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中国诗的特性，警惕新诗的“欧化”倾向。

新体诗摆脱旧诗传统，转而模仿欧美诗歌，采用“欧化”句法。胡怀琛是较早对新诗“欧化”苗头持有警觉的论者。在1924年出版的《小诗研究》的《自序》里，胡怀琛已经提出“中国文学本位”的问题。他说：

中国文学和西洋文学，出发点不同；恰如中国画和西洋画一般，中国画不能和西洋画一例而论，知道的人已经很多了；中国文学不能和西洋文学一例而论，恐怕知道的人还少。我以为欲研究中国文学，当然要拿中国文学做本位；西洋文学，固然要拿来参考；却不可拿西洋文学做本位。倘用拿西洋文学的眼光，来评论中国文学，凡是中国文学和西洋文学不同的地方，便以为没有价值，要把他根本取消了，我想是没有这个道理。

在《给某先生的信》里，胡怀琛说：

一国文学，有一国的特性。这种特性，有人说要保存。在我说也须分个好坏：好的要保存，坏的要排斥。中国文学的特性，有好也有坏；他国文学的特性，有好也有坏。所以改造中国文学，只能就自己本身，去短取长。他国文学固然可以当参考，然定要一步一趋的，都去模仿他人，好坏一齐学了来，甚至于好处没学到，坏处先学到，这个结果是怎样呢?”^[16]

在当时普遍“向西看”的时代氛围里，胡怀琛持有这种警醒是难能可贵的。当时也有诗论家批评新体诗的“欧化”，主要是关注“欧化”句式问题，胡怀琛则从“形”和“质”两个方面来批评“新体诗”的欧化问题。先看“形”的方面。在《新派诗说》中胡怀琛通过比较认为，由于“各国文字根本上不同之故”，“中国诗实比欧洲诗为佳，即简洁与整齐是也”。但新体诗从欧美输入格式，多用“的”字“了”字，“我们”、“他们”等字，“以致不能简，不能整，是即传染欧洲诗之病也”。这种“冗繁”、“不整齐”、“无音节”的弊病，是他的“新派诗”要祛除的。胡怀琛在20年代初花费大力气与人讨论双声叠韵和音节等问题，就是对于中国文字特性的重视的。直到1936年胡怀琛还在强调这一点。他说：“中国诗的形式的问题系决定于中国的‘字’，而中国的‘字’的问题，又决定于中国的语言。我们知道中国的语言和西洋的语言的组织的根本不同，就可以知道在诗的形式方面，不能从西洋诗中寻出改进的路径来，除非从语言改组起头。”^[17]当然，这时新诗句法“欧化”的问题已非常突出，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但无疑，胡怀琛是较早提出新体诗“欧化”毛病的论者。

再看“质”的方面。如果说句法“欧化”是诗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的话，那么“质”的欧化，则是胡怀琛的独特发现。《小诗研究》第三章《中国诗与外国诗》中，胡怀琛说：“中国诗和外国诗，在形式上，当然不同。……就是在实质上，也是有些不同。”(第5页)中国诗和外国诗在实质上有怎样的不同呢?他具体分析说：中国诗的本色，只是温柔敦厚的感情。中国诗的特点，是用含蓄的方法发表温柔敦厚的感情；外国诗用质实的方法说出热烈的感情。中国诗里的感情是含而不吐的，外国诗里的感情是充分说出来的。外国诗里的感情，比较中国诗里的感情，要热烈得多。当然，这些两极式的对比，今天来看不免显得粗疏不切。但就其本意来说，就像梁启超对于“旧风格”的留恋一样，是要求新诗承续中国诗歌的审美传统。他具体分析胡适的《希望》(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说：“这首诗，适之先生是拿兰花草比新文化，山中便是指美国了。他的实质，岂不是温柔敦厚的感情么?”在《小诗研究》里他明确地说：“据我个人的意见，中国温柔敦厚的感情并不坏，是应该保存的。”(第23页)胡怀琛对“温柔敦厚的感情”的重视，与他对文学之用的认识是相联系的。他在《评论刺激的文学》一文中从对于读者心灵作用的角度把文学分为刺激文学和感化文学两大类：“刺激文学，是用一种极激烈的话，去激动读者。立在刺激文学反面的，便是用感化文学，去涵养他人的品性，提高他人的品格。”^[18]他认为“刺激文学”的作用是一时的，没有永久的价值，鉴于“近来很有些文学家，极力提倡刺激的文学，名为‘血与泪的文学’”，他格外强调“并用涵养文学，灌输立身做人的道理”，以提高人的品格。他说：“至于感化的文学，收效甚缓，而且是不大看见，然而他的潜势力，却也不小，且无毛病。为什么现在没有人讲呢?”(第40页)在另一篇文章《诗歌与公园》里，他把诗歌的作用比喻为公园，“在于唤起人家优美高尚的感情，洗涤卑鄙恶浊的思想，并派遣忧愁郁闷的胸襟”^[1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重视传统诗歌“温柔敦厚的感情”对于人格熏陶的现代价值。当然，就像梁启超所谓有“觉世文学”，有“传世文学”那样，“刺激文学”与“感化文学”可以“并用”，而不可偏废，特别是在近现代的社会文化背景里，“刺激文学”之宣传、鼓舞意义也是不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