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新剧的本质和功用
戏剧的本质是什么，是一种写实性的生活的提炼，还是一种艺术性的演员当众表演故事的艺术?新剧进入中国后，在演新剧、观新剧、评新剧的热潮中，有很多人也在探讨这个问题。新剧引进之初，国人看中的是新剧对于革命、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功用，因此，也有不少评论者剧评对新剧的本质进行阐述。
比较多的剧评观点认为，新剧应该服务现实民生的。把新剧作为“改革社会之利器、增进民智之良药”，是当时流行的理念。如梓箴说：
新戏最能感化人心，但非如现今之新戏，必须如当年崔灵芝，所演之女子爱国，始能曰“真新戏”耳。……此戏内容系籍婚姻之事，说出国家安危，意在引导人民知识，用心良苦。……按广德楼近年以来，所排新戏其多，皆具有劝惩观念，颇有益于风俗人心，……该园果能时以真新戏飨人，其感人功效，当出于报纸之上也，余不禁拭目以待。[11]
作者认为，真正的新剧应该反映社会、引导人民。新戏最能感化人心，真正的新剧也应该是有益于风俗人心。
豪士的文章中，更能体现这一点，他把新剧与社会、国家的关系看成是密不可分的，甚至社会的进退也受新剧盛厄的影响，他把新剧的作用，期待很高：
今日神州黑暗之秋，非新剧应时而起，不足以洗涤恶念，振刷暮气。于是众口一声，攘臂而出，独树一帜，于顽固麻痹之社会上，发其新音，以醒吾民。此其惨淡经营，绞脑耗智，当亦以社会之关系于身家性命，有迫于不得不然也。[12]
瘦月认为新剧：“能博社会之欢迎者，良以其宗旨正大，剧情不涉邪淫，能于广场中发人深省、立懦廉顽。”[13]他还应该新剧不但肩负着社会教育的责任，且应该具有远大的理想，使新剧保持进步，不断发展，这样新剧才能“不愧为社会之良导师”，才“不失社会教育之本旨”。如果新剧屡进屡退，不从理想上着手，则“必有倾覆之一日”。
这种对新剧的认定和当时戏剧改良的风气一致，因为国家积贫积弱已久，爱国志士迫切想利用新剧这种形式来启发民智，进而振兴国家。所以，他们把新剧定义为增进民智之良药，并且大力宣扬。但当时也有一些剧评家，从艺术的角度，来界定新剧的性质。
如冯叔鸾认为：“新剧纯是文学演艺的性质。故其脚本之结构，必求立意新奇而虚实互用，每剧虽不出四五幕，而前因后果、种种变迁及一一曲折细微之处，皆能现出，方为佳作。”[14]他认为新剧是一种演出艺术，要重视其脚本。晚近以来，评剧者皆把剧团和梨园分开论述，梨园演旧戏，剧团演新剧，都以为新剧应该注重道白，不必重视歌唱。义华则不以为然：
或谓西剧无歌唱，此又不通之论。盖西剧既有音乐，安能无歌唱，且西剧歌唱极为注意于此。可见世界之戏剧无一可以撇却音乐歌唱者，新民社开创伊始，于戏情道白等处皆能劝人，所缺点者无音乐歌唱耳。余望新民社之发达与时俱进，故为贡献一言，主持社务者其有加入音乐歌唱之意否?[15]
虽然义华讨论的焦点在于新剧是否应该加入歌唱，但前提是在将新剧作为一门演出艺术的基础上，讨论艺术表现的细节问题。太空将新剧的性质定义得更为明确：“新剧为各种科学组织而成，有图画、有美术、有音乐、有唱歌、有跳舞、有种种科学，舍一不能为完全新剧”。[16]
以上两种对新剧性质的界定，一种从现实功用角度出发，一种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前者把其放在社会大舞台上，对新剧给予了醒民救国的期望，后者仅仅从新剧小舞台来探讨，去发现作为表演的特征和规律。二者并不矛盾，只是理论的出发点不同而已。这种新剧性质和功用的评论，对于社会的革新和戏剧的发展，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