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民国旧体诗话的现实关注
民国旧体诗话中除了南社诗话、滑稽诗话以其很明显的革命倾向、世俗关注表现出与历代诗话的不同，动荡不安、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使得一部分旧体诗话整体上表现出对现实的关注，而一些旧体诗话也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表达方式显示出对国家命运的关怀。
郭则沄《庚子诗鉴》专述庚子(1900)义和团抵抗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诗事，王熙《方家园杂咏纪事》专述慈禧、隆裕二后母家诗事，不异于一部清代王室兴衰史。陈作霖《可园诗话》时述道、咸、同、光时期民生国计之变故，童逊组《薿薿室诗话》记述袁枚、阮元、林则徐等风云人物的诗事，《惜阴轩诗话初编》作者张升三身处清亡民兴国体变更之际，意以国事为重，编辑诗话为“借人酒杯，浇我块垒”之举。青心居士《藕船诗话》(又一种)主述作者四十年来身亲目击宫闱骨肉之变，中法、中东之役，戊戌党案，庚子拳祸等诗事。魏元旷《蕉庵诗话》所记多为辛亥易代前后诗事。孙雄《诗史阁诗话》所记多为清季名流，尤详于袁克文周围文人。郭则沄《十朝诗乘》以诗记史，所记事之系于治乱兴亡之大者，如康熙亲征、乾隆南巡、三藩之叛、林则徐督粤等则反复褒讥讽谕，时誉谓是编乃“集众诗而以为史”者。杨钟羲《雪桥诗话十二卷续集八卷三集十二卷余集八卷》笔涉于有清三百年间之帝王宗室、名臣硕儒、畸人逸士，所谈每能隐然于国政兴衰相关。夏敬观《学山诗话》辑录晚清民初的旧体诗人的诗作，多涉政坛逸事，颇显时代之风。而以下诗话大多出版于民族解放战争如火如荼的斗争年代，可以想见，它们在当时号召民众，鼓舞斗志，激发激情，团结抗敌的革命斗争发挥了巨大的精神作用，如宁调元《民族诗话》专述明季抗清人生之诗，多慷慨之作。梁乙真《民族英雄诗话》专录近代著名民族英雄的生平和创作。祝嘉《军国民诗话》专述我国自古以来大诗人及奇男子的有“刺激性”的诗歌。王遽常《国耻诗话》专录自鸦片战争起至淞沪之战之国耻国痛诗事。吕光锡《桃花源诗话》多述武陵之地慷慨激昂且立志恢复故土之诗事等等无不与时代的号召遥相呼应。
在此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吴宓《空轩诗话》、林庚白《孑楼诗词话》、《丽白楼诗话》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吴宓直言不讳地批判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国于天地，惟恃民德，无之则虽富亦贫，虽强亦弱。而道德者无分公私，无间中外，首在重义轻利。近见某君引顾亭林之言，谓治黄河必先使人严义利之辨，否则徒糜巨款而河不治。呜呼!岂特治河之事，吾中国人素乏宗教、美术，而重利禄，好货财。所谓处世，实即自私。偶或好名，实亦图利。海通以后，未能窥知西洋文化生活之精深本源，但慕其物质经济之强盛，采其重功逐利之学说，于是增长恶风，变本加厉。试观报纸中所载社会新闻，或则假借礼教道德之美名，以为争财夺利之缘饰，(如因家务或婚姻名分，涉讼法庭，皆为争遗产。)或则巧用救国益群之标语，以为投机营业之手段(如商店竞销之广告，)甚至如最近破灭汉字，斫丧国魂之种种所谓文字改革运动，亦以‘国难’为根据，为理由，岂不可愤可伤哉!”[29]类似的国民性批判内容出现在林庚白《孑楼诗词话》、《丽白楼诗话》中，不仅如此，林氏还追问其劣根性产生的原因，其于《孑楼诗词话》中说：“歌咏所发，性情胥见，此间于中外古今而皆然。中华民族富于惰性，故标榜清高，企求逸豫，虽在贤哲，犹所不免。其隐为民族性之翳者，盖深且远。诗词中举例，尤难更仆。唐之韩昌黎，宋之苏东坡，皆以名臣而兼诗人。然昌黎有句云：‘断送一生惟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东坡有句云：‘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其委心任运之意绪，盎然字里行间。宜数千年以来，影响于智识阶级之心理而不自觉。民族性之日堕，固有由矣。”[30]他把中华民族的惰性、清高，企求逸豫等特性可以追溯到故作轻松、闲适实则隐藏了诗人无穷悲愤和怨恨的唐、宋诗歌。《丽白楼诗话》更是将中华民族国民的劣根性一直追溯到魏晋时期，他说：“中华民族性之不振，魏晋之诗，亦有以毒之也。”[31]魏晋之诗所掀起的隐逸之风来自于当时有志之士壮志难酬，报国无门，只能作穷途一哭，寄情山水，隐逸山林，逃避现实了。回归自然固然可以体验到一种令人羡慕的境界，然而这股隐逸之风所带来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众多周知，有关“国民性”或“民族性”思考是“五四”启蒙运动中最主要的话题之一。“国民性”的提出应回溯到晚清，曾有学者指出：“有关国民性的概念最初是由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从日本引入中国时，是用来发展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32]梁启超在《新民议》、《论中国国民之品格》、《论中国人种之将来》等多个文本中，批评了中国国民精神的种种“腐败堕落”之处，并表明自己倡言“新民说”，“欲以探求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之受病之所在，以自警自厉自策进……”[33]这以后有关国民性的讨论就在与西方的对比中热烈展开，到了五四前后，东西民族性思想的、文化的及“种性”的差异(优劣)，即国民性问题，几乎是广为人知的话题。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鲁迅则将“国民性批判”发展为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在这个声势浩大的“国民性批判”和“传统文化批判”思潮中，中国现代的知识精英几乎全都声气相投。李大钊、胡适、钱玄同、蔡元培、梁漱溟、林语堂等等，竞相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地批评国人的弱点，最后达成一个共识，大家顺理成章地将“国民劣根性”看作中国不能及时实现现代化的最主要障碍[34]。因此国民性理论由西方传入并被五四时期文学家广为接受，汇成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而吴宓、林庚白作为倾心于传统文化精髓的诗论家，他们同样在这场国民性思考的宏大潮流中，沉痛地思虑，强烈地批判。虽然，吴宓将五四时期新文化领导人所倡导的文字改革也归于“国难”的借口，显然是没有认识到白话文运动所蕴含的彻底的反封建精神并与传统决裂的鲜明态度为西方文化的引进和重建以西方的民主科学精神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体系所起的重要作用，相形之下，林庚白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国民劣根性的缘由，无疑更具备深沉的自我反思的勇气。但不管怎样，吴宓、林庚白分别在《空轩诗话》和《孑楼诗词话》、《丽白楼诗话》对国民性的思考，是其现代性视野的体现，是从一个独特的维度对改造国民性这一时代共同的文化主题的积极呼应。
杨香池《偷闲庐诗话》忧国忧民的情怀在民国旧体诗话中是很突出的。他不仅表达对现世境况无限的忧虑，还进一步思考治国的方法，他说：“天下之事理，未有一成不变者，亦未有变而可保其无鄙陋者。”[35]譬如我国精神文明强而不善变，欧西之国物质文明强而善变，两者虽有差异，但结果一样都会导致国家动乱，因此作者认为善变与不善变都有各自的利弊，治理国家政事应注意变通：“天下之事理，未有一成而不变者，亦未有变而即可保其无弊陋者。譬如吾国素以精神文明见称于世界，其弱点则为物质文明之不及人。国家因以贫弱，且易召乱，说者咎其不善变。然在欧西已为善变者矣，物质文明虽远胜于我，其精神文明则又属不及，数年前亦有大战。夫吾国不善变而乱，欧西善变而亦乱。是善变与不善变，皆互有利弊之潜伏。故在识者之主张，治国之道，不能因噎废食。取长舍短，存善去恶，是大智慧。持此而论，治事为政，改革变通，皆宜有所斟酌损益。”[36]作为文化人杨香池在诗话中关注治理国家之道显示了其殷切的爱国热忱。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作者从中西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差异引出治理国家的变通之道，凸显了旧体诗话的现代性。其实，将中国的变革放在“文明”发展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的大视野中去考虑，乃是戊戌维新思想家在戊戌变法全面启动之前就已基本形成的重大思路。中国虽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现代意义的文明却是通过日本从西方引进的。1910年，留日学生主办的《国民报》首次出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这两个集合概念。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秉承“物质、精神(或道德)”二分的“文明”概念观来判定中西文明或文化之特点和优劣的议论更加流行了。杨香池在1934年出版的《偷闲庐诗话》中将文明分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就是对当时二分“文明”概念认识的反应。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杨香池强调的中国精神文明其实是指以儒家正统的思想观念及其伦理道德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新文化运动中包含着自由、平等、民主等质素的精神文明概念是相去甚远的。这与20世纪20年代由张君劢、梁漱溟、梁启超等提倡的东方精神文明有一脉传承性。而东方精神文明思想隐然与“新文化运动”相抗，实际上表现出了文化上的保守性。然而尽管如此，杨香池作为一个传统诗论家能借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外来概念来思索政事之变通，其对家国、民族之振兴等问题的考察和思考无疑也接受了现代精神的影响。
民国时期，虽然国民党已经建立起了中央政府，但国内政治依然是军阀割据，弊端丛生，国际形势也是强敌环伺，尤其是日本侵吞中国之心日益显露。国家始终处在内忧外患之中，这不能不使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无论新旧，无论保守与激进，都以感怀民瘼，忧心国事为己任。当然，对于国家命运的关怀，各类知识分子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角度，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民国旧体诗话的作者大多是文化的保守主义，他们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里对国家兴亡的关注也多少体现出他们自己的文化特点。
民国旧体诗话产生在一个经历了辛亥余绪、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及国内民族战争烟火四起的多事之秋，其入世精神是可想而知的。其实民国旧体诗话的入世情怀要追溯到民国前夕的晚清时代。自晚清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中国历时几千年的封建帝国开始土崩瓦解，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处在乾坤之变、陷于历史漩涡之中的中国诗坛文苑，亦随之发生史无前例的巨大变革。梁启超等一大批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率先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口号，最先用诗话如《饮冰室诗话》举起文艺创作与文学理论批评的战斗旗帜。而民国旧体诗话作家在这历经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感受着中西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中血与火、灵与肉、传统与现代的政治层面、文化层面的有形无形之战。作为在主体意识上承继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思想和积淀丰厚忧患意识的民国旧体诗话作家，他们沿着前人的脚步将诗学批评的眼光关注到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的诗歌，事实上在于他们无法在国难当头之时只作个人风花雪月的吟诵和纯诗学的批判。民国时期南社诗话、滑稽诗话以及其他重要旧体诗话所体现的革命倾向、对现实的嘲讽、对国家命运前途、对当下时事的关注就是他们深沉的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众所周知从1840年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就把眼睛聚焦向西方，现实的原因就是要强国强种，解决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中国的危亡局面。一败再败的现实导致现代性的启蒙与救亡主题愈来愈突出，从辛亥革命的爆发到五四运动的产生，最终造成整个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试图通过文化变革来达到政治救亡的目的，而这种使命意识在“五四”达到了高潮。因此当“五四”时期现代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宏伟大业下，西方文化无论是进化论、泛神论、性心理学、基督教，还是科学主义、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各取所需地拿来，成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个人自由的精神武器之时，一些民国旧体诗话用传统的诗学批评样式熔铸进时代启蒙、救亡的内涵无疑与现代诗学的现实关注有着非同寻常的一致性，表现出与历代诗话的极大的差异，也同时获得了不一般的现代性思想质素。在此，值得关注的是，民国旧体诗话作者因文化保守主义者身份、思想嬗变的差异其现实关注与新文学运动中蕴蓄着启蒙、救亡的爱国思想相去甚远，例如王熙《方家园杂咏记事》、青心居士《藕船诗话》、魏元旷《蕉庵诗话》、陈作霖《可园诗话》、杨钟羲《雪桥诗话》、夏敬观《学山诗话》、孙雄《诗史阁诗话》等流溢着遗民感伤情绪传达的是诗话作者对已覆亡的封建政权的无限留恋和深深痛惜之情，而即便是当时思想已很开明的《偷闲庐诗话》作者杨香池其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现代角度思考治理国家的变通之道仍无法突破传统古旧思想的拘囿，表现出保守与现代共存的复杂局面。然而尽管如此，以上民国旧体诗话尤其是南社诗话所表现出的革命倾向、滑稽诗话在嬉笑怒骂中对社会对人生的嘲讽、批判，这种强烈的入世情怀显示出了民国旧体诗话作家在主体上已经初具现代公民意识，已经荷负起现代社会的批判责任，从而使得民国旧体诗话相对于此前的旧体诗话而言，显示出了可贵的现代性思想质素。
【注释】
[1]“现代诗话”是指以普通话为语言形式又含有新内容的“新体诗话”，“旧体诗话”是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仍然以文言为语言形式、以复古崇古为创作旨归的诗话。新旧诗话的区分详见蔡镇楚：《诗话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64—165页。
[2]考订蔡镇楚：《石竹山房诗话论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445页)列举的近两百条现代诗话书目，其中有一部分旧体诗话；张寅彭：《新订清人诗学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所附1912—1949一百六十六条以言说旧体诗的诗学著作书目；蒋寅：《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51—690页)附录的45条旧体诗话书目。李德强：《中国近代报刊诗话的流变》(《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中指出“自1905至1919年十四年间，近代报刊共刊载出二百九十九种诗话作品”。他指出“近代报刊诗话的数量已经非常庞大，其密度并不亚于清诗话”。而据笔者的收辑，粗略估计目前自1912至1949年三十七年间散见于各报刊杂志的民国报刊诗话也可高达四百余种。
[3]周实：《无尽庵诗话》，刊于《无尽庵遗集》，中华民国元年十月初出版上海国光印刷所代制，第一卷第1页。(以下同略)
[4]周实：《无尽庵诗话》，第一卷第1页。
[5]周实：《无尽庵诗话》，第一卷第5页。
[6]周实：《无尽庵诗话》，第二卷第1页。
[7]周实：《无尽庵诗话》，第二卷第3页。
[8]周实：《无尽庵诗话》，第二卷第9页。
[9]曼昭：《南社诗话》，《南社诗话两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0]朱剑芒：《南社诗话》，马以君主编：《南社研究 第六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页。
[11]龚喜平：《南社诗人与中国诗歌近代化》，《西北师范大学》，2002年第2期。
[12]详见黄轶：《“开启民智”与20世纪初小说的变革——从“政治小说”到“鸳鸯蝴蝶派”》，《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13]冯大光(主编)，蛰存：《滑稽诗话》，《立言画刊》，1939年第41期，第27页；1939年第42期，第25页；1939年第43期，第24页；1939年第53期，第29页；1939年第55期，第28页；1940年第71期，第28页；1940年第91期，第16页。
[14]龙(辑)：《解颐诗话》，《交通部平津区铁路管理局公报》，1947年第2卷第40期，第7页。
[15]蔡镇楚：《中国诗话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40页。
[16]蒋箸超：《蔽庐非诗话》，海上蔽庐出版社，民国四年(1915)年版。卷二第13页。(以下同略)
[17]蒋箸超：《蔽庐非诗话》，卷一第26页。
[18]蒋箸超：《蔽庐非诗话》，卷一第17页。
[19]范左青：《古今滑稽诗话》，民国十年上海会文堂书局刊本，第32—33页。
[20]闻见：《游戏诗话》，《娱闲录》，1915年第23期。
[21]韦父：《诗话：嘻嘻哈哈室诗话》，《余兴》1917年第30期，第97—98页。
[22]胡延龄：《滑稽诗话》，《滑稽杂志》，1913年第1期，第80页。
[23]噱谈：《游戏诗话》，《娱闲录四川公报增刊》，1915年第24期，第53—54页。
[24]召愚：《滑稽诗话》，《自由杂志》，1913年第2期第3页。
[25]喋喋江湖汉者：《滑稽诗话》，《滑稽杂志》，1913年第1期，第75页。
[26]喋喋江湖汉者：《滑稽诗话》，《滑稽杂志》，1913年第1期，第75页。
[27]引自李德强：《近代报刊诗话的娱乐性新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28]李德强：《近代报刊诗话的娱乐性新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29]吴宓：《空轩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张寅彭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以下引自《民国诗话丛编》的诗话，均出自本版本)
[30]林庚白：《孑楼诗词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115页。
[31]林庚白：《丽白楼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133页。
[32][美]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6页。
[33]梁启超：《新民议》，《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05页。
[34]摩罗：《“国民性批判”是否可以终结?》，《中华读书报》，2011年3月14日。
[35]杨香池：《偷闲庐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三)》，第715页。
[36]杨香池：《偷闲庐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三)》，第715—7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