”为本位，这三种类型的小说正是民初广大读者最欢迎的。他中英文俱佳，很有文学天赋，加上其独特的感情经历与成长环境，他用一枝多情细腻的笔为民初各个阶层的读者送去了生活的无尽“兴味”。同时，写作上的成功，也为他赢得了编辑文艺报刊的机会。
编辑报刊是瘦鹃作为“文字劳工”的第二项工作。报人作家与上海文化市场是互为依赖的。他们一旦有了名气，往往被邀请从事某种报刊的编辑工作，或自办报刊，利用自己在文艺界的影响力出版发行。当王钝根1914年办《礼拜六》时，便慧眼选中了文艺新星周瘦鹃。从该刊命名，到各种策划，及撰写小说，瘦鹃都参与其中，成为台柱。在这一过程中，他积累了一定的编辑经验，同时也巩固了在小说界的地位。1916年，他在包天笑的推荐下进入中华书局，专门为《中华小说界》和《中华妇女界》撰稿与翻译英文。1917年，他兼任了《新闻报·快活林》与《新申报》的特约撰述。在1919年5月，他被陈景韩延入《申报》作特约撰述，次年4月开始正式主持《申报·自由谈》。上述是瘦鹃在1910年代从事与编辑有关的主要活动，这是他编辑经验的积累准备阶段。他在帮人筹划刊物以及与书局接触过程中，积累了文艺市场号召力，拥有了广泛人脉、熟悉了编辑业务。
1920年代初期是瘦鹃成为民国文艺报刊编辑大家的开始，他在1920年4月1日接受史量才之聘正式主持《申报·自由谈》是其标志。他在晚年回忆说：“我得意洋洋地走马上任，跨进了汉口路申报馆的大门，居然独当一面的开始做起编辑工作来。”[18]《申报》是民国第一大报，《自由谈》早已是脍炙人口的金牌副刊，做这样副刊的主编，其编辑工作直接影响到全国读者，这真是“独当一面”!由于编《自由谈》每天只需花费两个小时即可，于是，他利用手中的人脉，巨大的市场号召力，开始“东编一个刊物，西编一个刊物”，“忙得不可开交”[19]，成了一个编刊的“文字劳工”。截至1923年底，他先后复活了《礼拜六》，与赵苕狂合编《游戏世界》，刊行了《半月》，为先施公司办《乐园日报》，还动兴办了一个个人小杂志《紫兰花片》。这几种刊物办得都很成功。周瘦鹃奉行的是“兴味化”编刊理念，就是寻找读者“兴味”与编者“兴味”的最佳结合点。对此，他曾表白说：“编辑看似容易，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编辑者选择稿件，一方面要适合自己的眼光，而另一方面又要迎合读者的心理。”[20]具体有如下几点：第一，凸显所选文稿的“兴味”功能。瘦鹃是个兼具中西文学素养的小说家，他以文学性、艺术性为标准录用稿件，同时为满足读者的阅读兴趣，又特别注意所刊文章的通俗性、消闲性、娱乐性。因此，他加盟的《礼拜六》宣称“仗我片言，集来尺幅，博人一噱，化去千愁”[21]；《礼拜六》复活后，瘦鹃在《申报》上刊登“出版告白”曰“皆名家手笔，新旧兼备，庄谐杂陈，茶余酒后似可做消遣之需”[22]；《〈游戏世界〉的发刊词》说这是“一本最浅最新的杂志”[23]；其个人小杂志《紫兰花片》虽在弁言中声明“意在自娱，不解媚俗”[24]，考察所刊文章，其助读者“兴味”之功能却是丝毫不减的。正基于此，袁寒云说他的《半月》“选稿最精”[25]；郑逸梅说他的《紫兰花片》“内容清灵雅隽，迥异寻常”[26]。月友女士的评价则可代表一般读者的看法，她评《紫兰花片》说：“内中的文字，也深合我们心理”，“粗粗看去，似乎没甚滋味；细细领会，却大有至深的哲理在内。这种作品，在我国小说界中，似乎很少有”；她甚至以译作泰戈尔的《邮政局长》为例说明从作品中获得的审美愉悦——“初时平淡无奇，后来默默领会，觉得其中滋味，实是无穷，好比吃了一枚橄榄，初进口时，枯涩无味，到后来却越嚼越有滋味了”[27]。第二，以“美的观念”进行报刊的装帧设计。瘦鹃曾说：“我是一个爱美成嗜的人，宇宙间一切天然的美，或人为的美，简直是无所不爱。”[28]这是贯穿他一生的“美的观念”，这种观念寄身在报刊上，便成了绝美的封面、插图。于此，他有很多得意之作，略举两例，其一是“周瘦鹃中秋献月”。他在民国十年的中秋节出了一个《自由谈》“中秋号”。为了点缀时令，他想让《申报》的读者共赏版面上的“中秋月”，于是将九篇文章排成了圆月形，并在版面中央绘上了衣袂灵动的美丽嫦娥，这真是将审美之思发挥到了极致，那天报摊上的零售《申报》成了抢手货。第二个便是《紫兰花片》。它在当时被称为“顶小”[29]的杂志，是六十四开本的袖珍版式，用桃林纸精印，卷首和中页有风景、人物、书画、金石等图片，全作紫罗兰色，分外精致。郑逸梅说它“娇小玲珑，很觉可爱”，封面美人如“画里真真，呼之欲出”，也许因为全作紫罗兰色，“仿佛纸上也袭有紫兰香呢”[30]。月友女士赞它“装订玲珑，印刷精良，叫人见了，爱不释手”[31]。当时还有人将它“比作‘桃花扇’传奇中外号‘香扇坠’的李香君，说这《紫兰花片》就是杂志群中的一个‘香扇坠’啊。”[32]这样美的刊物怎能不引起读者的美感，怎能不引起读者的阅读“兴味”呢?第三，寓教于乐中传播新知。因为文学史上对“礼拜六派”的定位是无病呻吟的情感与落后守旧的思想，一定会有人问：他们怎么会传播新知呢?实际上，“兴味派”很多都是趋新派，而且，他们从来没有放弃“有益”读者身心的编、写原则。不过，由于长期的思想启蒙之历史迷魅让我们对“兴味派”默默进行的生活启蒙视而不见罢了。在民初那个政局混乱、到处是“黑幕”的苦闷时代，人们太需要在阅读的短暂时光中放松身心了，所以他们喜爱有趣的杂志。同时，他们获得知识的“兴味”也并没有完全消失，他们多么希望能在“快活”中了解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啊!“兴味派”在民初繁盛的社会根源就在于此，这批作家看到了这个时代“忠言逆耳、名论良箴束诸高阁”[33]，于是借游戏之词、滑稽之说来针砭世俗、唤醒当世。这一点，瘦鹃在《游戏世界》发刊词中有鲜明表述：
当这个风雨如晦的时局，南北争战个不了；外债亦借个不了，什么叫做护法?什么叫做统一，什么叫做自治?名目固然是光明正大的，内中却黑暗的了不得!让他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有权有势的人，向口头，报上尽力去干；这向来是轮不到我们的——我们无权无势，只好就本业上着想，从本业上做起：特地请了二三十位的时下名流，各尽所长的分撰起来，成了一本最浅最新的杂志，贡献社会。希望稍稍弥补社会的缺陷!这就是本杂志的宗旨。——曾记得《论语》上有那‘游于艺’这一句话，又记得《毛诗》上有那‘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这两句话，我就断章取义的，把他这两个字，做了我这本杂志的名字。——但是这两个字，我们中国一般咬文嚼字脑筋内装满头巾气的老师、宿儒，向来把这两个字当作不正经代表的名词；教诲子弟，当作洪水毒兽的警戒。我若不明白一番，不但我这本杂志的宗旨埋没了，而且孔圣人同那诗人这几句话，都变成坏话了——列位!须知道孔圣所说的“游于艺”，就是三育中发挥智育的意思.诗人所说的“善戏谑兮”，就是古来所说“庄言难入，谐言易听”的意思。可见这两个字，真是最正经的。——说到这里，我还有那西来的学说，做个极精确、极明白的证据。……但是宗旨所在，就那智育上、体育上能得稍稍有点儿发明，增进游戏的本能，为社会将来生活的准备……
上面的话不仅将瘦鹃本人“寓教于乐中传播新知”的编辑思想说得很清楚，也说出了整个“兴味派”文艺观的一个重要层面。瘦鹃在民初编刊始终奉行这一宗旨，如，他常常在《申报·自由谈》上开辟专栏讨论“家庭”、“时令”、“妇女”、“小说”等与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在《半月》上将生活中的各色事件、问题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紫兰花片》中通过图像、文字在读者心田播下“审美”的种子。这一切，都是在进行富有现代性的生活启蒙，它的表现形态虽然没有新文学家思想启蒙那般轰轰烈烈，但这种“和风细雨”可能对普通大众的生活影响更实际、更长远。瘦鹃的“兴味化”编刊理念加上正确的广告策略使其编辑的各种报刊大为畅销、大受称赞。常常被人提到的《礼拜六》发行的盛况、巨大的影响自不必说，《半月》的畅销也非同一般，来自惠阳的廖朗如说：“周君瘦鹃创办之《半月》杂志，已满一年，粤中传诵几遍，其价值盖可知矣!”[34]郑逸梅也曾盛赞该刊：“不敏曩在兰友上，评为杂志中第一。这不是不敏的谀词，实在瘦鹃匠心独运，始终不懈，令人阅之自起一种审美观念，且每期有一二种特载，都是很名隽的，那自然受社会的欢迎了。”[35]月友女士还注意到了《半月》所刊小说的教育功能，她说：“《半月》杂志中，载有瘦鹃先生的《耳上金环》一篇，很有伦理的意味，像这样的作品，最是有益于世道人心。以后我希望周先生像这样的多作几篇，让我们饱饱眼福。”[36]就连他用于“自娱”的《紫兰花片》也受到读者追捧，月友女士曾说：“一等出版，便急急的赶着去买一本，从头至尾，看个仔细。等到看完了，使用着上好的香水，洒几点在书中；又取一支牙刷，蘸些胭脂汁，洒在纸上，更使这本书有香有色。”[37]同时，也引来了文人品题，南社诗人顾悼秋有七绝云：“嚼蕊吹香骨便仙，紫罗兰外问韶年。湖山花月殊娇冶，合贮灵文此一缅。”[38]
就这样，作为“文字劳工”的周瘦鹃以其勤劳的品性，对家庭，对人间的爱日夜不停地写啊、编啊，编着、写着，那些心血凝结的“兴味”文字，匠心独造的“兴味”报刊让他在上海文化场上很快成为一个光彩炫目的文艺明星。
三、倾心古韵—引领时尚的文艺明星
称周瘦鹃为文艺明星，主要是基于他在文艺上获得了以上海市民为主的各个阶层的广泛欢迎。民初瘦鹃正在青春年华、高瘦俊朗，很有一副浪漫文人的模样。拥有明星的外形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他在撰译小说、投稿出书、编辑报刊的过程中拥有了极为广泛的人脉。直接扶植过他的就有“兴味派”盟主包天笑，与包氏共称为“民初报界两大巨头”的王钝根，民国第一大报《申报》主编陈景韩、老板史量才，等等；画家丁悚、江小鹣、杨清磬，小说家陈蝶仙、陈小蝶、严独鹤、李常觉、毕倚虹、李涵秋，戏剧家梅兰芳、电影人郑正秋等都是他的好友。这些人都深具古典文化修养，能诗善书、亦擅说书唱戏，甚至中西乐器也样样来得。瘦鹃当然也是多才多艺，与他们情趣相契的。他们主倡“兴味”，成为民初上海“文化场”的主体力量。瘦鹃在译、写、编上的成功正是在与“兴味派”同人的互动中完成的，他当然具有此派作家的典型文化特征：倾心古韵—引领时尚。
说周瘦鹃倾心古韵，缘于他是一位典型的走向现代的“江南文人”，他爱美、爱艺术，努力寻找生活的“兴味”，这是苏州文人一脉相承的秉性。例如，他爱小的对联、小的扇面、小的盆景，这种对“微物”的迷恋大概来自其乡前辈《浮生六记》主人沈复的影响吧!沈复曾言：“见藐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瘦鹃继承古代小说“兴味”传统而撰译的文言、白话小说，所编期刊的兼容古今雅俗的特色，痴于“美”与“情”的“紫罗兰情结”等也都是鲜明的例证。
另外，他还有引领时尚，不断趋新的一面。在1920年代，新文学家将瘦鹃的小说归为“旧派”时，他曾表述过一个观点：“小说之新旧，不在形式，而在精神。苟精神上极新，则即不加新符号，不用她字，亦未始非新。”[39]这说明他是以“精神上极新”者自居的。瘦鹃的精神到底新不新呢?这关键要看对“新”的理解。假如像新文学家那样以“西”为新，以“中”为旧，他显然是不够新的。倘若换一个角度，他的确是新的，其“新”是由“旧”出“新”，即在传统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化“古”化“西”为当时之“新”，同时，也是引领上海现代都市生活之“新”。这样说似乎有拔高之嫌，因为新文学家所批判的某些“陈旧”之处在其人其文中的确存在，但他在主观上一直在探索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之路，并通过多元趣味的日常叙事进行着现代生活启蒙，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他通过一篇篇沁人心脾的撰译言情小说，以及报刊上关于“家庭”、“婚姻”、“妇女”问题的讨论，抨击着封建礼教，引入西方爱情婚姻观，讨论所谓现代“小家庭”的利弊，培养着女性的现代独立意识。实际上，这种润物无声的“渐变”方式更容易为民初广大民众接受。而从历史连续性上讲，民初近十年的文学艺术、思想意识“渐变”正是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火山喷发般的意识形态革命积蓄能量。单从文艺上讲，周瘦鹃也创下了不少现代“第一”。如，有人认为他的处女作《爱之花》是中国第一本话剧，据此称他为“中国话剧之父”；他的文学翻译成就在民初无人匹敌，他是高尔基作品的第一位中译者；他的《紫兰花片》是现代第一份个人袖珍式方型杂志，等等。可见，瘦鹃在文艺上总是匠心独运，能够开风气之先，这是他成为引领时尚的文艺明星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如果从生活的都市时尚层面来审视民初瘦鹃，那肯定要立即承认他是“极新”的。他编的“紫色系列”杂志是雅俗共赏的时尚杂志，从版式装帧到内容话题都是民初上海最有“嚼头”的公共谈资。他不但写言情小说、翻译欧美小说，还不遗余力地鼓吹推介好莱坞影戏(即电影)，他为此专门写影戏话，写影戏剧本，介绍电影明星近况。瘦鹃编刊还具有“博客精神”，比如他晚上参加了一次跳舞会、吃了一顿大餐、观看了一场西洋歌剧，只要是引起了他写作“兴味”的，第二天一早就会见诸报端，往往立即成为读者模仿的都市生活时尚。1920年代中期以后，他在上海市民心中“声誉益隆，几乎红得发紫”[40]；严芙孙在《全国小说名家专集》中称他为“当今青年小说家中最负时誉的一个人”[41]。需要指出的是，此时已非“兴味派”一家独语，而是新文学家成为文坛主宰，周瘦鹃更亲密地与现代传媒体制和大众娱乐接触，已然转型为新的“文学场”上的“市场作家”。
四、传统美德的宣讲人
在一般论著中，周瘦鹃与“兴味派”同人常被看作是“保守旧道德”的落后分子。笔者综合考察了他所保守的“旧道德”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他实际是一位传统美德的宣讲人。我之所以认为他宣讲的主要是传统美德，是因为诸如“爱国”、“孝道”、“重情重义”、“勤劳吃苦”、“积极奋斗”、“真诚热情”等源于传统的道德观念至今还是需要大力倡导与推行。
先来看爱国。爱国是每个国家人们千百年来积累起的对自己祖国的天然深情。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观念有两大基本特色，一是“家国一体”，二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周瘦鹃的爱国观念首先来自其父临终前的一段“爱国”遗言：“兄弟三个，英雄好汉，出兵打仗。”[42]它深刻影响了天生敏感的瘦鹃一生。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氛围，不幸艰苦的生活处境让他很早就感到了人生凄凉的况味，也激发强化了他希图通过自强不息地拼搏使家国富强的愿望。瘦鹃一生都是爱国者，民初创作的“亡国奴”系列小说真不啻上海万丈红尘里的绝响，激起了无数国人的爱国热情；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据上海时期，他开始到苏州隐居，过着半退休的生活，并与鲁迅、郭沫若、包天笑等共同签发了《文艺界同人为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解放后，响应国家和领导人的号召，他写了很多热情歌颂新中国、新生活的散文，并以精美的园林艺术继续为祖国人民增添着生活的“兴味”。他始终是将“爱国”作为一种传统美德来看待的，正所谓“家国一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然，瘦鹃与那些爱国的政治家、宣传家不同，在民初，他只是站在普通国民的立场设想亡国后的惨状、控诉卖国贼的罪行，将其爱国之情日常化、艺术化地道出。实际上，由于民初政局混乱，简直报国无门，瘦鹃及其“兴味派”同人更多的是将目光聚焦在“家庭”上，他们是以“家庭”的形式来进行一种“国族”想象。瘦鹃曾在《自由谈》上开辟家庭专刊，他在第二号《谈屑》中说：“人有家庭，一身始有归着之地。否则如鸟之无巢，回翔不定。曹孟德‘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之句，正可为无家庭者咏叹也。……世之有家庭者，愿各保其家庭”。[43]曹操的话本是一种政治隐喻，瘦鹃用在此处显然传达出了民初特别的时代情绪：国事不可为，只好将报国之思落实到家庭建设上来。“兴味派”文人普遍认为“社会集个人而成，个人以家庭为归。故家庭为社会之要素，人类安身立命之所由自也”[44]；“国家由社会而成，社会集家庭而有。故家庭与社会国家前途含有莫大之关系”[45]。我认为，假如从“爱国”的角度去理解民初“兴味派”小说家以“婚恋”、“家庭”题材为中心的日常叙事将开启此类小说研究的新领域，因为他们心中的确是以家国为一体的。
“节烈”与“孝道”也是瘦鹃宣讲的重要传统美德，这是曾被“新文化”者大力批判过的。在当时，出于建设“新文化”的需要，对其批判有着历史必然性。封建的“节烈”与“孝道”观中的确存在落后的思想糟粕，比如不准寡妇改嫁的“从一而终”，奉行愚孝的“割股疗亲”等都有违人性。但我们必须看到瘦鹃心中的“节烈”、“孝行”观是真真切切缘于母亲的影响，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具有过渡性与现代性。瘦鹃的母亲是“节烈”与“孝行”的典范，其“从一而终”与“割股疗亲”很早就在他的心里播下了“节”、“孝”种子。因此，他在新婚《九华帐里》的“情话”是大谈母亲的“节”与“孝”，并希望新娘凤君第一紧要的就是“孝顺阿母”。但从《九华帐里》亦可见出他对新娘的道德宣讲是基于人格平等的请求与企望，不是希望在对方颈上套一个冰冷的封建枷锁。况且，这番宣讲还有着现实针对性，他说：“近来的女子，哪有这种血性?怕她们母亲病死在床，她们还在戏园子里看戏行乐咧!”[46]实际上，通过笔者对民初报纸中相关新闻的阅读，通过《广陵潮》、《留东外史》等小说描写的人物来看，“非孝”、追求性自由的“新女性”在民初的确不少，那是一种新旧道德体系交替期道德观念混乱的产物。我认为，在旧的道德体系还未完全解体、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形成的民初，瘦鹃等“兴味派”作家宣讲传统美德亦是历史的必然。更何况，瘦鹃不是照搬“旧道德”，而是由“旧”出“新”地进行着现代道德转化。其“节烈”观不是“封建礼教”意义上的，而是含着一种反礼教的“唯情主义”，与其“紫罗兰情结”有着精神同一性。他不是单方面要求女人为男人“守节”，而是同时要求男人也要“守节”，这样一来，“守节”就变成了守护彼此的“至情”，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意味的两性观。瘦鹃“一生低首紫罗兰”、从不涉足“花丛”，正是这种两性观最好的注脚。他创作的那些对封建婚姻制度不满，为自由恋爱张目的言情小说正是这种两性观的艺术化呈现。例如，其小说《十年守寡》就意在打破“一女不事二夫”的旧观念。他鲜明地指出人非草木，假如有了新的情感对象，也是符合人性的事[47]。面对今天两性间“拜金主义”流行，缺乏“真爱”的社会现状，我认为瘦鹃的“唯情主义”倒是有着独特价值。瘦鹃对“孝道”的提倡更是不遗余力，他在文章中反复强调其母亲的艰辛，动情地宣讲为人儿女要讲“孝道”。现实生活中，他也身体力行，当自己可以担负家庭重担时，他让母亲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晚年。在“五四”后流行“非孝”思想的时代语境中，瘦鹃还专门写下了过去常被批判为“愚孝”典型的小说《父子》。今天读来，我们在一个讲述儿子为抢救父亲输血而意外死亡的故事里并不能找到“愚孝”的成分，读后留下的是对那位优秀的孝顺儿子之死的遗憾，对老年丧子的父亲的深深同情。正如陈皇旭所说：“周瘦鹃意欲借着这一篇提倡孝道的小说来提倡一点‘旧’的好处，对五四文学以后，‘新’的迷信，甚至连固有的伦理价值都产生怀疑，这一篇小说自有其对‘新’的批判意义。”[48]范伯群曾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绪论》中用了不少文字讨论“旧派”写“孝”的问题，他通过“新”、“旧”作家比较与古今对照，动情地说：“‘孝’的品质并不会随着乳汁的哺入而自然产生。由于中断了中国传统美德的教育，使‘老无所养’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49]这是对当下“非孝”现实的有感而发。可见，讲究“孝道”在今天仍是非常必要的。
另外，瘦鹃还在各类作品中提倡“勤劳吃苦”、“积极奋斗”、“真诚热情”等传统美德，这些至今都是我们由衷认可的个人道德修养。公正地说，周瘦鹃是一位传统美德的宣讲人，他将这些“美德”以文艺作品的形式自然植入广大读者的心田，贡献很大。今天，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传统道德呢?孙中山早已经给出答案：“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50]
走笔至此，周瘦鹃作为民初“兴味派”的肖像画已大致完成：他是“才子”，十六岁便在全国首屈一指的文艺期刊《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处女作八幕改良新剧《爱之花》，稍前还在包天笑主编的《妇女时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落花怨》。他是“情种”，有一颗多愁多感的心灵，却在“爱之花”初开时节就遭逢有情人难成眷属的“落花怨”。于是，他“一生低首紫罗兰”，创作了大量的不知赚了读者多少眼泪的“哀情小说”。缘乎此，他被视为小说界的林黛玉。他的“情”，除了男女温柔缠绵之爱情，亦有母慈子孝之亲情，真诚热烈之爱国情，在其小说中常常写到含辛茹苦的母亲、奉行孝道的儿女，他创作的那些振聋发聩的“爱国小说”正是其爱国心的自然呈露。他实在是一位传统美德的宣讲人。他擅长英文，曾以优美的文笔翻译了大量域外小说，是民初译界最知名的翻译小说家。[51]他自称“文字劳工”，不仅作品满天飞，还编辑过不少文艺报刊。他所编辑的刊物外观上以新奇、精美著称，内容上以文学性、趣味性、生活化吸引读者。他是中国最早的影评人，在民初就撰写过系列“影戏话”。更可贵的是，他从来不把美的东西私藏，有兴味的生活独享，而是把它们变成文字、图像，为他人的生活增添“兴味”。正是由于他译、著、编皆精，为人又热情、善良、正派、纯净，所以他很快成为引领民初上海文化时尚潮流的文艺明星。他既倾心古韵，又不断趋新，这正是属于“兴味派”独有的连通古今、兼容雅俗之流派特征。
(本文原载台湾《传记文学》2014年第3期)
【注释】
[1]“兴味派”是指民国最初十年间主导文坛的小说家群体，他们在中国近现代小说急剧变革中的主色调是力倡“兴味”第一，以小说的“审美性”、“娱情化”为旨归。他们掀起的“小说兴味化热潮”是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重要一环。不过，这一历史真相长期被遮蔽，从而导致该派不断被贬斥、被批判、被误读。详见《“兴味派”：辛亥革命前后的主流小说家》，《文学遗产》2013年第3期。
[2]《申报·自由谈·小说特刊》，1925年5月24日。
[3]周瘦鹃：《红楼琐话》，《拈花集》，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年版，第92—93页。
[4]周瘦鹃：《红楼琐话》，《拈花集》，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年版，第92—93页。
[5]周瘦鹃：《笔墨生涯鳞爪》，香港《文汇报》，1963年6月16日。
[6]周瘦鹃：《爱的供状——附〈记得词〉一百首》，《紫罗兰》，1944年第13—17期。
[7]童庆炳等：《文艺心理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8]周瘦鹃：《噫之尾声——噫，病矣》，《礼拜六》，1915年第67期。
[9]陈小蝶：《周瘦鹃著〈午夜鹃声〉篇后题诗》，《礼拜六》，1915年第38期。
[10]慕芳：《文苑群芳谱》，《红玫瑰》，1924年第32期。
[11]周瘦鹃：《笔墨生涯五十年》，香港《文汇报》，1963年4月24日。
[12]周瘦鹃：《节劳》，《紫兰花片》，1922年第3期。
[13]严芙孙等：《民国旧派小说名家小史》，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884年版，第558页。
[14]周瘦鹃：《节劳》，《紫兰花片》，1922年第3期。
[15]周瘦鹃：《笔墨生涯五十年》，香港《文汇报》，1963年4月24日。
[16]周瘦鹃：《笔墨生涯五十年》，香港《文汇报》，1963年4月24日。
[17]范伯群：《周瘦鹃论(代前言)》，《周瘦鹃文集(1)》，文汇出版社2011年版，第301页。
[18]周瘦鹃：《笔墨生涯五十年》，香港《文汇报》，1963年4月24日。
[19]周瘦鹃：《笔墨生涯五十年》，香港《文汇报》，1963年4月24日。
[20]周瘦鹃：《编辑漫谈》，《良友》，1926年第8期。
[21]《〈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1914年第1期。
[22]周瘦鹃：《介绍新刊》，《申报》，1921年3月27日。
[23]《〈游戏世界〉的发刊词》，《游戏世界》，1921年第1期。
[24]《紫兰花片·弁言》，《紫兰花片》，1922年第1期。
[25]寒云：《海上杂志评》，《晶报》，1921年9月9日。
[26]郑逸梅：《小说杂志丛话》，《半月》，1923年第20期。
[27]月友女士：《小说小说》，《申报·自由谈·小说特刊》，1923年8月26日。
[28]周瘦鹃：《〈乐观〉发刊辞》，《永安月刊》，1941年第20期。
[29]春梦：《小说界之顶……》，《申报·自由谈》，1923年7月24日。
[30]郑逸梅：《小说杂志丛话》，《半月》，1923年第20期。
[31]月友女士：《小说小说》，《申报·自由谈·小说特刊》，1923年8月26日。
[32]周瘦鹃：《笔墨生涯五十年》，香港《文汇报》，1963年4月24日。
[33]爱楼：《〈游戏杂志〉序》，《游戏杂志》，1913年第1期。
[34]廖朗如：《我的小说谈》，《半月》，1922年第8期。
[35]郑逸梅：《小说杂志丛话》，《半月》，1923年第20期。
[36]月友女士：《小说小说》，《申报·自由谈·小说特刊》，1923年8月26日。
[37]月友女士：《小说小说》，《申报·自由谈·小说特刊》，1923年8月26日。
[38]周瘦鹃：《笔墨生涯五十年》，香港《文汇报》，1963年4月24日。
[39]《自由谈之自由谈》，《申报·自由谈》，1921年5月22日。
[40]郑逸梅：《记紫罗兰庵主人周瘦鹃》，香港《大成》，1973年第108期。
[41]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1页。
[42]周瘦鹃：《九华帐里》，《小说画报》，1917年第6期。
[43]周瘦鹃：《谈屑》，《申报》，1921年8月21日。
[44]鲍眕：《论婚姻问题》，《申报》，1922年4月9日。
[45]钱树玉：《大小家庭之比较与研究》，《申报》，1922年5月28日。
[46]周瘦鹃：《九华帐里》，《小说画报》，1917年第6期。
[47]周瘦鹃：《十年守寡》，《礼拜六》，1921年第112期。
[48]陈皇旭：《文学典律的推移——以后期〈礼拜六〉为观察核心》，(台)《中极学刊》，2007年第6期。
[49]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50]孙中山：《民族讲义第六讲》，《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1页。
[51]孙超：《专业眼光·才子笔墨·哀为主调——论周瘦鹃的翻译小说》，《中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