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勃期(1912—1919)
这时期剧评作者多，数量巨大，内容庞杂，且此时期评剧成为一种趋势，种种盛况不兹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随着评剧的趋势越来越盛，党争、捧角、辩论亦都以报刊为阵地争相上演，剧评在繁盛的同时也带有趋于浮躁的迹象。
最初的剧评还保持相对严肃的态度，不论评剧或评伶，作者虽有褒贬，但不带太强烈的感情色彩，较早开“剧评”栏的《民立报》、《北京新报》等刊载的文章皆是如此。如正秋的剧评：
歌舞台新聘之杨四立，文武全材也。唱工腔调专宗叫天，惜嗓音稍有未逮。又擅武二花，尤以起彩旦最佳。件件皆能，色色俱精，真是多才多艺，上海尚未到过云。
歌舞台又聘须生张桐钧，亦系学谭派者。最初来申明张老盖。后在北方经营商业，因天仙挽其挚友至北方聘，始复弃贾就优。所唱各戏尚能受顾曲家欢迎，惟嗓子甚低，幸其说白字字真切，听之清脆有味，故音低犹不为病也[30]。
评论有褒有贬，虽然是作者一人之见，但所评皆有依据，态度也尽量保持客观。
也是于1912年起，“结党”之风始见端倪。柳亚子极力赞誉旦角冯春航，曾在其主持的《太平洋报》等报刊上对冯春航大力维扬，以其为中心形成了冯党。1913年贾璧云南下，演技、扮相俱佳，轰动沪上，吸引了大批迷恋者，于是贾党形成，和冯党对峙。1913年梅兰芳到上海登台，一炮而红，于是上海又出现了第三党之说。伶界各党著文登报，互相攻击，对于各自的角色又极力颂扬，这就使得剧评脱离了正常的轨道。柳亚子为冯党之魁首，其剧评则贬抑梅兰芳和贾璧云，颂扬冯春航，举两则如下：
游海上旬日，为春航来也。而相识者牢绳兰芳之美(个中有小凤)，谓余不可不一睹庐山真面目，因以临去之前一昔，应友人招，往焉。至则场内外已苦人满，万头攒动甚嚣尘上，空气尤劣。余颇不耐，又以座位在后，距离过远，雾里看花不知其美。唯觉双颧高耸，头辅尖削，且又傅粉太白、施朱太赤而已。……驱车出门，复过春航，适演《双蝴蝶》，已届尾声，时候乃觉小语精微，款涘入我心坎。而临去秋波，尤难为怀，因口占一诗云：厌闻月旦到歌场。庐后玉前孰主张(又是抢白小凤的)。一任野梅开烂漫，当庭我只拜冯郎[31]。
人菊函云，小凤、鹓雏同流合群，尊梅兰芳若天人。弟昨去一观，略有批评，颇与小凤意见不同，故未敢投去，自取摈斥。梅伶做唱不可谓不好，较诸贾伶似胜。但其一种妖淫态度，令人观之作十日恶，小凤辈尊之者，只因其淫荡故耳。故尊之之意，实亵恶不堪。春航深耻彼等行为，独具清洁不可攀仰之概，故毁之者日众。呜呼，伤人心，别有怀抱似不能与时辈争毁誉也[32]。
这些使得剧评成了专为自己喜爱的伶人造势的工具，失去了其本应该具有的客观、公正、公平的态度，当时的人和后来之人都对这种剧评极不赞同。时人曾说：
伶党者，上海无聊之骚人墨客、剧曲家，所号召而组织之者也。伶有新旧，则党亦有新旧，旧党事旧伶若神明，新党亦事新伶如神圣。有附和之，曰：是吾同党也，必掖引之；有侵犯之者，曰：是我异党也，必诟骂之。于是百计以扬之，多方以媚之。伶略通音韵，必曰：是大诗家也；伶略解涂抹，必曰：是大画家也；伶略识西文，必曰：是大方言家也；伶略谙跳舞，必曰：是大舞蹈家也；伶固滑头也，必曰：是高士；伶固浊物也，必曰：是名士。其党魁党员之心目中耳中梦寐中所见所闻者皆本党之某伶也……[33]
时过境迁，后人回忆说：
大舞台有一名旦角贾壁云，以色艺轰动一时。贾又能画几笔山水，结识了一班遗老，遗老有《贾郎曲》揭布报端，且刊《壁云集》，大事张扬，因此有“贾党之号”和捧冯春航的“冯党”，两不相容，时常在剧评中引起剧烈地争论，这是很可笑的。[34]
冯、贾、梅党之争在1913、1914年最为激烈，1914年前后新剧兴盛，吸引了一部分剧评家的注意力，加之各种颂扬文字、做法都已达到极致，冯贾两党热度才渐渐褪去。梅兰芳回京后，艺术日益精进，在声誉上超过了冯春航和贾璧云，逐渐成为旦角翘楚，独霸一行。自1917年之后，报纸剧评对旦角的舆论又多集中在梅兰芳身上。
但捧角、争辩现象一直存在于民初之后的剧评中，在剧评繁盛的时代，报刊中常常因对某角或某剧的观点不同而引起辩论，争得不可开交。所以在报纸剧评中会夹杂着《我来劝劝你们》[35]、《为秋星、瘦竹二君解纷》[36]、《请舍予、半狂两君息讼》[37]这样的劝解文章。往往一场论争要持续一月至几月，中间又有其他剧评家就所争之事情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辩论的气氛，使得报刊剧评众议激烈，尤其热闹。但争辩、吵闹之间，产生了诸多只关注于品评角色的色艺、理论性不强甚至毫无理论性的文章，使得一部分戏剧评论渐渐趋于肤浅、浮躁，变成一种大众的众声喧哗。当然也有很多在喧嚣中仍然执著于理论追求、坚持批评原则的评剧家，他们不随流俗所动，著写了很多对戏剧表演、戏剧理论有价值的批评。
报刊剧评经过30年的发轫期，又在10年发展之后，于民初前后开始兴盛，渐渐繁荣。刊剧评的123种报刊中，有113种为20世纪之后创刊的。报刊、演剧活动、剧评之间相互推动，共同发展。
综上，随着报业的发展，涌现了大批的文艺报刊、报纸副刊和小报。自报刊剧评产生之初，传统的戏剧批评已有较为成熟的理论系统，并且自李渔开始，理论上完成了从“词曲本位”到“舞台本位”的重心转移。报刊剧评以繁盛的结合舞台实践的评剧活动，延续着传统戏剧理论同时也对演唱、表演理论有所完善。演剧活动在同光之后尤其繁荣，报刊为迎合观众增加文艺栏，喜爱戏剧的观众也可以通过报刊发表自己的见解。报刊通过剧评将观众和舞台连接，戏剧演员、观众和戏剧研究者拥有了一个公共园地。报刊剧评自19世纪70年代产生，民国期间渐达繁荣。报刊剧评的产生，上承戏剧理论批评“曲词重心”转移至“表演重心”，下开启近现代戏剧理论批评重视观感的实践性、实用性、体验性等批评格局和流派。
【注释】
[1]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第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2]1873年8月由艾小梅于汉口创办。
[3]1874年6月由容闳集资创办，上海出版，后改名《汇报》。
[4]龚德才：《中国新闻事业史》，第116页，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5]《申报·本馆条例》，《申报》1872年4月30日。
[6]《感怀绝句十六首》，《申报》1872年12月12日。
[7]《地震书感和龙湫旧隐韵》，《申报》1872年9月30日。
[8]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第54页，北京：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
[9]副刊之“副”字最早定型，源于1921年10月21日，鲁迅给《晨报》新独立出来的文艺性文字，命名《晨报附刊》，当时总编辑蒲伯英在写报头时，写成了《晨报副镌》，从此“副刊”名称定型。在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47页，田建平：《当代报纸副刊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页及王文彬：《中国报纸的副刊》(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5页，皆有关论述。
[10]丹翁：《评评》，《晶报》1919年8月15日。
[11]《戏园杂谈》，《申报》1872年6月4日。
[12]《本馆告白》，《申报》1872年10月23日。
[13]谭帆、陆炜：《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第5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4]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第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886年。
[15]蒋锡武：《京剧精神》，第47页，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16]齐森华：《曲论探胜》，第14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17]参考[清]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点校：《扬州画舫录》，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18]参考[清]佚名撰：《审音鉴古录》，北京：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
[19]参考[清]徐大椿著，吴同宾、李光译：《乐府传声》，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
[20]参考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第9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
[21]糜月楼主：《燕市群芳小集》，《瀛寰琐记》1873年3月第5卷。
[22]《美国舞戏记略》，《益闻录》1880年7月4日。
[23]《桂仙观剧记》，《世界繁华报》1901年12月7日。
[24]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10月创刊号。
[25]原载1903年旧金山《文兴日报》上，转引邬国平、黄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第52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26]健鹤：《改良戏剧之计划》，《警钟日报》1904年5月30日。
[27]《时报》1907年2月24日。
[28]《时报》1907年2月25日。
[29]切肤：《上海报纸评剧之溯源》，《中华新报》1918年9月11日。
[30]正秋：《粉墨丛谈》。《民立报》1912年4月19日。
[31]亚子：《磨剑室剧谈》。《生活日报》1913年11月22日。
[32]亚子：《磨剑室剧谈》。《生活日报》1913年11月29日。
[33]红于：《伶党平议》，《生活日报》1913年12月14日。
[34]郑逸梅、徐卓呆：《上海旧话》，第58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年。
[35]《先施乐园日报》1919年1月17日。
[36]《新世界》1918年4月20日。
[37]《新世界》1918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