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研究内容的出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戏曲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中国与外国两种不同的理论认识模式中展开的。民国时期的戏曲研究者能够吸收外国的戏曲理论，将其与中国传统曲论融贯，丰富中国戏曲理论的内容。同时一些西方独有的戏剧理论深入中国戏曲研究领域，使中国本土的戏曲理论研究增加了新的内容。

戏曲翻译成为当时留学热潮中的新产物，在戏曲领域，中国的传统戏曲传入国外，被翻译成外国文字，在内容和表述方式上，或多或少都有改动。因此，将翻译成外文的戏曲与中国戏曲相比较，会发现不同的研究视角。民国时期很多知识分子去日本留学，对日本的戏剧理论有所研究，为中国词曲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傅芸子从中国戏曲对日本戏剧的影响角度出发，研究中国的戏曲传入日本之后的发展情况。日本江户时期的著名汉学家冈田白驹将中国戏曲翻译成日文，周作人对其翻译的《四鸣蝉》等戏曲给予客观的批评，指出戏曲翻译的困难“尝闻人言，莎士比亚戏曲极佳，而读一二汉文译本，亦不见佳，可知此事大难”^[9]。傅芸子还列举日本戏曲《千字文西湖柳》中脚色与中国《水浒》、《西厢》人物的关系，以此说明日本歌舞伎的脚本形式也与中国戏曲有着相似之处。从当时中国戏曲在日本的翻译情况，可知中国戏曲的影响深厚。中国戏曲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还引发了日本学者在戏曲演出上的论争，如关于日本的瑶曲与中国元曲是否有关系的论争等。日本学者在二十世纪初期也兴起了研究中国戏曲研究的热潮，青木正儿、狩野直喜、仓石武四郎、吉田幸次郎等都对中国戏曲尤其是元杂剧有精深研究。

民国时期学者对印度的梵剧也有一定了解，并借鉴其理论研究的视角来考察中国传统戏曲。李满桂的《〈沙贡特拉〉和“赵贞女型”的戏剧》从母题角度来研究中国戏曲与梵剧之间的关系。他分析传统戏曲中的“赵贞女型”剧目，如《赵贞女蔡二郎戏文》、《王魁负桂英》、《王焕戏文》、《王魁三乡题》、《张协状元》、《王俊民休书记》、《三负心陈叔文》、《琵琶记》、《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等^[10]。李满桂认为这种男子停妻再娶，女子坚忍守节的故事与印度戏剧《沙贡特拉》之间有相似之处，通过戏曲故事中特定的类型，来说明这种“赵贞女型”的传统戏曲系从印度故事而来。实际上李满桂这种将中国传统戏曲与印度戏曲相比较的方法并不科学严密。男子发迹后弃妻的故事在中国古已有之，硬要和印度戏剧《沙贡特拉》联系起来，而《沙贡特拉》在宋元时期又无中文译本，很难说《琵琶记》、《王魁负桂英》等戏文作者就懂得梵文，因此，李满桂这种分析方法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严密性。但是这种归纳戏曲故事类型，在大量戏曲文献的考据中研究民间文学中的母题的方法确是一个新的理论尝试。李满桂的这篇文章，考察“赵贞女型”母题如何演变为故事，如何因环境不同而变化，充分体现出了“母题”概念在中印文学比较中的使用。钱南扬的《读日本仓石武四郎的〈目连救母行孝戏文研究〉》认识到日本学者对中国戏曲分析的特殊角度。钱南扬在这篇文章开头便指出：“我着实为我们中国人惭愧，放着材料不去工作，尤其是关于民俗的东西，可是别人家看不过，便替我们做了，仓石武四郎的这篇文章虽研究不出什么来，而且错误之处很多，然而比袖手不做的总强些罢。”^[11]仓石武四郎从民俗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目连戏，虽然研究没有有说服力的结果，但是给中国戏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