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清的词学渊源和早期词学实践
浦江清对词学产生兴趣当在就读东南大学时期。据其女浦汉明所编《浦江清先生年谱(简编)》，浦江清在东南大学时期主修西洋文学，辅修国文和哲学。西洋文学系的著名教授吴宓为“学衡派”领袖，主编《学衡》杂志，崇拜古典主义和人文主义，反对白话文运动，形成与北京大学相抗衡的文化阵地。浦江清即拜于吴宓门下，后来之所以能进入清华研究院师从陈寅恪，实由吴宓推荐。国文系则拥有一大批大师级人物，以词学研究而言，则有王泊沆和吴梅。《年谱》中未提及浦江清向王、吴等人请教，但浦氏所交往之赵万里、陆维钊、徐声越、胡士莹却均为吴梅高足，可见浦江清之词学由来有自。此时浦江清不仅撰有词作，且与同学赵祥瑗、孙为霆、赵万里、陆维钊等人联句合撰《寿楼春》词三首[3]。
1926年浦江清进清华研究院，做陈寅恪的助教，学术除受陈寅恪熏染外，也得以向王国维请益。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在当时学术界引起了大讨论。浦江清撰写二文《论王静安先生之自沉》、《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发表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此二文是当时较早研究王国维之思想与文学者，也是浦江清词学撰述之始。1929年，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撤销，浦江清转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与朱自清结为挚友，并结识俞平伯、顾随、郑骞、闻一多、王力、郑振铎、林庚、叶麐等人。这些人多兼擅诗词，与浦江清多有诗词唱和。而对浦江清词学思想影响最大的当是朱自清和俞平伯。
朱自清并不研究词学，然而他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上确可称大家。在《朱自清日记》中，频繁记录了他和浦江清论学的场景，朱自清也经常高度赞赏浦江清的学术见解。与浦江清词学思想有关的有如下几则：
1.江清来谈……继论诗之发展，谓有三级：首为民歌，继为乐府，终乃为诗。衡之诗、词、曲莫不然。诗自工部而后即为纯粹吟诵之品，词自东坡后，曲则明清传奇皆然。二、比较文学史方法：中国中古文学多受印度影响，小说话与诗杂，继乃移诗于前，话渐多。此种诗至宋变为大曲，又变为诸宫调，为戏曲之原。……浦君可谓能思想者，自愧弗如远甚，记此自勉。[4](1931年10月3日)
2.江清谈其研究计划，一、语根字典……二、中国文学史论，就最重要之问题论，可以引人注意。三、中国文学年表。[5](1933年2月13日)
3.下午顾羡骥来讲《辛稼轩及其词》，全用中国批评方法。其讲词颇有趣味，然牵引太多，于稼轩词本身，未说出所以然。其读词声调采大鼓调，甚清脆可听。因忆前晚与江清谈今日治中国学问皆用外国模型，此事无所谓优劣，惟如讲中国文学史，必须用中国间架，不然则古人苦心俱抹杀矣。即如比兴一端，无论合乎真实与否，其影响实大，许多诗人之作，皆着眼政治，此以西方间架论之，即当抹杀矣。[6](1933年4月21日)
4.晚，中文会读书报告会。……浦论《扬荷集》，以为有南北朝乐府气，所以佳。朱彊村仅到宋诗境界，况夔笙到晚唐境界，邵实胜之。[7](1933年5月4日)
5.午江清在此便饭，论批评派别，余等同意中国批评乃古典的，而归于政治，所谓褒贬美刺之观念影响极大，此可谓之历史的。知人论世即此种态度。另一种为艺术批评，江清谓中国批评大抵欣赏，评点者大抵如此，抑指出作者用心，乃说明的，此则当归于温柔敦厚或褒贬美刺一类去。……江清主历史的批评，但非政治之谓，盖取泰恩(Taine)之说，考作者之环境性格。又论以新理论应用于古作品，而不用新术语，可能否?江清以为不可。[8](1933年5月28日)
6.浦来访，谈英国文学史研究方法的三个发展阶段。……目前，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探索各种文学形式的起源，他们的工作正在一步步深入，短时期内，尚无人可与之相匹。[9](1934年9月12日)
7.上午读江清之《花蕊夫人宫词考证》，精密且有趣。[10](1943年2月3日)
8.邀江清至兴宝源晚餐。江清谈诗词之人称及生、旦、词等问题。[11](1943年12月26日)
9.江清来，谈甚欢。……渠又主张词曲选与现代作品之比较研究法，皆可取。[12](1947年6月21日)
以上诸条虽不是全谈词，然而可以看出浦江清词学思想之大概，应该说涉及词学问题的四个方面：
1.词的起源和演变问题。如第1则论诗之产生，认为诗或词均应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先以民歌形式萌芽，次发展成乐府，文人参与进去，最后则音乐性消失，仅供吟诵。浦江清这一认识的确把握住了词体发展的一般规律。当时龙榆生著《中国韵文史》对词体的演进的论述也正是从曲子词到文人词再到词体之解放的这一发展脉络来阐述词史[13]，也正看出当时词学家的不谋而合之处。第6则浦江清谈论英国文学史研究的动态，特别提出英国批评界最新的进展是探索各种文体起源的形式，这一点则表明了浦江清在词学研究中的着力所在，后来他不管是在《词的讲解》中，还是在《词曲探源》中，都表明了他的努力方向。
2.词史撰述问题。浦江清并无专门的词史著作，然而他一直致力于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第2则中表明了浦江清的学术志向，即创作一部有个人特色的文学史著作，至于他的文学史观或者说词史观则可以窥见一二。应该说从以上各条中可以看出浦江清对于词史写作有着三点基本要求：第一，词史写作不一定要面面俱到，而应抓住词史中的关键人物及问题，即第2则“就最重要之问题论，可以引人注意”；第二，中国文学史或词史的写作当充分注意“中国间架”的运用，而不是照搬“外国模型”；第三，文学史或词史的写作要充分注意各种文体的起源。
3.词学研究方法问题。方法问题是朱自清、浦江清二人都十分关注的。如第3则两人讨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中、西方法运用问题，对于中国传统的“比兴”和“知人论世”方法，他们认为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如第5则中所述中国批评中“历史的态度”和“艺术批评”。对于西方式的批评方法，也不能生搬硬套，如古典批评中的“比兴”的运用，“以西方间架论之，即当抹杀矣”。至于西方的方法，浦江清肯定三方面，一是泰恩(今统作“丹纳”)的历史批评理论，注重作者的时代环境及作者的性格；二是英国20世纪初以来兴起的“新批评”方法[14]，注重文学的形式研究；三是比较文学史的研究法[15]，如第1则云中国中古文学与印度文学的关系，第6则云诗词曲之间的比较研究。
4.词的鉴赏问题。鉴赏之中除了要注意中、西方法的交叉运用外，以上诸条所涉及的都是十分零散的问题，如第4则对邵瑞彭《扬荷集》的评价，可以看出浦江清受王国维之影响，论词重自然之态；第8则涉及对诗词中人称问题，虽然没有展开，但可以想象得到浦江清关注诗词中人称对诗词情感和思想的影响。
以上诸条向我们呈现的是朱自清对浦江清的间接影响，二人在论学讨论中学术各有精进。如果要寻找更明确的影响证据的话，朱自清抗战前所发表的《诗多义举例》和《诗言志辨》应是显证。
《诗多义举例》发表于1934年，浦江清《词的讲解》1941年始连载于《国文月刊》，两文的相通之处已有学者指出[16]，尽管他并没有去挖掘两文的继承关系，但这种关系是显然的。朱自清《诗多义举例》运用瑞恰慈、燕卜逊师徒的复义理论阐释中国古典诗，可以说是中国学界的第一人，浦江清日夕与朱自清论学，也有接触瑞恰慈的可能，他们之间的这种辗转影响完全是可能的。
《诗言志辨》中的《诗言志》篇和《比兴》篇于1937年分别发表于《语言与文学》和《清华学报》[17]。《诗言志》篇考察了中国文学传统“诗言志”说的发展历程，并认为民国时期的“言志”说实际上是古代“缘情”说与民国外来抒情理念相结合的产物，对于“诗言志”的传统是一种误解[18]。这无疑是对朱、浦二人关于“讲中国文学史，必须用中国间架”这一共识的具体操作。《比兴》篇考察历代“比兴”义的演变过程，认为汉以后诗人鲜用“兴”义，而“论诗尊比兴，所尊的并不全在‘比’、‘兴’本身价值，而是在‘诗以言志’，诗以明道的作用上了”[19]。这一认识与浦江清所述“中国批评大抵欣赏，评点者大抵如此，抑指出作者用心，乃说明的，此则当归于温柔敦厚或褒贬美刺一类去”是基本一致的。
俞平伯1928年即到清华学校任教，主授词曲选和中国小说，因授词选而有《读词偶得》和《清真词释》之作，后此二书分别于1934年和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发行。《清真词释》对浦江清词学似无明显影响，而《读词偶得》则在浦江清《词的讲解》中屡次引及，且为浦江清诸词学论著中唯一引用之当代词学家，于此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俞、浦二人交情深厚从他们的日记中均可以看见。有两事当可证明俞平伯对浦江清之词学实有影响。一为1931年俞平伯与朱自清、郑振铎、浦江清等人发起创办清华中国文学会及《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20]。这实为一份同仁刊物，所刊文章多为同仁之间讨论之问题，如《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即载有浦江清与刘盼遂关于《左棻墓志铭》的讨论[21]。中国文学会也有定期的读书报告会，如前引及朱自清日记中的第4则。《俞平伯年谱》也有相关记载，1932年十月十四日记云：“晚，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召开的会上，作《诗的歌与诵》讲演。讲稿整理后，发表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期。”[22]则俞平伯之词学见解亦当常在同仁中发布；二为一九三五年俞平伯倡立谷音曲社[23]，浦江清也是主要成员，这对于浦江清讲词中常将词曲比较及探讨词曲之源当是重要的契机。
浦江清似亦受到夏承焘、龙榆生等人的词学影响。1948年浦江清曾致信陆维昭，其中云：
于词并未深研，偶承乏此课，写讲义数篇，见抗战时之《国文月刊》。有李白《菩萨蛮》、《忆秦娥》、温庭筠《菩萨蛮》数篇之讲解及笺释，共载六期，复员后即辍写。所写极通俗浅近，无多学术价值。……瞿禅兄询及，不堪作著述看也。瞿禅兄所编之《词学季刊》在此间书肆见一份，共十一期，索价五十五元，因昂贵未买。清华图书馆旧有已不全，拟设法配好。[24]
此信虽为抗战后所写，然述及清华大学图书馆早有不全之《词学季刊》，则浦氏早已翻阅可知。又信中述及夏承焘索其《词的讲解》一文，则浦江清与夏承焘或早有交往。而《词学季刊》署名龙沐勋主编，浦江清之所以回避龙榆生姓名，实因龙当时已以文化汉奸论处。故《词学季刊》中之文章浦氏当已阅之。
当然，浦江清早在《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中已表现出其一定的词学观[25]。此文并非王国维词学专论，他主要论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特点所在。综而言之，浦江清认为王国维文学批评有三大特点：一、重历史的批评。王国维参酌清人焦循“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之说与叔本华之“推崇天才之创造而抑模拟”之论，“遂悟近代文学蜕变之理，拈出真不真之说，以通论古今文学之盛衰，发前人所未发，言焦氏所未言”[26]。王国维实重视文体产生之初生气淋漓之貌，故每期有每期文学之代胜。所以浦江清认为王国维之文学批评出发点在于古人竞以模拟相鼓吹，“先生深知其非，故为真不真之论，以明无古人之感而徒袭古人之貌者，无当于文学。又以词曲一道，为当世士大夫之所鄙视，因纵论其文学上之真价值。”[27]有学者认为“真不真”乃历史的批评，实误。当谓“真不真”乃其历史批评之重要的美学依据；二、“真不真”和“隔不隔”之美学批评。此为浦江清阐释王国维文学批评体系之重要一端。文学真情之表现即为“自然的美”、“朴素的美”和“白描的美”(按：“素朴的美”实德国文艺批评家席勒所提出，此处亦可见浦江清所受外来影响之一方面)，而自然之美的表现形式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所鼓吹的“优美”和“宏壮”，一为王国维所提出的“古雅”。而“古雅”这一原创美学特质，在浦江清看来，不仅是沟通康德美学与中国古典美学的关键所在，而且是理解“真不真”和“隔不隔”关系的枢纽所在。王国维认为，优美与宏壮是第一形式的美，即自然形式的美，而古雅是第二形式的美，即是对自然形式的形式表现，也即王国维所说的“而一切形式之美，又不可无他形式以表之，惟经过此第二种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而吾人所谓古雅，即此第二种之形式，即形式之无优美与宏壮之属性者，亦因此第二形式故，而得一种独立之价值，故古雅者可谓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也”[28]。康德以优美和崇高(王国维译为“宏壮”)为美感之普遍性特质[29]，王国维则缀以“古雅”为美感形式之再表现，似乎王国维有误解之嫌。浦江清对于康德理论或亦有误解之处，然而此处他是力图构建出王国维的批评体系。明了浦江清对王国维“古雅”说的判断，则对于古雅与“真不真”及“隔不隔”的关系，自可一目了然。故古雅之艺术表现形式是对“真不真”的反映，而“隔不隔”正是“古雅”之内在质素。所以，浦江清说：“且隔不隔之说与真不真之说，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未有真而隔，亦未有不真而能不隔者。故先生隔不隔之说，是形式之论，意境之论，而真不真之说，则根本之论也。”[30]王国维论“古雅”一文发表于1907年，其《人间词话》1908年始连载于《国粹学报》，词话之中也未提及“古雅”理论，“古雅”说能否成为王国维词学批评中的重要一环尚成疑问，但他对浦江清的影响确是显而易见的。三、伦理批评。浦江清发现，王国维文学批评中极重视伦理的方面。这点其实跟浦江清的现实关怀有一定关系。故浦江清许可王国维提出“眩惑”之美应驱逐于美之原质以外。其云：“近西洋‘世纪末’之精神，不幸传布中国，与旧有之不道德文学合流，如大水决堤，莫之能抗，而一般旧道德家，其说又不足服人，远不若先生提出眩惑二字纯粹从美学上立论而驱逐之于美之原质以外之如犀之割水清浊自见也。沉溺于颓废唯美之文学者，读先生此说，或者有所警乎?”[31]其所针对于创造社作家可以想见。
浦江清对王国维的认识既如上述，则王国维对浦江清的影响亦属深厚。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已可知早期的浦江清重历史的批评，重自然的美学特征，对于伦理批评则较少体现。其词学研究的具体成就和特色则充分体现在他的《词的讲解》长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