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派”与“旧派”的关系
20世纪初，梁启超在办《新小说》时提出了“新小说”的概念，“欲为中国说部创一新境界”。“新小说”新在何处?什么是旧小说?他未详论。大致被他称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的古代小说是“旧小说”，而新小说的主要特点在于“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厉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1902年7月15日《新民丛报》第14号)。大概在1917年之前，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新发表的小说，不管是翻译还是创作，是文言还是白话，都可视之为“新小说”[2]。1917年，胡适、陈独秀等先后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提出文学改革的建议，发动了“新文学运动”。文学重新又进行了第二次新与旧的划分。周作人在1918年写的《日本三十年小说之发达》(1919年1月《新潮》第1卷第1号)中，就对中国的新、旧小说进行了说明。他将梁启超“小说界革命”时代的《佳人之奇遇》、《经国美谈》等看作是“新小说”，而将“从旧小说出来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等视之为“旧小说”，因为它们“总是旧思想，旧形式”。他认为：“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果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这一观点，与以往人们对新、旧小说的看法有很大出入。他实际上在以往的“新小说”中又分出了“新”与“旧”两类。在这基础上，他又认为当下发动“新文学运动”之后的“新小说”与“小说界革命”时代的“新小说”也是不同的。那么当下的“新小说”什么样的呢?他没有说。这或许是由于一年间新小说“算起来却毫无成绩”，“新文学的小说就一本也没有”，无从谈起。至于对当时的旧小说，他还是谈得比较具体的：
现代的中国小说，还是多用旧形式者，就是作者对于文学和人生，还是旧思想，同旧形式不相抵触的缘故。作者对于小说，不是当他作闲书，便当作教训讽刺的器具、报私怨的家伙。至于对着人生这个问题，大抵毫无意见，或未曾想到。所以做来做去，仍在这旧圈子里转；好的学了点《儒林外史》；坏的就像了《野叟曝言》。此外，还有《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聊斋》派的某生者体，那可更古旧得利害，好象跳出在现代的空气以外，且可不必论也。
至于如何改变这种旧小说独霸文坛的局面?他提出，首先是“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附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特别是理论著作，先明“小说的意义”。
后来，茅盾、郑振铎等人，写了不少文章，连篇累牍地批评“旧派小说”，虽然更条理化，更理论化，提得也更尖锐，但大要不出周作人的这些观点。新派强调文学“为人生”，实际上只指向人生中的一个方面，在本质上是与梁启超的为“群治”，乃至与周作人等曾狠批过的“文以载道”是一脉相承的；“旧派”尽管如朱自清所说的“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的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只因为“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论严肃》，1947年《中国作家》创刊号)，所以往往会在一时处于下风。但当时明显处于劣势的旧派小说家们并不完全买新文学派的账，于是就发生了论争。时间过了近一百年，现在看来，这场新旧之争还是十分有意义的。这不仅仅表现在新小说家们引进了不少新的观点，打开了新的局面，同时也表现在旧派小说家们一方面暗暗的也在向“新”靠拢，另一方面对新派小说家们也提出了批评，纠正了一些过火的观点与作品中的缺点，使中国的现代文学在新与旧、中与西、求善与求美相互交流、融合的道路上更加丰富多彩地发展。当时旧派小说家的一些观点，主要是在一些小说话中表达的，有如下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批评了新派小说家们的偏颇。新派文学家在《文学旬刊》改刊为《文学》时，发表的《本刊改革宣言》，径指旧派文学为“敌”，其战斗的理由是：
以文学为消遣，以卑劣的思想与游戏态度来侮辱文艺，熏染青年头脑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把他们扫出文艺界以外。抱传统的文艺观，想闭塞我们文艺界前进之路的，或想向后退去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与他们奋斗。
这里指旧文学思想卑劣，姑且不谈，因为各人的思想与作品不可一概而论。在所谓旧派中，也有思想不旧与不卑的人。就攻击“以文学为消遣”与“抱传统的文艺观”两点而论，显然是十分片面的。新文学不能与传统割断，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就是当时那些新文学的大将们，他们本身与传统文学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就以“文艺为人生，还是消遣”这个当时新、旧两派斗争的焦点来看，新文学家们彻底否定文学的“消遣”功能，也是十分偏颇的。灵蛇在《星期》第16号中发表的《小说杂谈》中说：
“消遣”两字，是新文学家所绝对否认的。他说小说是人生艺术，极高尚的一种文学，旧小说把消遣两字做了商标，那才根本错咧。这几句呢，固然是合乎现在的潮流，可是试一细想，人家正事忙迫的时候，谁有功夫去看小说，当然是消遣的。原来小说是把人生真切的艺术，在闲空的时候，指导给人们的。
在这里，灵蛇将“消遣”与“人生”联系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看，就比较合理了。更何况，旧派小说家们并不是一味强调消遣而去排斥、否定小说的社会功能。上文已述，如旧派小说家也写了不少强调小说与现实关系，重视小说对社会、对人生起积极作用的文章。比如，《星期》第九号上发表琴楼的《小说杂谈》说：“小说的功用，包含得很广……他能引导社会，改造思想，他的力量很大。”在《半月》4卷4号上发表的刘恨我《小说一得》说：“小说与戏剧感人最深，能使人喜，能使人悲，故关于种种事业上往往为之转移。小说能辅助教育之不足。”这里就明确强调了小说的教育作用。再如顾明道也在《半月》4卷11号上发表《稗苑谈屑》说：“小说中语句有含哲理而兼教训者，如《红礁画桨录》、《情网》、《迦茵小传》等，吾最爱读之。近人为小说，都从描写黑幕着力，自以为能尽写实之能事，而不知其文亦觉满纸龌龊矣。”至于在创作中，旧派小说家也发表了一些有社会意义的作品，所以不能简单、僵化地看待旧派小说家所张扬的文学消遣说。1923年8月26日《申报》上发表一篇署名月友女士的《小说小说》，说她读了两种旧派小说杂志的感受说：
《紫兰花片》，装订玲珑，印刷精良，叫人见了，爱不释手。内中的文字，也深合我们心理。……大有至深的哲理在内。这种作品，在我国小说界中，似乎很少有。……《半月》杂志中，载有瘦鹃先生的《耳上金环》一篇，很有伦理的意味，像这样的作品，最是有益于世道人心。……所以我希望诸位名家，操管起来，须要在艺术一方面多研究一下子，亮亮看客们眼睛，使全世界小说界上，也有吾们中国一些立足之地。
这篇文章，或许是那个旧派小说家化名写的。这也从一个角度批评了新派的片面彻底否定文学消遣论。
第二，指摘了新派小说家们的缺点。新派高倡新的思想和艺术为人生，自是居高临下，别人很难说个不字。但提出的具体路径“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要人们先模仿外国的作品。这显然会产生另一类弊病，即生吞活剥西方的一套。特别是假如停留在语言、形式上模仿的话，一付欧化的面孔，更不易为人们所接受。袁寒云在1921年7月30日《晶报》上撰《辟创作》云：
要说到新字，必定有新思想，新学理，或是科学的，或是理想的，总要有实在的学问，有益于人，用极通顺流利的文法做出来，才够得上，说是新的小说。若是象现在那一般妄徒，拿外国的文法，做中国的小说，还要加上外国的圈点，用外国的款式，什么的呀、底呀、地呀、她呀、闹得乌烟瘴气，一句通顺的句子也没有。人家一句话，他总要络络索索，弄成一大篇，说他是中国文呢，他那种疙里疙瘩，实在不象；说他是外国文呢，他又分明写的中国字。至于内容，更说不到科学同理想啦，他还要自居为新，未免有点不知羞罢。海上某大书店出的一种小说杂志，从前很有点价值，今年忽然也新起来了，内容著重的，就是新的创作。所谓创作呢，文法，学外国的样，圈点，学外国的样，款式，学外国的样，甚而连纪年，也用的是西历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他还要老著脸皮，说是创作。难道学了外国，就算创作吗?
袁寒云的这些话，是针对当时茅盾主编后革新的《小说月报》的。《小说月报》是当时新派小说的大本营，也是“旧派”所攻击的焦点。旧派在批评《小说月报》时往往在“欧化”语言上做文章。例何海鸣在1922年4月15日《晶报》上撰《小说话》也说：
就是《小说月报》，我也很爱去看。因为他上面很肯介绍世界各有名小说家的著作和文坛消息，这是很可以供研究和参考的。但很可惜一篇很好的外国小说，里面含着很好的精义，被那几位译者译得太不明显，碰着一句话，有一两行之长，三四十个字之多，而什么、之什么、底什么，转了又转，说是直译的妙法。我想我这个人或者尚不十分笨，但要我去看这种直译的文字，总得看了又看，连猜带想的，费上好几秒钟，才得看明白那一句又长又啰嗦的句子。若是碰着比我更笨的人，岂不是更费事吗?
新派中有的句子太欧化的问题，的确存在，但这也关系到读者的接受问题。旧派小说家心中有火，看后眼中就便觉都是刺。不过，也有看得比较通达的，如马二先生(冯叔鸾)在《谈小说》中说：
近时研究新文化者，多喜用欧话的文法入小说，匪但译者为然，即创作者亦复尔尔。在习欧文者视之，固觉新颖可喜，而自未习欧文者视之，则常苦于不能了了。余意以为，欧语的文法入小说，亦可备一格，不可斥为奇谬，亦不能奉常例。盖欲求多数人之了解，则此类著作，实势有所未能也。(《红杂志》1922年第12期)
总之，在过分地强调西方小说与小说观为正宗的过程中，如何使新的思想、新的文化、特别是新的语言本土化，为多数人所接受，的确也是个重要问题，旧派小说家的指摘也不无道理。再加上有时新派人物的言论与创作本身存在着问题，也就被旧派小说家所抓住，比如，何海鸣在上一篇文章中还指出：“周作人评他们自己《小说月报》的创作，说未免不食人间烟火。我想，小说是平民的文学，群众的文学，又要说什么写实和印象，若是丝毫没有得人间烟火气，那究竟说的是人话，还是神话咧?若说是神话，要叫凡人去看，这人们又那里看得懂。”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做法，尽管是个别的，但也反映了新派小说家们自身的矛盾和幼稚。
第三，呼吁新旧两派“和衷共济”，艺术为上。当新派文学家气势汹汹地同旧派小说家“战斗”时，旧派阵营中倒有不少人呼吁双方不要以派论人，而是要从具体作品实际出发，看到双方各特点，各有成败。比如，忍杰的《小说漫谈》就指出，新旧小说的不同主要在于“主客观的不同”。旧小说一般都是“重主观，所以书中事实，大半是作者的理想”，不重视写“普通一班人的切生问题”；而新小说则“注重客观，作者自立于第三者地位，从观察社会上一切现象，不管他好的坏的，正的邪的，都要一一把他暴露出来，无结果，无判断”，其描写的特点也就在于“能于平易处着笔，不知不觉能令人感悟”。他虽说“两派小说均各有特长”，不要“强分轩轾”(1920年7月1日《申报·自由谈》)他虽然只是从一个侧面指出了新旧小说的不同点，不太全面，但也不是全无道理的。从具体的作家作品来看，新旧两派也各有佳作与劣作。如小松的《小说新话》，尽管认为新兴的白话小说“佳作绝鲜”，但还是肯定了一批好的作品。在这批他所认为的佳作中，有“新派”小说家如冰心的《超人》，也有“旧派”小说家如周瘦鹃等所作所译的如《白尔大佐》等(1921年5月22日《申报》)。就具体的人来说，也很难说“旧派”的人一定是旧的，“新派”的人一定就写新的。胡寄尘就曾自嘲说：
有个朋友对我说道：“你的小说是《礼拜六》派。”我道：“不是。”我朋友道：“不是么，你不要赖，有你的大作登在《礼拜六》里。”我道：“不错，我有一篇拙作，登在复活后的《礼拜六》里(只不过一篇)，但是我也有一篇拙作，登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里(只不过一篇)，为甚么不说我是《小说月报》派?”我朋友道：“你那篇大作是冒充《小说月报》派的。”我道：“我那篇拙作也是冒充《礼拜六》派的。”(《小说短论》1923年1月21《晶报》)
在这个问题上，在《星期》上发表《小说杂谈》的灵蛇谈得比较好，他说：
旧派小说有几篇，委实太难[烂]了。可是新体小说里，何尝没有败类呀?我们看小说的人，不管是新旧，好的总要赞还他的。有的人只爱看旧小说，只顾排斥新小说。或者有人只迷信新小说，把旧小说一概抹杀。我敢说他们都是不能看小说，都是像信基督教的讥嘲佛教，信佛教的讥嘲基督教一般。
近来处于旧小说旗帜下的人，也有好些买新小说看了。可是揭着新旗帜方面的人，却勇往直前，头也不回，却把旧小说遗弃如遗。我不信旧小说里面，竟没一篇足以研究参考消遣的么。……
所以我很希望旧体小说家，也要稍依潮流，改革一下子。新体小说家，也不要对于不用新标点的小说，一味排斥。大家和衷共济，商榷商榷，倒是艺术上可以放些光明的机会啊。
这里，他希望新旧小说家不要“派”字当头，头脑僵化，而应当看到两派各有得失，都应该跟着潮流前进，大家“和衷共济”，一起商榷、琢磨，追求艺术上的光明。这些意见谈得多好啊!可惜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旧”小说家始终未能将“和衷共济”形成主流。1921年局外人黄厚生写了一篇《调和新旧文学谭》给新派的《文学旬刊》，马上遭到了郑振铎的彻底否定，写文章名曰：“新旧文学果可调和么?”明确表示“非常的反对”“调和”，“所能做的只是”“极力攻击”(1921年6月30日《文学旬刊》)。以后占着主导地位的一方，始终揭着新的旗帜，“勇往直前，头也不回”。旧派小说家尽管也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长期被主流舆论压抑在边缘线上。这对于20世纪的中国小说史与小说批评史的发展究竟带来了什么后果，到现在恐怕已经比较清楚了吧!
(本文原载《复旦学报》2009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9年第6期转载)
【注释】
[1]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4年重大项目“中国文论转型研究”(05JJD750.11—44005)，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文论近现代转型”(05BZW039)。
[2]如：1909年《新闻报》上发表佚名的《新小说之平议》云：“自西哲学说输入中土，而“改良社会莫过小说”一语，尤为著述家所欢迎。于是人人争取欧西稗官野史家言，译以国文，用饷社会。文言俗语，杂沓并集，风泉发涌，不可遏抑，长编短书，蔚成大观，数年以来，新小说之发见于兹土者，殆不下一、二千种，《虞初》九百之宏富，盖不得专美于昔日矣。”1910年1月20日《申报》上发表作者樊的《小说界之评论及意见》云：“余辈须知今小说已分为新旧两派，如两国之军队焉。新派小说所占之阵地恒在城镇，而旧派小说所占据之阵地恒在乡村，村固较城镇为多，于是旧派小说之阵幅较广。”其“旧派”是指《三国》、《水浒》、《聊斋》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