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兼融并取南北宋词之论
在我国传统词学批评中，主张兼融并取南北宋词之论的承衍线索，大致最初出现于明代中后期俞彦的言说中。清代，王士禛、沈暤日、宋荦、曹禾、曹贞吉、蒋景祁、田同之、王时翔、马荣祖、娄严、周济、蒋方增、宋翔凤、赵怀玉、顾广圻、郭晋超、于昌遂、谢章铤、刘熙载、杜文澜、陈廷焯、张德瀛、贾敦艮、王国维等人，从不同的方面对南北宋词作出多样的论说与深入的辨析，将兼容并取南北宋词之论不断倡扬开来。民国以降，况周颐、龙榆生、《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徐兴业、薛砺若、赵尊岳、沈轶刘等人，在对南北宋词的观照上仍然体现出辩证之论，他们将对南北宋词的论说不断推向历史的高度，显示出对传统词学南北宋之宗尚的更细致辨析与更通贯的把握特征。
民国时期，况周颐《蕙风词话》云：“两宋人词宜多读、多看，潜心体会。某家某某等处，或当学，或不当学，默识吾心目中。尤必印证于良师友，庶收取精用闳之益。……善变化者，非必墨守一家之言。思游乎其中，精骛乎其外，得其助而不为所囿，斯为得之。当其致力之初，门迳诚不可误。然必则定一家，奉为金科玉律，亦步亦趋，不敢稍有逾越。填词智者之事，而顾认筌执象若是乎?吾有吾之性情，吾有吾之襟抱，与夫聪明才力。欲得人之似，先失己之真。得其似矣，即已落斯人后，吾词格不稍降乎?”[11]况周颐从习效作词的角度对南北宋之宗论题予以阐说。他主张学词的过程重在细心体会，多方兼取，逐渐悟入，反对拘守一家，坐井观天，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他进一步指出，初学作词确乎要有门径可寻，不着门墙是难入殿堂的，但坚执地奉某一家为不变之律，并对之“亦步亦趋”，而不敢越雷池半步，这并不是“智者”所为。况周颐大力肯定创作者一人有一人之性情，一人有一人之襟怀，一人有一人之才力。他论断，一味习学他人而必失己之本真，这使自己先在地落乎人后，其词作格调又怎能拔俗呢?况周颐从学词角度对拘泥之习的破解，将兼融并取前人与凸显创作主体自我本真的要求一同道了出来。
龙榆生《两宋词风转变论》云：“词以两宋为极则，而论者或主北宋，或主南宋。此皆域于门户之见，未察风气转变之由，而妄为轩轾者也。”[12]龙榆生对南北宋词宗尚之论予以简洁而平正的论说。他概括偏于以北宋为宗还是以南宋为尚，这完全是囿于门户意气的做法，是不能识见词作风气转变与词史整体演变发展的认识，是甚为缺少理性批评眼光的妄为之论。其又云：“清代论词学者，往往蔽于宗派之见，议论分歧，龂龂于南、北宋之争，而恒忽略客观之事实。如上述诸家之说，其影响于词苑者至深。其言或当或否，或能示吾人以研寻之径，或反予吾人以惑乱之邮。执一先生之言，局于一隅以自限，吾未见其可也。两宋词风之转变，各有其时代关系，‘物穷则变’，阶段显然。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吾虑世之学词者，将‘南北’二字，横亘胸中，而不能观其通，转滋瞀乱也。聊申微旨，以明风气转变之由，与夫各作家得失利病之所在，期与海内宏达，共商榷焉。”[13]龙榆生针对清代以来不少人论词囿于宗派门户之见予以论说。他认为，体派之尚与南北宋之宗其实都是甚见保守与拘限的，其于认识与把握词作历史发展毫无助益。事实上，两宋词作既体现出鲜明的差异，更存在内在转化与渐变的关系，这与它们所产生的时代是紧密联系的。一个真正的词史论者，应该通观整个词作历史发展，摒弃以某一特定审美观念、审美趣味而衡量不同时期词人词作，在“通观”与“细察”的相互结合中，去论说具体作家的利弊得失，去把握文学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与多维动因，这才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批评态度。龙榆生之论，有力地消解了南北宋之偏尚，将兼融并取南北宋词之论进一步倡扬开来。其还云：“两宋词风转变之由，各有其时代与环境关系，南北宋亦自因时因地，而异其作风。必执南北二期，强为画界，或以豪放婉约，判作两支，皆‘囫囵吞枣’之谈，不足与言词学进展之程序。吾人研究词学，不容先存门户之见，尤不可拘于一曲以自封。循吾说以观宋词，或可扫空障碍。”[14]龙榆生又一次对南北宋词之宗论题展开分析阐说。他发挥文艺社会学的理论，认为南北宋词风格之异乃缘于不同时代与环境的关系，两者之间确是不可强分界域与彼此割裂的。只有以宏观发展的眼光观照两宋词学的历史进程，才是我们所应持有的批评态度。龙榆生极力批评门户之见与拘泥之习，消解狭隘之批评眼光，其论将兼容并取南北宋词之论予以了完善与张扬，将传统词学批评论题予以了更具现代性的理性审视，在传统词学批评对南北宋之偏尚的消解历史上显示出夺目的光彩。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朱彝尊《江湖载酒集》云：“自周邦彦以来，莫不以婉雅为正宗，实自淮海启之，玉田虽雅，往往流为滑易，彝尊但知玉田，而不知淮海，此其所以不能沉郁也。浙派之病，在于过尊南宋，而不能知北宋之大也。”[15]《提要》作者通过评说朱彝尊以张炎词作为宗尚，而不能进一步上溯至秦观，界定此乃其词作入乎婉雅而不能进乎沉郁之境的深层次缘由。他批评清代浙西派词作缺失便在过于推尚南宋之词，而对北宋词作缺乏辩证观照之故。《提要》作者将兼融并取南北宋词的论题进一步予以了张扬。其评陈皋《吾尽吾意斋乐府》又云：“词以南宋为宗，其间颇有可言。效南宋者，当知二事：梦窗词似凝质而实飞动，玉田词似流滑而实精深；学梦窗不成则近于滞，学玉田不成则近于浮。识此二者，可与言南宋之词矣。”[16]《提要》作者在持论有人以南宋词为宗尚的基础上，将对南宋词的推扬与效仿分析往前予以了推进。他论断，以南宋为宗尚关键在把握好吴文英与张炎之词，因为，习学吴文英之词易入于窒塞不灵之境，而效仿张炎之词则易流于浮泛不实之地。他们二人之词作为南宋的代表，充蕴灵性与含孕精深，解此，方可谓真正的以南宋词为宗尚了。此论将以南宋为宗尚的分析进一步展衍开来，是甚富于辩证识见的。
徐兴业《凝寒室词话》云：“北宋诸家，除东坡外，才实不逮后人，但以其情真，遂觉脱语天籁，自有浑璞之诣。南宋诸词人，才大而气密，故能独创词境，不剿袭前人。然以其真挚之情稍逊，味之终觉隔一层。”[17]徐兴业对南北宋词作优缺之处都予以论说。他论断北宋词人情感表现真挚自如，语言运用自然而妙，南宋词人则更富于艺术表现才力，词作气脉细腻、结构绵密，在艺术表现上更善于独创。两者之不足分别为：北宋词人才力表现不见显眼，而南宋词人在情感表现上则有所逊色，在意味融含上有所不足。徐兴业之论，对南北宋主流词人词作予以较平正的论说，体现出兼融南北宋词的祈向，对南北宋偏尚之论予以了进一步的消解。其时，薛砺若在《宋词通论》中对南北宋词之分予以了翔实的论说。他明确否定词分两宋的做法，认为这是简单化的“套用”之举，并不能真正很好地有助于人们对词作历史发展的认识。其云：“以前研究词学的人们，对于宋词时间划分问题，都是分为北宋南宋两个部分的。即一般人谈起宋词来，也毫不加思索的而称之为‘北宋词’与‘南宋词’。其实，这北宋南宋的术语，只能用在政治史上，若用在词学史上，不独太感笼统与模糊，而且也是一种很不自然的分界。”据此，他主张将宋人词作具体划分为六个时期，即：“第一期：由宋初一直到仁宗天圣、庆历间，是北宋词的蓓蕾含苞时期”；“第二期：由仁宗天圣、景祐以后起，直至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是花之怒放时期，是创造时期，同时也是北宋词最灿烂最绚丽的时期”；“第三期：由哲宗末年，历徽宗一朝，直至汴京被陷以前止，是‘柳永时期’的总集结时期”；“第四期：约自宣和以后起，直至南渡后庆元间，约七十余年当中，是传统下来的词学史中一个丫枝旁干的怒出”；“第五期：由嘉泰、开禧间起，是苏辛一派词的终了，姜夔时期的开始”；“第六期：为南宋末期，是‘姜夔时期’的稳定与抬高时期”[18]。薛砺若之论甚为细致地呈现出两宋词作的内在“趋变”与“转化”历程，对消解南北宋词之偏尚亦体现出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赵尊岳《填词丛话》云：“学者动谓北宋不易学，学亦不易成就。按之体制，原无两宋之别。惟一则尽力于环中，一则超然于象外。词笔词心，取径各异耳。其曰先学南宋再进于北宋者，亦先求能抒其浓挚，再使进而至于淡穆。其曰天分少不学北宋，学历少不学南宋，则以天分不高，势难通深入浅出之妙；学力少则文采又不足以尽浓挚之致，使蕴于中者，悉发于外。”[19]赵尊岳在论说习效北宋之词的基础上，对南北宋词创作特征予以甚为平正的辨说。他提出“原无两宋之别”的观点，认为引发南北宋词差异的根源乃在于创作追求与笔法用力的不同。南宋人之词“尽力于环中”，更多追求的是词体本身的精美，故而讲求浓挚之情、精练之笔，主于学力；而北宋人之词则“超然于象外”，更多致力的是讲究词之事外远致、淡穆之境、冲淡之笔，因而更主于天分。南北宋词之所以留给后人那么多相互比较与展开探讨的空间，正是因为其取径与追求不同所致。如果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差异，而对南北宋词之优劣高低妄下论断，显然是有失偏颇的。赵尊岳之论，紧紧扣住南北宋词人的创作取径与艺术追求予以分析比照，将对南北宋词之偏尚的消解进一步予以了张扬，显示出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沈轶刘《繁霜榭词札》则云：“两宋词，本为一体，只有时代之异，初无高下之分，无北则不能正其始，无南则不能备其全。故南北合流，不应偏废。必欲强为出入以言宋词，是割裂源委以求江河也。”[20]沈轶刘对南北宋词的论说甚为辩证透彻。他概括南北宋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成就与相互补充的，它们在艺术表现上只存在时代的差异，而并无优劣高下之分，我们切不可出主入奴，盲目地抬高或贬低任何一方，否则，便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只求汇成江河而不问源头何在之举，是令人可笑的。沈轶刘将兼容并取南北宋词之论提到一个很高的理论层次，对全面地观照与把握词作历史发展及其内在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结民国以降词学批评视野中的南北宋之论，可以看出，其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偏重以北宋词为宗尚之论，二是主张兼融并取南北宋词之论。相比照而言，前一线索论者大都从其词作审美理想或所持词学批评取向而论；后一线索论者则大多从较为理性的批评立场或原则而论，因此，其批评视域更见宏通，批评主张更显圆融。此两方面线索，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对立的交集与建构关系，它们从主体上继续展开了古典词学批评视域中的南北宋之论，将传统词学中南北宋之宗的历史意义与批评拘限更为明确与充分地彰显了出来。
【注释】
[1]陈匪石编著，钟振振校点：《宋词举》(外三种)，第211—21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2]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第234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3]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第24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4]唐圭璋：《词话丛编》，第48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5]孙克强、杨传庆、裴喆：《清人词话》，第1522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
[6]唐圭璋：《词话丛编》，第43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7]徐珂：《历代词选集评》，卷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
[8]张璋等：《历代词话续编》，第1352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9]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第294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10]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第298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11]况周颐著，王幼安校订：《蕙风词话》，王国维著，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人间词话》，第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12]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25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3]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25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4]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27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5]孙克强、杨传庆、裴喆：《清人词话》，第344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
[16]孙克强、杨传庆、裴喆：《清人词话》，第781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
[17]张璋等：《历代词话续编》，第1360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18]张璋等：《历代词话续编》，第859—865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19]刘梦芙：《近现代词话丛编》，第283页，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
[20]张璋等：《历代词话续编》，第845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