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推动转型的独特贡献
由于“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史的知识话语权牢牢掌控在继承“新文学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手中，因而我们之前获得的有关近现代文学史的知识整体上都植根于当年“新文学家”的思想与论断中。这种“正统”文学史知识的阻碍力量非常大，大到我们从原始文献中读出的论断常常不知用什么语词表述出来。怪不得，很多学者一遇到“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称谓问题，即使感到不妥，也以“约定俗成”为托辞选择避开。为此，我们有必要重估“兴味派”推动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独特贡献。
贡献之一，就是使我国近现代的小说转型与中国的传统相接续。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中将中国古代的小说彻底否定，认为“不出诲盗诲淫两端”，是“中国腐败的总根源”[85]，后来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也认为“抱传统的文艺观，想闭塞我们文艺界前进之路的，或想向后退去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86]。他们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号召“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87]。“兴味派”在及时吸取西方的一些审美观点、艺术技巧的同时，却将它的根深深地扎在中国传统的土壤里。他们打出“兴味”的旗帜，“不在存古而在辟新”[88]，是为了激活传统中包孕着现代性因子的、富有生命力的范畴，以便小说更充分、更有活力地向现代转型。中国古代的小说原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孕育、成长的，它在古代的神话、传说及后来的史传、说话等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貌，在写人、叙事、语言等各个方面都有鲜明的东方特色。古代的很多经典小说为千百年来的读者所喜欢，其成就为世界所瞩目，如美国学者海托华(James R.Hightower)就曾以《红楼梦》、《金瓶梅》为例，指出“中国小说在质的方面，凭着上述两部名著，是可以同欧洲小说并驾齐驱，争一日短长”[89]。“兴味派”正是立足于如此独特宝贵的传统，借鉴西方文学之长，努力推动着中国小说进入到新的境界。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观点与实践，为中国近现代小说在转型过程中避免与阻挡“全盘西化”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贡献之二，“兴味派”强调了小说的艺术特性，使小说从政治的附庸与实用的工具中解放出来，对“小说界革命”起了救偏补弊的作用。中国古代小说尚“兴味”的传统即是追求小说的娱情化、艺术性。兴味娱情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功能，它切实符合人性发展的需要，因而继承这一传统，并以“新”的面目形成“兴味化”小说潮流，对于推动小说的民族化，提高小说的艺术性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的。他们崇尚小说兴味的志趣，即使写爱国小说，也不像“新小说家”那样“开口便见喉咙”[90]，而是发挥他们特有的艺术才能，努力追求小说的艺术兴味性。他们又多自觉接受了西方文艺观的影响，在小说艺术形式上不断进行探索，比如，为了转变长篇章回体小说中的叙事模式、创作新型的短篇小说，引入了西方日记体、书信体、对话体、游记体、独白体，同时又切实地进行小说语言的白话化，等等。他们所做的实验有成功也有失败，但追求小说的艺术性还是比较明确的。他们的努力在许多方面直接影响了“五四”以后的“新文艺小说”，比如就短篇小说创作来看，他们对小说情节的有意淡化，增强抒情性及诗化、散文化特征，重视心理描写等都潜在地被“五四小说”继承；他们对“都市民间”的日常叙事也可能启示过“新文学家”对“乡土小说”的探索，至少最初将“新文学家”的目光引向民间文学(文化)资源的正是从“兴味派”走出的刘半农。中国小说最终能突破“文以载道”、“史传之余”等传统观念之束缚，在中西融合的道路上获得审美独立性，成为现代文学的主要类型，当时“兴味”小说观的确立与流行是其中关键的一步。
贡献之三，“兴味派”用“娱世”打破了近现代小说转型中“传世”与“觉世”一组矛盾，走出一条适应现代文化市场的新路。从儒家“立言”不朽、司马迁“藏之名山”，到曹丕“不朽盛事”、韩愈“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再到《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镜花缘》“消磨了三十年层层心血”，著文力求“传世”是古代文人的一贯理想。而在“救亡图存”为主调的清末，梁启超感于时势而高倡“觉世之文”。他发起“小说界革命”正是企图用小说来“觉世”、“新民”，因此并不注重其文学性，也不希图传世。此后，“觉世”是当务之急，“传世”乃著文理想，这构成近现代小说转型中一组突出的矛盾。民初，在上海现代文化市场上“卖文”的主流小说家除了依然“徘徊于觉世与传世的十字路口”[91]外，更增添了一种追求畅销的焦虑——只有卖出作品，他们才能存在下去。当他们看到“新小说家”将小说当作政治思想传声筒而倒了多数读者的胃口时，便主动标榜以助读者“兴味”为本位，声称刊载的都是“最有兴味之作”[92]。这就在小说的艺术审美与娱情功能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既避免了因过于追求“觉世”而出现乏“味”之病，又在保证占有市场的同时，使创作富有艺术性的“传世”之作成为可能。他们对有的作品精雕细刻，目的即在传世，如包天笑为写好《留芳记》，亲自到北京采访书中人、搜求相关材料，写成二十回后，先后向林纾、胡适等请教，可谓煞费苦心。他们对以文学“传世”也毫不掩饰，如李涵秋就说：“天化叠运，万事变迁，独风雅一道，所以摇荡性情，抒写物理，可以至千古而不灭。”[93]同时，他们以“娱世”求“觉世”，寓教于乐，以现代生活启蒙置换“新小说家”所进行的政治思想启蒙。他们写社会百态、爱情婚姻、家庭问题、人间冷暖，传播西方的现代人性观、“文明”生活方式等。他们的小说不仅对读者有精神按摩作用，还发展出现代小说以日常叙事为主的重要一支。他们的作品既富文学性，又有趣味性，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显然更有利于“觉世”，也进一步巩固了小说在诸文体中的中心地位。可见，他们主倡“兴味”，是在“传世”与“觉世”之间找到连通处，是在“艺术”与“市场”之间找到平衡点，实际是以“娱世”来打破“传世”与“觉世”的矛盾，是作为职业作家，面对市场制约，成功自我调适的现代性转向。
贡献之四，“兴味派”非常重视当时小说传播的主要媒介报刊的编辑，大力促进了近现代报载小说这一新样式的发展与繁荣。为了更好地助读者之“兴味”，他们十分注重报刊的装帧设计、讲究图文并茂，甚至连字体的大小、纸张的使用，也力求完美。这就使一时的小说报刊五彩纷呈，美不胜收。如，包天笑在辛亥革命前办《小说时报》时，就已将“兴味”至上的观念投注在了封面、插页的设计上。“封面女郎”，就是他的一个新创。民初，他办《小说大观》、《小说画报》、《星期》等刊物，不仅继续重视期刊的装帧，在小说连载的完整性、插图与文本的配合、文字的编排等方面也很下功夫。经他编辑，刊物之“兴味”与小说之“兴味”相得益彰，因而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由于“兴味派”办的报刊特别精彩，当时就引来读者不少赞誉。这里仅以对周瘦鹃所编杂志的评论为例，就可窥一斑。如，袁寒云说《半月》“选稿最精”，“排印绝美”[94]。郑逸梅赞《游戏世界》“印刷很好，排法也新颖有致”；《礼拜六》汇订本布面金字，很觉灿然可观[95]。月友女士评《紫兰花片》“装订玲珑，印刷精良，叫人见了，爱不释手”，“内中的文字，也深合我们心理”[96]。由以上可见，“兴味派”在报刊编辑上的努力和成功，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小说载体的现代转型。
以往，从“小说界革命”到“新文学运动”是学界一直反复描述的中国小说现代转型之路，而民初主流小说家则被定性为“小说逆流”。而今，我们认为中国小说是经由清末“小说界革命”，民初的“小说兴味化热潮”及五四“新文学运动”而逐步转型的。这是一部“三乐章交响曲”。整部交响曲中充满着中与西、新与旧、文与道的“众声喧哗”，“兴味派”这一乐章自有其美妙动听的地方。在当下中华民族文化全面复兴，“新文学传统”正在受到重估，“80后”写作在市场推动下逐渐进入文坛中心，网络文学、类型文学大行其道的时代，重新审视、研究“兴味派”这个在中国小说现代转型过程中做出过独特贡献的小说家群体，不仅是为了对历史作出允当的结论，而且也能为当下小说发展提供某种借镜。
(本文原载《文学遗产》2013年第3期)
【注释】
[1]本文从观点、材料、架构到具体行文都得到了笔者的恩师复旦大学黄霖先生的悉心指导，特此说明，并致谢。
[2]《荀子·正名》，见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本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275页。
[3][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4]佩韦：《现代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1920年1月10日。
[5]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
[6]见包天笑：《我与鸳鸯蝴蝶派》，《文汇报》(香港)，1960年7月27日；可参考邹培元：《我的外祖父包天笑》，《传记文学》(台湾)第八十九卷第六期(2006)。
[7]郑逸梅：《姚鹓雏的两种手稿本》，《清末民初文坛轶事》，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9页。
[8]郑逸梅：《姚鹓雏的两种手稿本》，《清末民初文坛轶事》，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9页。
[9]周瘦鹃：《花前新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0]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78页。
[11]周瘦鹃：《小说杂谈》，《申报·自由谈》，1919年8月16日。
[12]王钝根：《不是处女的处女》的《编者按》，《礼拜六》第184期。
[13]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259页。
[14]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
[15]玄(茅盾)：《这也有功于世道么?》，《文学旬刊》第9号，1921年7月30日。
[16]玄(茅盾)：《这也有功于世道么?》，《文学旬刊》第9号，1921年7月30日。
[17]玄(茅盾)：《这也有功于世道么?》，《文学旬刊》第9号，1921年7月30日。
[18]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文坛上的逆流——黑幕小说与鸳鸯蝴蝶派》，《中国文学史》第7编第5章第5节，中华书局1959年12月初版。
[19]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小说中的逆流》，《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第五章第2、3节，中华书局1960年版。
[20]北京大学中文系专门化1955年级集体编著：《小说逆流——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中国文学史》第9编第6章第4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9月修改本初版。
[21]《〈小说画报〉短引》，《小说画报》1917年第1期。
[22]《〈小说画报〉短引》，《小说画报》1917年第1期。
[23]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见赵家璧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4]陈景新：《小说学》，泰东图书局1924年版。
[25]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26]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27]可参看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及《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二书中的“回雅向俗——礼拜六派的消闲说”一节。
[28]语出《清平山堂话本·冯玉梅团圆》。
[29](明)冯梦龙(许政扬校注)：《古今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30]这种以“白话化”为“通俗小说”标识的历史观念，是由“文言”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作为“书面文字”的特殊地位决定的。韩南指出：“标准的‘书面文字’必须具备已经定型的风格型式，并须有一定的合乎规范的原型典籍来证明它作为高雅文化的价值。中国的文言正好符合上述概念的要求”。
[31]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32]《时报》，1904年6月12日。
[33]《时报》，1904年10月2日。
[34]《时报》，1905年6月29—30日
[35]《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游戏世界》1907第10期。
[36]《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游戏世界》1907第10期。
[37]《扬子江小说报》1909年第1期。
[38]《小说林》1908年第9期。
[39]《小说林》1908年第9期。
[40]本文连载于1911年3月20日至4月2日《民立报》。
[41]凤兮：《海上小说家漫评》，《申报·自由谈·小说特刊》，1921年1月23日。
[42]《小说大观·例言》，《小说大观》1915年第1集。
[43]《小说大观·例言》，《小说大观》1915年第1集。
[44]《小说大观·例言》，《小说大观》1915年第1集。
[45]《〈小说画报〉短引》，《小说画报》1917年第1期。
[46]黄霖：《民国初年“旧派”小说家的声音》，《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
[47]《小说月报》，1912年第3卷第9期。
[48]《小说月报》，1912年第3卷第9期。
[49]成之：《小说丛话》，《中华小说界》1914年第1卷第3期。
[50]成之：《小说丛话》，《中华小说界》1914年第1卷第5期。
[51]成之：《小说丛话》，《中华小说界》1914年第1卷第5期。
[52]成之：《小说丛话》，《中华小说界》1914年第1卷第5期。
[53]成之：《小说丛话》，《中华小说界》1914年第1卷第5期。
[54]叶小凤：《小说杂论》，《小凤杂著》，新民图书馆1919年版，第5页。
[55]叶小凤：《小说杂论》，《小凤杂著》，新民图书馆1919年版，第5页。
[56]叶小凤：《小说杂论》，《小凤杂著》，第24页。
[57]周瘦鹃：《自由谈之自由谈》，《申报·自由谈》，1921年2月13日。
[58]冥飞、海鸣等：《古今小说评林》，民权出版社1919年版，第15页。
[59]这是1914年《民权素》创刊号“第二集出版预告”的主题词。
[60]《小说大观·例言》，《小说大观》1915年第1集。
[61]《〈小说画报〉短引》，《小说画报》1917年第1期。
[62]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国闻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八日。
[63]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年第一号，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
[64]吴趼人：《恨海》，文化出版社1956年版，第一回。
[65]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66]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3)，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67]语出《雪鸿泪史》，见范伯群：《哀情巨子——鸳鸯蝴蝶派开山祖——徐枕亚》，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页。
[68]瘦鹃：《午夜鹃声》，《礼拜六》1915年第38期。
[69]《〈消闲钟〉发刊词》，《消闲钟》1914年第1集第1期。
[70]《〈小说新报〉发刊词》，《小说新报》1915年第1期。
[71]《〈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1914年第1期。
[72]《礼拜三之缘起》，《礼拜三》1914年第1期。
[73]《〈眉语〉宣言》，《眉语》1914年第1卷第1号。
[74]《〈快活〉祝词》，《快活》1923年第1期。
[75]C.P.：《著作的态度》，《文学旬刊》第38号，1922年5月21日。
[76]西谛：《中国文人(?)对于文学的根本误解》，《文学旬刊》第10号，1921年8月10日。
[77]《〈快活〉祝词》，《快活》1923年第1期。
[78]寂寞徐生：《小说丛谈》(二十)，《申报·自由谈·小说特刊》，1921年8月7日。
[79]吴绮缘：《最近十年来之小说观》，《小说新报》第5年第9期，1919年9月。
[80]《游戏杂志》第1期，1913年11月30日。
[81]《〈小说大观〉宣言短引》，《小说大观》1915年第1集。
[82]《〈小说画报〉短引》，《小说画报》1917年第1期。
[83]《〈小说大观〉宣言短引》，《小说大观》1915年第1集。
[84]灵蛇：《小说杂谈》，《星期》第18号，1922年7月2日。
[85]梁启超：《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年第一号，光绪二十八年十月。
[86]《本刊改革宣言》，《文学》(周刊)第81期，1923年7月。
[87]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
[88]冥飞、海鸣等：《古今小说评林》，第144页。
[89]转引自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
[90]公奴：《金陵卖书记》，见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
[91]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页。
[92]《小说画报·例言》，《小说画报》1917年第1期。
[93]李涵秋：《双花记·自序》，国学书室1915年版，第92页。
[94]寒云：《海上杂志评》，《晶报》，1921年9月9日。
[95]郑逸梅：《小说杂志丛话》，《半月》第3卷第20号，1924年7月2日。
[96]月友女士：《小说小说》，《申报·自由谈·小说特刊》，1923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