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体意义上对王国维“境界”说的反思
民国时期词学对王国维“境界”之论消解与辨析的第一个维面，是从本体意义上对王国维“境界”说予以反思。这一维面线索，主要体现在张尔田、顾随、胡适、唐圭璋、沤庵等人的论说之中。他们主要对王国维“境界”说能否成立、所论是否合理、其理论周延性如何等予以了具体的探讨。
民国中期，张尔田对王国维学术成就与为人行止甚为推崇。他论说世人在对王国维的推扬中实着力有偏，少论其思想渊源、学术体系与多方面建树成就等，而多谈《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年少时之作，他认为这是不得要领的。实际上，这几种著作，作者在后来都很少提及，并不引以为荣。其《与黄晦闻书》云：“比阅杂报，多有载静庵学行者，全失其真，令人欲呕。呜呼!亡友死不瞑目矣。……世之崇拜静庵者，不能窥见其学之大本大原，专喜推许其《人间词话》、《戏曲考》种种，而岂知皆静庵之所吐弃不屑道者乎!惟其于文事似不欲究心，然亦多独到之论。其于文也，主清真，不尚模仿，而尤恶有色泽而无本质者。又尝谓读古书当以美术眼光观之，方可一洗时人功利之弊。亦皆为名言。……呜呼!静庵之学，不特为三百年所无，即其人亦非晚近之人也。今静庵死矣，何处再得一静庵?”[1]张尔田认为，王国维对文艺美学之道的最大贡献乃在倡导清彻空灵之意境创造与真情实意之创作态度；反对模仿，强调出新；反对虚饰，强调张本；提倡以纯粹审美的眼光观照古今中外一切文艺作品，以纯粹审美之求消解文艺欣赏与批评中的趋近功利之念。他实际上开始努力建构现代文艺理论批评体系，其对文艺之道的贡献是整体意义上的、多方面的，更多地显示出思想观念与方法把握的意义，而并不仅仅体现在少数几部青年时期所撰文艺批评与文学史著作之上。因此，对王国维的推扬应从整体上加以标树，避免只见树木而忽却森林。其《与龙榆生论词书》又云：“以为欲挽末流之失，则莫若盛唱北宋，而佐之以南宋之辞藻，庶几此道可以复兴。晚近学子，稍知词者，辄喜称道《人间词话》，赤裸裸谈意境，而吐弃辞藻，如此则说白话足矣，又何用词为?既欲为词，则不能无辞藻。此在艺术，莫不皆然。词亦艺也，又何独不然?”[2]张尔田针对王国维“意境”之论加以辨说。他认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高标以“意境”为本，当世很多人受其影响，多高标意境创造而贬抑具体的用字造语之功。实际上，词作为独特的文学之体，是不可能不讲究语言艺术技巧的，语言是文学传达的工具，乃意境创造的载体，从根本上影响着意境的创造，丰盈着意境的呈现，是极见本体性的东西。语言与意境，均为文学审美表现之本，理应受到同样的重视。此论对王国维“意境”之论内涵不失为一个有力的补充与修正。
顾随较早针对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倡“词以境界为最上”之论予以阐说。其《驼庵词话》云：“《人间词话》开篇曰：‘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评点曰：‘境界之定义为何。静安先生亦尝言之。余意不如代以‘人生’二字，较为显著，亦且不空虚也。’”[3]顾随认为，从词作内涵表现而言，它是以人生意蕴为本的，因此，将“人生”界定为词作审美表现的本质所在，这便实化了其内涵，落准了艺术创造的着力之点。顾随所论虽然与王国维之论并不在同一个视点上言说，也不一定形成聚焦点，但应该说其论仍在某种程度上从词作内涵表现的角度对“境界”说还是予以了充实，也从一定意义上对“词以境界为最上”之论予以了补充。
胡适《致任访秋》对王国维所论“境界”之义提出质疑，认为其概括得“也不很清楚”。他归结在王国维那里，“境界只是真实的内容而已”，提出“我把意境’与‘情感’等并举，是要人明白‘意境’不是‘情感’等，而是作家对于某种情感或某种景物作怎样的观察，取怎样的态度，抓住了那一点，从那一种观点出发”[4]。实在地说，胡适这一解说也并未将“意境”的内涵及本质特征阐说清楚，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曲解了“意境”之义，浅化了对“意境”这一理论命题的理解。但其论仍然体现出对王国维“境界”说的反思消解之意，从一定方位上破解了王国维以“境界”为本的统系性，可引发人们不同方位的思考。
唐圭璋对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标举“词以境界为最上”之论也展开辨说。他认为，这一论说是不全面与不准确的，词的创造是离不开创作主体情性韵致的，并且，词境的构合与艺术生成亦须由主体内在的情感意绪融含于其中才得以成就。其《评〈人间词话〉》云：“海宁王静安氏，曾著《人间词话》，议论精到，夙为人所传诵。然其评诸家得失，亦间有未尽当者，因略论之。王氏论词，首标‘境界’二字。其第一则即曰：‘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予谓境界固为词中紧要之事，然不可舍情韵而专倡此二字。境界亦自人心中体会得来，不能截然独立。五代、北宋之所以独绝者，并不专在境界上。而只是一二名句，亦不足包括境界，且不足以尽全词之美妙。上乘作品，往往情境交融，一片浑成，不能强分，即如《花间集》及二主之词，吾人岂能割裂单句，以为独绝在是耶?”[5]唐圭璋进一步辨析五代北宋词之妙，也并不完全体现在艺术境界的创造之上，而很多为后人所传诵，其实往往是因了名句效应，乃词中一两处生花妙笔激活了整个词作，赋予了词作以独特的审美意味。唐圭璋极为强调词中“情”、“境”二体的交融，他从创作主客体相互结合的角度，进一步充实了“境界”说的内涵，将情感发生与艺术表现在意境生成中的作用凸显了出来。唐圭璋又对严羽“兴趣”说、王士禛“神韵”说与王国维“境界”说加以论评，界断他们“各执一说”，不能有效地融会贯通，均不为辩证圆融之论。其云：“严沧浪专言兴趣，王阮亭专言神韵，王氏专言境界，各执一说，未能会通。王氏自以境界为主，而严、王二氏又何尝不各以其兴趣、神韵为主?入主出奴，孰能定其是非?要之，专言兴趣、神韵，易流于空虚；专言境界，易流于质实，合之则醇美，离之则不免偏颇。”[6]唐圭璋认为，王国维所言“境界”说仍然过于质实，未能有效地阐说出词作艺术表现的非实体方面内涵及本质特征，仍然给人以美中不足之感。唐圭璋之论，虽然亦未必完全入理，但它是王国维“境界”说所提出以来少有的从正面切入辨说之声，体现出不迷信权威的学术精神与敢于对话的理论勇气，是难能可贵的。它对于全面地认识与把握词作“境界”说的本体地位及其与相关命题之关系纽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国后期，沤庵在王国维独标“境界”说及概括其本质特征乃在真实性呈现的基础上加以阐说。其《沤庵词话》云：“王静安论词，标举境界。所著《人间词话》，谓：‘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而境界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余谓此人触景生情，感物造端；亦复融情入景，比物连类；故外界之物境与其内在之心境，常化合为一。当其写物境也，往往以情感之渗入，而熔铸为主观之意境，非复客观之物境。当其写心境也，往往借景色之映托，而寄寓于外界之物境，非复纯粹之心境。是故能写‘真景物’者，无不有‘真性情’流露其间；能写‘真性情’者，亦无不有‘真景物’渲染于外。心物一境，内外无间，超乎迹象，而入乎自然化境。自然化境者，词中最高之境界。”[7]沤庵认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言纯粹之真情实性亦可创生“境界”之说，实际上是不太成立的。人们在感物触景中，其心境与外在物象往往是相互融合、不能分置的。外在之景致必然征显主体之情性，而主体之情性也必然在外在之景致中得到各样的体现，两方面是难以分开的。词的创作的最高境界，便是主体情性与外在物象的融合无垠，此乃高层次的艺术化境所在。沤庵之论，从文学创作发生及其因素构成角度对王国维的境界生成之论予以质疑与反思，进一步对境界创造之论予以辨说，将对词境创造中情景构合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亦是富于一定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