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早期白话诗
继梁启超等人的“诗界革命”之后，胡适、陈独秀等人以更为激进而大无畏的勇气展开了新文化运动，在诗歌领域进行了一次更为彻底的“诗界革命”——白话诗运动。在理论上，以胡适的文学“八事”[64]主张及陈独秀的“三大主义”[65]为旗帜；在具体创作领域，又最早以胡适的《尝试集》拉开了序幕。新旧文学经过一段时间的论争与交锋后，最终形成了白话文占主导地位的新文学格局。在这场文化文学运动中，散文、小说等文体中白话几乎完全取代了文言文，但在诗歌领域，虽然以新诗占据了话语权，但古体诗词却并未被完全取代，与白话诗并行不悖地沿着各自的发展方向前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文学主要由白话文占据话语权，并由之而构成了相应的白话文学史体系，以致现今的主流及主要的现当代文学史几乎都将古体诗词排除在外，是以古体诗词变成了一种“隐形”的存在，“在野”的写作。
事实上，即便是新文化运动之初，胡适本人在1917年时对古体诗词仍抱有一定宽容的看法，认为“不必排斥固有之诗词曲诸体，要各随所好，各相题而择体，可矣”[66]。而且当钱玄同指出他的白话诗“未能脱尽文言旧窠”时，胡适坦然接受，并说：“吾于去年(五年)夏秋初作白话诗之时，实力屏文言，不杂一字。……其后忽变易宗旨，以为文言中有许多字尽可输入白话诗中。故今年所作诗词，往往不避文言。”[67]即便是坚持白话诗的强硬派钱玄同，虽然说“今后当以‘白话诗’为正体(此‘白话’是广义的，近乎言语之自然者皆是。此‘诗’亦是广义的，凡韵文皆是)”，但也认同胡适的看法，“其他古体之诗及词、曲，偶一为之，固无不可，然不可以为韵文正宗也”[68]。
然而，随着后来新旧论争的升级以致白热化，他们的观点变得严苛而极端起来。如钱玄同一再强调地说“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并说“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是以对于诗歌，他认为“现在做白话韵文，一定应该全用现在的句调，现在的白话”，甚至他以前所认为可以偶一为之词曲，现在都没必要曲做了，“即使偶然做个曲子，也该用现在的白话，决不该用元朝的白话”[69]。而胡适对于白话诗的态度也更为坚硬，认为“中国近来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大解放’”，并说：
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情感，方才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情感。[70]
这些白话新诗先行者的意见起初是较为矛盾的，一面要与旧形式决裂，就必须要极力提倡新诗；但新诗在当时又是新生事物，存在着本身的不足和局限，是以又不得不有意无意地去吮吸传统诗词的乳汁；而且就诗歌之所以为文学艺术，无论新诗旧诗又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本质上的共通性纠葛，难以截然断裂，如诗的情感、诗的审美、诗的节奏等因素。
是以当时如康白情、俞平伯等新诗尝试者都在不同程度地表示要努力去创造新诗，努力成为一个新诗人，但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旧诗有值得借鉴的一面，“旧诗底好的，或者音调铿锵，或者对仗工整，或者词华秾丽，或者字眼儿精巧，在全美底一面，也自有其不可否认底价值”[71]，俞平伯虽致力于新诗，但在一些白话诗语上，他认为有“天然的缺憾”，是以不得已去借用文言，“现行白话有许多不够用的地方，只得借用文言来补”[72]。
面对早期新诗本身固有的这些局限，如“字不够用”，梁启超并未像一些僵化的旧派文士去指责或与之论战，而是带着些期待和同情而通融地指出“这是做‘纯白话体’的人最感苦痛的一桩事”，是以对当时白话诗的一些弊端，也说到“如今做白话诗的人，满纸‘的么了哩’”之类，“字句既不修饰，加上许多滥调的语助辞，真成了诗的‘新八股腔’”[73]。但梁启超在总体上亦颇为期待地认为：“我想白话诗将来总有大成功的希望，但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等到国语进化之后，许多文言都成了‘白话化’，第二要等到音乐发达之后，做诗的人都有相当的音乐知识和趣味。……现在有人努力去探辟这殖民地，自然是极好的事。”[74]不过，梁启超虽然欣喜白话是文学界的一种解放，但他对白话运动中的一些极端意见也颇为中肯地指出“若翻过来极端的排斥文言，那不是解放，却是另造出一种束缚了”，他认为“只要是朴实说理、恳切写情，无论白话文言，都可尊尚。任凭作者平日所练习以及一时兴会所到，无所不可。甚至一篇里头，白话文言错杂并用，只要调和得好，也不失为名文”[75]，而若一味地“绝对的排斥文言，结果变成奖厉俗调，相习于粗糙浅薄，把文学的品格低下了”[76]。对于当时一些白话诗人如刘半农、康白情等人向民谣山歌方向的“取经”，梁启超亦在一定程度上表述认同，“我不敢说白话诗不能有好的音节，因为音乐节奏本发于人性之自然，所以山歌童谣，亦往往琅琅可听，何况文学家可以去做，那里有做不到的事。”[77]
在新文化运动之初，对于新旧诗的流弊，梁启超曾提出过一定的批评意见，并对如何做诗的问题，从诗歌的用字、用韵及用典、用体等方面都有着一番妙解：
第一，押险韵、用僻字，是要绝对排斥的。第二，用古典作替代语，变成“点鬼簿”，是要绝对排斥的。第三，美人芳草，托兴深微，原是一种象征的作用，做得好的自应推尚，但是一般诗家陈陈相袭，变成极无聊的谜语，也是要相对排斥的。第四，律诗有篇幅的限制，有声病的限制，束缚太严，不便于自由发摅性灵，也是该相对排斥。然则将来新诗的体裁该怎么样呢?第一，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随意选择。第二，骚体、赋体、词体、曲体，都拿来入诗，在长篇里头，只要调和得好，各体并用也不妨。第三，选词以最通行的为主，俚语俚句，不妨杂用，只要能调和。第四，文言体或纯白话体，只要词句显豁简练，音节谐适，都是好的。第五，用韵不必拘拘于《佩文》、《诗韵》，且唐韵、古音，都不必多管，惟以现在的口音谐协为主，但韵却不能没有，没有只好不算诗。白话体自然可用，但有两个条件应该注意，第一，凡字而及句法有用普通文言可以达意者，不必定换俚字俗语，若有意如此，便与旧派之好换僻字自命典雅者同属一种习气，徒令文字冗长惹厌。第二，语助辞愈少用愈好，多用必致伤气，便像文言诗满纸“之乎者也”，还成个什么诗呢?若承认这两个条件，那么白话诗和普通文言诗，竟没有很显明的界线。[78]
这段话中梁启超提出的四个“排斥”和五条“选择”中的不少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吸收了胡适等人的新诗主张意见后做出了一定调整。在“将来新诗的体裁”问题上，基本上仍是坚持他的“古风格”的意见；不过，在用韵的问题上进一步放宽要求。此外，面对当时白话诗的状况，他亦提出了一些针砭意见，这对于当时今日的诗歌现况至今仍有一定的针砭作用及借鉴意义。在调整看法和提出建议后，他仍是满怀希望地期待着“中国诗界大革命”[79]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