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史》到《诗》

一、从《诗史》到《诗 》

关于《诗》一书的来龙去脉，需要联系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来探其究竟。丙午年(1906)九月廿三日日记载：“……《辛臼簃诗史》于是乎卒业。溯自庚子迄今年已七载，作辍无恒，过于研《京》炼《都》矣。奉使前所作在京师箧衍，金和归而后可录。”原来《诗》初名为《辛臼簃诗史》，主要收录的是“奉使前所作”，自庚子(1900)至丙午七年中断断续续补作了一些，他期望书童金和归来后可合录在一起。奉使前，叶昌炽主要在北京清廷任职。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考中进士，步入仕途，授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总纂官等职；光绪二十一年(1895)，入会典馆，二十四年(1898)加侍讲衔；二十八年(1902)，擢甘肃学政。从日记来看，叶昌炽在京城任史官时每天阅读邸报，不仅及时得知谕旨，了解清廷的最新政策，而且耳闻目睹地见证了光绪朝政局动荡和内外交困的危机。如光绪二十年(1984)的中日甲午战争，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二十六年(1900)的义和团运动和随着而来的八国联军入侵等重大历史事件，不仅详细地记录在《缘督庐日记》中，而且也是《辛臼簃诗史》深邃隐晦的指涉对象。

叶昌炽在丙午年(1906)十一月十八日日记载：“灯下取《辛臼簃诗史》新旧稿，与星台排比而整理之，汰除复重，共得二百四十余首，以‘史’字太抗，改题曰‘诗’。”星台，是汪寿金的号，系叶昌炽友人汪眉伯之子，与叶过往甚密。这则日记记载了他觉得“史”字太抗，太直接了，于是改题为“诗”。因为叶昌炽所吟咏的是身预其中的时代变局，诗歌讥刺的对象往往是朝廷命官，位高权重，牵涉到诸多的人事纠葛，所以他不能用“诗史”直笔，而是讳诡谲地进行暗讽。至壬子(1912)年六月，汪星台将《诗》清稿录完，本想以写官附名简末。但十五日潘祖年(字仲午)来，谓：“‘’之为言隐也，作者尚讳莫如深，岂有写者转留姓氏之理!不觉失笑!”^[2]显然，作者叶昌炽对于每首诗的确切意旨也是“讳莫如深”的。《辛臼簃诗》作者署名“今日烂柯叟当年鬻髢生”，即叶昌炽的隐名，其意思大约是当年的穷书生，至今已饱经世事变幻。叶昌炽在《六十初度感赋》里有“一局残时说烂柯”句，也是道出这种经历风云变幻的感慨。丙午年九月廿三日日记，作七律二首，“代自叙，嫁名于葛稚川”，即《诗》卷下之末的《书葛稚川自叙篇后》二首，这两首诗“代自叙”，对“诗”的性质作了说明。第一首的颈联曰：

秽史莫疑惊蛱蝶，廋词聊比厄龙蛇。

意思是，不要说我恃才轻薄，歪曲了历史，我是用廋词语来吟咏时代的厄运。第二首曰：

草堂每饭不忘君，剪烛吟诗辄夜分。老去词章惭庾信，《虞初》小说续殷芸。西台集里遗民泪，东郭墦间故鬼群。琴到无弦难索解，刺讥但可出微文。

把自己与“每饭不忘君”的杜甫相比，是大清的“遗民”“故鬼”；并说这些诗篇都是微文讥刺，意思深隐，难以索解。

此诗集的题名为什么叫做“辛臼簃”呢?叶昌炽有诗句曰“齑臼颜簃印借辛”，王季烈注释曰：“君自暑作诗之所，曰辛臼簃。”(《缘督庐日记》卷十五)辛臼簃是叶氏的室号。但是他为什么要以“辛臼”作室号?其中是否有深意呢?丙午年(1906)十一月廿一日作七律一首再题《诗》之后，道出了其中的原委。《诗》最后一篇为《再题一首》，诗曰：

一枕游仙梦岂真，可怜无益费精神。莫嫌断烂凭朝报，好捉迷藏作海巡。(自注：京师崇文门官役，俗谓之海巡。)平水韵成离合体，孟坚表列古今人。小儿若见盱江碣，齑臼分明是受辛。

首联是感慨京城史馆生活真如人生一梦，创作这些诗史类的作品，其实也是于事无补。次联谓这些诗歌都是根据当时的断烂朝报而写出来的，像捉迷一样隐含深意。颈联说这些诗歌有的采用“离合体”，有的借古典以讽今人。尾联是取自《世说新语·捷悟》“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意思也是说这些诗歌用离合隐晦的手法蕴含着深意。簃曰“辛臼”，就是对《世说新语》这个典故的化用。

叶昌炽对于这部《诗》是非常珍视的，1906年从甘肃回家乡苏州寓居木渎镇时，带上了这部诗稿。他的《香溪好》诗曰：“卜宅香溪好，归装剩谲觚。”谲觚，自注“谓《辛臼簃诗》”。作于这一年的《九月十五日初度感赋》曰：“梦中往事堪歌哭，身后遗编当子孙。堂构岂惟惭负荷，投簪未报是君恩。”他中年丧子，只能以《诗》这一遗编当作子孙流传后代了。但是由于诗歌题旨敏感，他一直没有将诗集公之于世，只是在友朋间小范围流传。己酉年(1909)六月廿六日日记记载，秦绶章(字佩鹤)来函说孙雄征刻《道咸同光四朝诗》，秦绶章以庚子稿十余首写付之，但叶昌炽很不愿意，结果就没有收录。潘祖年曾要出资襄助他刊刻诗文集，也被他坚拒，保藏至今的稿本封面题识有“此则但写样，暂时决不刻”。一直到1923年才由苏州王季烈付梓刊刻，时去叶昌炽离世已六年之久^[3]。从《缘督庐日记》可以看出，叶昌炽对于《诗》在不断地修改，拿他自己的话来说，用的心力“过于研《京》炼《都》矣”(丙午年九月廿三日日记)，比张衡撰《二京赋》、左思撰《三都赋》还费心费力。

叶昌炽的《辛臼簃诗》三卷稿本，保存在上海图书馆，毛装，写于红格纸上，半页6行，行20字，四周双框，板心单红鱼尾，文字多有改动。联系他的日记，将稿本与刻本相对照，我们可以了解叶昌炽修改的一些痕迹：

1.日记：戊戌年(1898)十一月初十日：“至佩鹤斋久谈。车中作七律二首；归后篝灯作一首，共成《甲午杂感》二十四首。不敢谓少陵诗史，亦杜牧之《罪言》也。”刻本中无题作《甲午杂感》者，查稿本，原来刻本卷上的《觏痻篇甲》在稿本题为《甲午杂诗》，又改为今题。

2.日记：丙午年(1906)九月十三日：“作七律四首，共成《庚子纪事诗》四十四首，尚是兰州时创稿，行万里，阅半年矣。”刻本中也无题《庚子纪事诗》者，原来《觏痻篇乙》四十四首，在稿本中题作《庚子杂诗》。

3.日记：丙午年(1906)十一月廿二日：《诗·观物篇》补，旧有廿二首，今日复补作七律一首，共成廿三首。但是刻本中的诗歌没有题作“观物篇”的。查稿本，原来卷上开篇的《志在扬之水卒章述我闻篇二十四首》，在稿本中原题《春明观物篇》，又自改为《宋夷门隐叟有〈谈苑〉一卷，窃取其义述为短章》，至刊刻时才改为今题。如果没有稿本的话，或许会认为《诗》有残缺，亡佚了《观物篇》。

4.日记：丙午年(1906)十一月廿八日作七律一首，“追诔刘葆真太史，即附入《诗》下”。戊申年(1908)十月初七日，“重改定《诗》，题如《甲午三忠》《吊刘葆真》之类，显然揭破，与‘’字宗旨背驰者，尽易之。”刻本中的《碧血吟三首》，稿本原题作《甲午三忠诗》，又改今题。刻本中的《汨罗咏》，稿本题作《吊刘葆真太史》。如果不依靠这个稿本，后人无法知道刻本中的《碧血吟三首》《汨罗咏》就是日记所说到的《甲午三忠》《吊刘葆真》，也就无法把捉它们的主旨。

5.日记：戊申年(1908)九月廿八日：“昨仲午函，言拙诗皆曼倩之设，题目如《圆明园》之类，尚嫌其说破。知言哉，助我启予，不当如是邪!作二诗谢之。”刻本中的《昆明池》诗，在稿本中原作《圆明园》，又改为现题。

6.日记：戊申年(1908)十月初七日，“重改定《诗》，删去《慎刑司》《银台》二首”。现在刻本中已经没有这两首诗。今贤刘效礼先生点校《叶昌炽诗集》也未补录进去。查稿本，目录卷中《刑余》后有《慎刑司》题，但正文裁去小半页，即删了这首诗。王立民先生曾据《缘督庐日记》稿本首次辑录出来^[4]。在稿本中，卷中《融堂二首》之后有《银台》一诗，眉批：“删。”因为刻本和今人整理本都未收录，故而现补录于此，算是对于叶昌炽诗歌的补遗：

长安门外向西头，往事何堪溯爽鸠。不尽山丘零落感，谁为户牖补苴谋。高轩客散谁乘鹤，跳孛人来好弄猴。故籍摧烧闻夜哭，难从刀笔绍箕裘。

诸如此类，都是作者叶昌炽自行改动的例子，因为诗集题目从“诗史”改为“诗”了，故而他努力地“虚化”诗题，隐藏作诗的主旨。虽然这样的改动并不是很多，但是为后人正确理解《诗》中这些诗篇提供了重要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