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国维所倡“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辨析
民国时期词学对王国维“境界”之论消解与辨析的第三个维面，是对王国维所倡“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辨析。在这一维面，朱光潜、沤庵、梁启勋、顾随等人展开了多样的论说。他们主要对王国维所倡“境界”称名是否切当、分类是否合理、不足之处何在等提出了各异的看法，不断丰富、拓展与深化、完善了人们对词作境界呈现的认识。
民国中期，朱光潜对王国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称名予以辨说。他认为，王国维所用称名还是未能切中其所指与例证的。其《关于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云：“王先生在这里所指出的分别实在是一个很精微的分别，不过从近代美学观点看，他所用的名词有些欠妥。他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就是近代美学所谓‘移情作用’。‘移情作用’的发生是由于我在凝神观照事物时，霎时间由物我两忘而至物我同一，于是以在我的情趣移注于物。换句话说，移情作用就是‘死物的生命化’，或是‘无情事物的有情化’，这种现象在注意力专注到物我两忘时才发生。从此，可知王先生所说的‘有我之境’，实在是‘无我之境’。他的‘无我之境’的实例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都是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都没有经过移情作用，所以其实都是‘有我之境’。我以为与其说‘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不如说‘超物之境’和‘同物之境’。‘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徘徊花上月，虚度可怜宵’，‘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都是同物之境。‘莺飞戾天，鱼跃于渊’，‘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兴阑啼鸟散，坐久落花多’，都是超物之境。”[16]朱光潜认为，王国维所言“有我之境”，无非是主体“移情”于外物的结果，是创作主体将“我”之情感意绪投射于外在事物之中，通过各种内在机制的作用而创造出的独特艺术境界。其中的高层次之境恰恰体现为“无我之境”，呈现出凝神定思、物我同一的审美特征。至于王国维所言的“无我之境”，朱光潜则认为其审美本质乃在“有我”，因其“都是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都没有经过移情作用，所以其实都是‘有我之境’”。正由此，朱光潜主张以“同物之境”与“超物之境”而替代“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称名，以更有利于见出其内涵，更体现出内在的学理性，亦更见合理规范。朱光潜进一步对“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艺术特征与审美机制予以阐释与解说。其又云：“王先生以为‘有我之境’(其实是‘无我之境’，即‘同物之境’)比‘无我之境’(其实是‘有我之境’，即‘超物之境’)品格较低。但是没有说出理由来。如‘超物之境’所以高于‘同物之境’者，就由于‘超物之境’隐而深。‘同物之境’显而浅。在‘同物之境’中物我两忘，我设身于物而分享其生命，人情和物理相渗透而我不觉其渗透。在‘超物之境’中物我对峙，人情和物理猝然相遇，默然相契，骨子里它们虽是欣合，而表面上，却仍是两回事。在‘同物之境’中作者说出物理中所寓的人情，在‘超物之境’中，作者不言情而情自见。‘同物之境’有人巧，‘超物之境’见天机。”[17]朱光潜认为，王国维之所以较为低视“有我之境”亦即“同物之境”，乃在于他认为其在情感表现与意致呈现上相对显得浅显直白，更体现出“人化”的痕迹；而在“无我之境”亦即“超物之境”中，其情感表现与意致呈现则相对显得幽微深致，更显示出自然天成的特征。朱光潜所倡“同物之境”与“超物之境”之名，虽然仍然显得比较玄妙抽象，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还曲解了王国维所论之义，但其对王国维之论的阐释与补充意义还是甚为明显的，亦体现出对王国维理论概括的消解意义。
民国后期，沤庵对王国维所倡“境界”分类也予以辨说。他认为，王国维所谓“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分类，其实是不成立的。因为，“无我之境”在根本上是并不存在的，一切所谓的“无我之境”仍然为“有我之境”。其《沤庵词话》云：“静安于境界中，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谓‘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余谓词人于物境心境，化合为一，而自成词境，在此境中，处处着我，断无‘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借物境以写心境，因为‘有我之境’。至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此乃融心境于物境，初非‘以物观物’之谓。必有超脱之心境，斯得超脱之物境；此物境者，因为我心境之象征，而妙合于自然化境，安得遂谓之‘无我之境’!词人自有词心，以词人造词境，以词境写词心，固处处着我，初无‘无我之境’也。”[18]沤庵认为，借助外在景物以抒写创作主体内心情意，这当然是“有我之境”的显著特征；但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这样的诗句，其在创作机制上并非“以物观物”的结果，创作主体之心并非变化到与外在事物处于同一层面。其实际的创作机巧乃在于创作主体将自己的内心情意尽数融合与化入于外在景象之中，通过外在物象的自然呈现而透露创作者之性情、心境或人生旨趣等。很显然，这其实并不是“无我”，而是创作生成过程中主客体在更高层次上的妙合无垠，因此，其艺术泛化之境也必然为“最高境界”。沤庵之论，从对词作境界生成的分析探讨上，进一步破解了王国维“境界”说的构架体系，提示人们对文学意境类型作出更深入细致的观照思考。
梁启勋认为，王国维从创作主体是否界入及如何界入的角度，将词作境界划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两种类型，这一划分应该说是甚为简洁启人的。但实际上，这一划分又存在一定的问题，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其《曼殊室词话》云：“王静安先生之词话，分境界为二：曰有我之境，曰无我之境。以‘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为有我之境。以‘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为无我之境。其论断曰：‘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议论自是精警。然吾则以为，有我无我，有物无物，皆是主观。‘万物静观皆自得’，静观是主，自得是反主为客。物之自得不自得，孰能知之，我自得则见其自得矣。‘辛苦最怜天上月’，怜是主，辛苦是反主为客，月之辛苦不辛苦，孰能知之，我见其可怜斯可怜矣。如带雨春锄，夕阳牛背笛等，文学家认为美不胜言，乐不可支，但农夫与牧童之身心，为苦为乐，旁人那得知，彼固非专为供他人作诗料来也。是则所谓以物观物，犹是以我观物而已。读《琵琶记》(赏月)数折，最可以证明此意。”[19]梁启勋论断，从创作与欣赏主体而言，外在自然物象的“有我”、“无我”，它们都缘于主体情感向外物的投射。任何自然之物与社会事象在艺术表现中都是通过人们的主观感受而加以呈现的，外在自然之物与社会事象是否果真如此，与人们对其的感受并不一定是回事。文学创作与审美欣赏中所出现的情况往往是主体以自身实际而“建构”他者，反客为主，使外在事物染上各异的主观色彩。因此，从根本上说，“以物观物”的纯粹之境是不存在的，它只不过是“有我之境”中的一种独特类型罢了，其在对创作者“我”之显现上更体现出曲折性与微妙性。梁启勋这一对词境划分的论析，从另一个视点上进一步加深了对词境分类的认识，启发人们认识到王国维对词境的划分只不过具有相对的意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在本质上并不形成必然的分轾。它们相因相成，其在本质上还大多是“有我之境”，从一定意义上说，“无我之境”乃“有我之境”中一个独特的种类而已。
顾随从词境划分能否成立的角度，对王国维所倡“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加以辨说。他界断这一分类也是不能成立的，只是帮助人们切入认识诗词艺术表现具有相对的意义，而并不能作为划分艺术境界之类别的准绳。其《驼庵词话》云：“静安先生云：‘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此语余不赞成。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不能成立，不能自圆其说。若认为‘假名’尚无不可，若执为实则有大错。盖王先生总以为是心即物，是物即心，即心即物，即物即心，亦即非心非物，非物非心，心与物混合为一，非单一之物与心。余以为心是自我而非外在，自为有我之境，而无我之境如何能成立。盖必心转物始成诗，心转物则有我矣。”[20]顾随认为，王国维将“心”、“物”二元混为一体，即心即物，即物即心，将心与物的差异予以了消弭，完全从心物融合及其所呈现偏重的角度来加以类分，这是不太合理的。正确的概括应该是有“有我之境”而无“无我之境”，因为一切艺术境界的生成都需要创作主体将“心转物”，亦即将自我主观的情感意绪投射、注入于外物，通过外在物象的呈现而加以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无我”之境是不能成就的。顾随之论，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艺术境界划分的认识，启发人们对艺术境界构成及分类作出更为深入完善的思考。顾随进一步对王国维所提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予以阐说。其又云：“《人间词话》曰：‘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评点曰：‘有我者，以自己生活的经验注入于物，或借物以表现之。无我者，以我与大自然化合浑融也。非绝对的无我也。’”[21]顾随诠释“有我之境”是创作主体移情于外物，将“我”对自然大化、社会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感受体验通过外在物象加以表现出来，而“无我之境”则是创作主体与自然外物浑合无垠、融为一体，而并不是真正的没有主体之情感意绪融含于其中，只不过不易被一般人知觉罢了。顾随之论，将“无我之境”的理论内涵更为清晰地予以了阐明，其论说与梁启勋之论相通相切，进一步揭橥了两者的本质内涵及内在关系。
【注释】
[1]杨传庆：《词学书札萃编》，第261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
[2]杨传庆：《词学书札萃编》，第288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
[3]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第323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4]杨传庆：《词学书札萃编》，第390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
[5]张璋等：《历代词话续编》，第920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6]张璋等：《历代词话续编》，第920—921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7]杨传庆、和希林：《辑校民国词话三十种》，第286页，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
[8]杨传庆：《词学书札萃编》，第390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
[9]周锡山：《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第174—17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
[10]周锡山：《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第17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
[11]周锡山：《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第17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
[12]张璋等：《历代词话续编》，第921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13]周锡山：《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第176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
[14]周锡山：《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第176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
[15]杨传庆、和希林：《辑校民国词话三十种》，第289页，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
[16]周锡山：《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第20—21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
[17]周锡山：《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第12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
[18]杨传庆、和希林：《辑校民国词话三十种》，第288页，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
[19]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第300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20]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第32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21]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第323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