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激东潮之变新
民初的上海经历了几十年的“西风”吹袭，其快速的现代都市化带来了生活的快节奏，广大市民急需在有“兴味”的小说中转移疲劳，舒展身心。作为报人小说家，姚鹓雏敏锐地注意到了读者的这一阅读需要。而在其编译小说的过程中，他也注意到了西方“家庭小说”和“滑稽小说”之于国人的巨大吸引力。于是，在这种西风东潮相激荡的时代大背景下，姚鹓雏创作出了不少在形式内容上都有所变新、且深为当时读者喜爱的“家庭小说”“滑稽小说”。
姚鹓雏创作的家庭小说多用白话，十分注重现代生活启蒙，他将启蒙的触角伸向平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琐琐细细中娓娓道来。《蔷薇花》写少年律师王志琴与妻子素秋的婚姻生活。这是一篇富有时代感的小说，小说的男女主角都受过新式教育，律师和报人的职业也都是近代的产物。小说通过有趣的家庭琐事、素秋的前后变化，将二人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展现了出来。这种态度是富有现代启示性的，较之当时过于泛滥的写男女间卿卿我我、哭哭啼啼的“哀情小说”，无疑让读者感到一种别样的兴味。其在叙事上也很有特点，不是传统的账簿式或传记式写法，而是运用对话、写景、抒情等多种方式来开篇。姚氏短篇中有不少是以此类方式开头的，如《鸡心》《姹女》《父孝》等，这是其在叙事技巧上的一个新变。这种新变很显然源于西方小说叙事结构技巧的启示，是其长期从事域外小说编译工作的收获。《牺牲一切》也是一篇富有时代感的家庭小说，甚至将五四运动这一时事都融入其中。小说写留学生徐惠如与“圣母会女学”毕业的妻子及守旧的老母亲之间的家庭生活。小说塑造的徐妻——这一现代知识女性形象——让人印象深刻。她起初不善家务，只重读书、教书。后来五四运动爆发，她果断地支持丈夫辞掉洋行工作配合反帝爱国运动，并为丈夫谋好了母校的教职，自己也不辞劳苦地操持校务与家务。最后，就连她的婆婆也点头支持他们的“牺牲一切”。这篇小说发表于1919年9月1日，五四运动刚刚发生不久，作者即将其写入小说之中，并且借小说人物的言行明确表达了支持这一爱国运动的态度。家庭生活既有其温馨的一面，亦有其烦心的一面，姚鹓雏笔下也写了一些家庭的烦恼。《焚笔》写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吴先生面对只懂操持家务、不通笔墨、不懂浪漫的妻子，感觉家庭生活实在乏味。因此，在他收到女学生李碧绡的情诗后，深感其诗风华绝代，立即想约见“玉人”。在约见时，发现李碧绡竟然是自己的夫人。吴先生惭愧骇异之余，便向夫人焚笔明志。乏味的家庭生活可能是多数人都要面对的，非分之想则是既不合道德，亦难以达成，倒不如善于发现自己妻子、家庭的“美”与“趣味”，这正是此篇小说想告诉我们的。这篇小说所叙故事有趣且新颖，仿佛纪实又富有戏剧性，颇能吸引一般读者的目光而成为他们的谈资，大概“新文学家”凌叔华也受了它的感染，从而写出其短篇名作《花之寺》。无独有偶，他的另一篇小说《电子发射器》写了一位因孩子哭啼等家庭琐屑烦心不已的学者伍先生。伍妻在看到一则有关“能治一切烦恼忧闷等杂症”之电子发射器的广告后，将其推荐给丈夫。伍先生接受妻子建议，拟用电子发射器去除烦恼。于是，他遵医嘱，首先勇敢面对婴儿啼哭等家庭烦恼事。神奇的是没用电子发射器，他的病在五六个星期后也慢慢痊愈了。姚鹓雏深谙禅理，善于为世人说法，此篇小说即为一明证。《姹女》则写婚姻中妻子红杏出墙的烦恼事，出墙的原因正在于“金钱万恶”，故事在妻子“放出十二分的媚态”、要求丈夫睡觉中结束，也许这是生活的真实，但这种机械客观的描写无疑削弱了小说的批判性。《父孝》则将视线移向了父母对子女的骄纵问题。在幽默诙谐的嘲讽中将一个教育失败的老父、一个任性妄为的女儿活画出来，让读者在啼笑皆非中认识到教育要归于“正”的道理。以上小说，今天读来，不仅仍觉文笔诙谐、颇有趣味，而且所写所议对当下生活仍具启示意义。
姚鹓雏创作的短篇滑稽(寓言)小说“往往即物摅情，深刻入微，草木花鸟，皆能开口，衣履几席，不难作语”[12](《风飐芙蓉记》第三章评语)，其使用的正是可以达到“奇恣诙谐”效果的姚氏笔法。姚鹓雏曾承认“此诀实得之英文家却尔司迭更司氏”[13]，足见他受西方小说影响之深。实际上，此类小说也受到了韩愈《毛颖传》、柳宗元《
蝂传》《黔之驴》等寓言散文的影响。可以说，正是因为我国本身拥有非常丰厚的滑稽文学遗产，当它在近代与西方文学的幽默情趣相结合时，才结出了姚氏滑稽小说的累累硕果。此类小说主要有《帕语》《电扇语》《猫语》《眼镜谈话会》等。《帕语》别开生面，通篇使用第一称“余”叙事，“余”即帕，使奇境顿开。小说以一方丝帕的口吻叙述“余”跟随主人赴宴，回家后主人虽对主妇百般逢迎，主妇仍然因帕而疑心主人有外遇，对“余”与主人皆施以酷刑。后来，“余”陪着主人密会女郎，并被主人作为信物赠予女郎。女郎作为“余”之新主人，对“余”百般呵护。不料，女郎旋即被“余”之旧主人抛弃，抑郁而亡。“余”则作为罪魁被女郎母亲掷于腐草之中，却为女郎婢女小怜所得。此篇小说滑稽中寓有深意，从李香君、林黛玉等薄命红颜与“冰绡”的“帕史”写起，以女郎被情所困、恹恹而终为故事高潮，以丝帕“文理破碎、彩绣浪借”告终，阐释的是“色衰爱弛，今古之常例”的道理。这篇小说对当时那些身当妙龄的女郎在恋爱择偶问题上有一定的警示作用。《眼镜谈话会》写得很有趣味，通过一次眼镜们的谈话会写了当时社会上的几种有特色的人物，如迂腐可笑的“大近视”、善吊膀子的“时髦人物”、爱发牢骚的“老先生”、想着行乐消遣的“我”等等。其语言诙谐、逗人发笑，如写“大近视”的一段：
当时便有一位白胖胖亮晶晶的同辈开谈道：“我今天总算乐极了。我那主人是一个大近视，每天总得要和我厮伴着。因为他除去了我，一尺以外，便辨不出东西南北，真可算得目光如豆呢。有一回，他去赴一个亲戚家的筵席。那天恰好我没同他去，他仓皇之间，也没想到，大概是五藏神催逼得厉害，忍耐不住了。直到入席之后，方才想起我来，然而一时间竟没法想。客齐入坐，水陆杂陈，他瞧见前面一只碟子里，乌黑的当是瓜子，便用手去抓，却不道是一碟子的松花，闹得满手黄的黑的，还尽着往嘴里送呢。当时大家哄堂大笑。他急愤不过，赶忙回到家里来，向抽屉中找出了我，便狠命的往地下一掼，把我的一只腿跌断了。我虽然觉得痛，但是想倒很可借着这个伤，让我休息几个月。果然不出所料，他好像是和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一般，掼伤了我，也一点不晓得怜恤，竟丢开了。倒是一个姨太太房里用的毛丫头，拾起我来，把我放在此处，便过了好几个月，直到现在。[14]
这一段很好地体现了姚氏此类小说的特色，即抓住事物的功用、特点运用拟人手法使其大类人情，以它之口进行滑稽婉讽，达到特殊的艺术效果。《电扇语》《猫语》也正是通过猫和电扇的“眼睛”来看民初那个光怪陆离的社会，发一通感慨。虽然这些小说在思想内容上并不见得有多么丰富、高深，但其独特的以物拟人的艺术表现手法还是值得注意的。这些小说通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显然是西方小说影响的结果，比起传统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更加真实有味，无疑是一种进步。另外，他还写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滑稽小说，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蚊雷》《蝉笛》两篇，均收入赵苕狂编、大东书局1921年版的《滑稽小说大观》中。《蚊雷》以滑稽夸张之笔写一位体态面貌如蚊，发声则“志小言大”如蚊雷的读书人曾被友人整蛊的故事。原来“蚊”有“拜贵之癖”，其友抓住此点让他转送一函“致苏州阊门外同春坊某大人”。他不知是计，则“窃喜自负”，抵苏后，一大清早就赶忙送信至“同春坊”，却发现是个妓院，闹出了一个大笑话。这篇小说对那些有“拜贵之癖”、喜欢夸夸其谈、自我吹嘘的人极尽针砭讽刺之能事。《蝉笛》用笔亦极滑稽夸张，小说描写了“无是先生”生活中的“三嗜”：嗜书、嗜烟、嗜贫。小说以趣取胜，意含微讽，但对“无是先生”如吸风饮露之蝉的高洁品格总体上还是肯定的。综上可见，他的短篇滑稽(寓言)小说融中西文学于一炉，且多含寓意，并非仅仅逗人一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