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派报刊的兴起

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开始兴起。中国革命派从开始之际，就重十分视对革命的宣传。孙中山提出“设报馆以开风气”^[1]的奋斗目标，即是对时局的统筹把握，并对革命派报刊的兴盛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革命运动开始之际，正是维新运动高涨之时。因而，中国新知识界的舆论阵地基本上被改良派人士所控制^[2]。当时影响最大的三种报纸《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等都是维新派的重要舆论阵地，尤其是《时务报》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有鉴于此，革命派主要以日本为阵地创办了许多中文报刊，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争。

1900年1月25日，陈少白在香港创办革命派第一份报纸《中国日报》后；像《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相继创刊于日本，以传播民主革命思想。与此同时，留日学生也创办了多种报刊，像《醒狮》(李叔同、陈去病等编辑)、《复报》(柳亚子、高天梅等编辑)、《云南》(李根源、赵伸等主编)、《汉帜》(陈家鼎、宁调元等主编)、《粤西》(卜世伟、陆涉川等主编)、《河南》(刘积学等主编)、《夏声》(赵世钰等主编)等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出于民族积贫积弱的义愤和对国外文明的艳羡，这些报刊大都赞成民主革命，并以此为阵地较为自觉的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如《民报》发刊词曾云：

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沉梦不起，万事堕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半事倍功，良非夸嫚。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在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之。^[3]

《汉帜》主旨也明确表示：

本报宗旨，在光复祖国，防护人权，唤起黄帝种魂，扫除白山鞑虏，建二十世纪民国，还五千年神州，而尤以维护各国公共安宁，鼓吹汉人实行革命为最大要素。^[4]

此外，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报刊也得到长足发展。像《民立报》、《神州日报》、《国民日日报》等十几种报刊相继问世，并且产生了强烈影响。据张于英《辛亥革命杂志录》所载，辛亥之前的著名革命期刊有37种^[5]之多。这些报刊以其强烈的民主革命色彩受到广泛关注，也引起了立宪派的极大恐慌。1905年，革命派以与立宪派之间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阵地展开了一场大激战，这场论战以革命派的完胜而告终，并导致了《新民丛报》的停刊；在美洲和世界其他各地，两派以各自所办报刊为阵地的激战同样如火如荼，尤其《大同日报》易帜事件^[6]的发生，使得革命派彻底掌握了海外报刊的舆论导向，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舆论与民众基础。可见对报刊的巨大影响力，中国革命派们认识非常清楚，正如孙中山所云：“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见屡仆屡起，而卒观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7]

受上述革命舆论的影响，近代妇女报刊随之出现，其数量也在逐年渐增加。像沈佩贞在北京创办的《女子白话旬报》，张亚昭在上海创办的《女权报》，吴曾兰在成都创办的《女界报》，唐群英在长沙创办的《女权日报》，冯活泉、周蕙卿在广州创办的《岭南女学新报》，唐群英在东京创办的《留日女学会杂志》等专门女性报刊也得到了广泛关注。这些专门的女性报刊一方面尊重女权，提倡女学，反映出新时期知识女性的要求和愿望；另一方面它们也往往把争取女权和民族、民主革命结合起来。正如承粲女士《读妇女时报有感率成四律》其三所云：“伤心巾帼志消沉，一握莲钩逐紫尘。谁鼓英雌飞大陆，拳翻桎梏炼灵魂。”^[8]体现出近代部分先进知识女性的强烈呼声，并有力促进了革命思想的深入发展。

辛亥革命胜利后，言论自由得到宪法支持。因而在二次革命之前，全国报刊达500多种，销售数量达4200万份，报刊界出现了“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9]的短暂繁荣局面，以上海为例，其中新创刊了《大共和日报》、《民声日报》、《太平洋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等40多种重要报刊，许多自由党派也相继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纸，其中部分曾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这种办报盛况的持续发展，有力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的深入人心，也为报刊诗话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载体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