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主兴味第一
民初小说的主流作品是在报刊上发表的。1919年，吴绮缘在《最近十年来之小说观》中说：
十年来流行之小说，均所谓新小说也。……盖小说至清季，已成强弩之末，在人人心目中，几不屑有此二字。……及光复之际，报馆林立，而小说遂多由此传布，颇不以无关重要而轻之。每新闻纸一页中，几无不有小说列入也。于是人亦渐目为投机事业之一种。而杂志一物，遂应运诞生，其中材料，固十九以小说为主干也，风行亦渐盛。迨二次革命以还……为时不及一岁，而杂志之出版者，多至数十百种。……于是单本小说之言情爱者，亦乘此潮流，错综以出。[2]
这里指出，与民初报刊小说繁荣相对照的是，晚清“小说界革命”吆喝了不到十年，到清季已成了“强弩之末”。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即是，晚清小说界的主流是将小说看作是改变社会、改善人生，乃至政治斗争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工具，寄予它的期望太高，写作的目的太功利，从而使大量的慷慨激昂的政治小说与暴露黑暗的社会小说辞气浮露，寡味少趣。至辛亥革命，用枪炮轰毁了清室皇朝，更清楚地昭示了“新小说”在“革命”中究竟有多大能耐。小说革命了，清王朝也垮台了，但“群治腐败之病根”并未能真正铲除。于是人们不能不感慨：“呜呼!向之期望过高者，以为小说之力至伟，莫可伦比，乃其结果至于如此，宁不可悲也耶!”[3]这也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反思：小说的路究竟该怎么走下去?梁启超曾说，“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这种支配“人道”之力，是不是只见于“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梁启超不是也说小说有“乐而多趣”的特点吗?是不是有必要从“乐而多趣”方面另辟新境?本来，小说“支配人道”，可以面向“群治”的改革，也可以满足个人的需要；可以为政治服务，也可以娱乐人生。既然以前的路走得不畅，是否可以更弦易辙?正是在这历史的交叉路口，民初小说家们纷纷降下了小说为政治服务的大旗，强调了小说的娱乐消闲作用，提倡以兴味为主。1911年，有人就在总结历史的经验中感到，作小说必须“忌有意作关系文字”，因为过分注重社会效果，“偏重于有意求关系于世道人心”，则往往不佳[4]。1914年，中华书局创办了一种有影响的小说杂志《中华小说界》，其发刊词就明确提出，他们办刊的目的是“抱有三大主义，以贡献于社会”：一是“作个人之志气”，二是“祛社会之习染”，三是“救说部之流弊”。这三大主义是面向个人、社会与小说这三个角度的。假如说晚清的“小说界革命”是强调小说的“祛社会之习染”，求政治之进步的话，那么这时放在首位的则是强调了小说对“个人”的作用。而小说之所以能对个人有作用，是由于作者认识到小说“于教育中为特别队，于文学中为娱乐品”，能“促文明之增进，深性情之戟刺”，通过娱乐而振奋精神，高尚理想。这实际上将小说的方向从惟重社会作用拨向了注意个人娱乐。接着所出的《消闲钟》、《礼拜六》、《礼拜三》等，实际上是循着这一轨道，强调了小说的娱乐消闲作用，希望能“仗我片言，集来尺幅，博人一噱，化去千愁”[5]，去“沉闷而欲睡”的“庄重之词”，以求“活泼而娱情”[6]，能得到“一编在手，万虑都忘”的阅读快感[7]。南方的作家有这样的认识，北方的作家也认同这样的观点。如1914年11月16日北京的《群强报》上发表署名云衢的《小说谭》，也认为小说的特点在于“有趣味、有意致”。过一年，由包天笑主持的《小说大观》、《小说画报》出，都明确高举“一以兴味为主”的旗号[8]，标榜其作品都是“最有兴味之作”[9]。至此，可以说是中国的小说观完成了从晚清到民初，从关切社会群治到关注个人体验，重强调政治效果到注重艺术兴味的转型。
本来，中国小说有一个传统是讲究艺术兴味的。明人就多用娱乐性、消闲性来要求小说的，叶昼评《水浒》时曾提出“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烟水散人在《珍珠舶序》中也提倡小说当“俾观者娱目，闻者快心。”到1871年，蠡勺居士在为其所译的《昕夕闲谈》作序时，也强调小说“本以取快人之耳目”，“当以怡神悦魄为主”，“使人注目视之，倾耳听之，而不觉其津津甚有味，孳孳然而不厌也。”很清楚，强调小说有艺术趣味，使读者阅读后能获取审美快感，就是尊重小说的艺术生命。民初小说家就是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用强调艺术兴味来对晚清“小说界革命”进行一次救偏补弊。这显然是理论上的一种新的探索。
可是到五四前后，民初小说家所强调的“兴味”、“消闲”论遭到了一批激进的新文学家们的劈头盖脑的猛烈批判，认为这是“以文学为消遣品，以卑劣的思想与游戏态度来侮辱文艺，熏染青年头脑”[10]，他们宣称：“文学决不是个人的偶然兴到的游戏文章……以游戏文章视文学，不惟侮辱了文学，并且也侮辱了自己!”[11]
新文学家们随着当时整个时代潮流的激进，乘势而上，声势夺人，“旧派”小说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有的退缩了，有的躲避了，但也有的还是坚持了文学的“兴味”性，乃至消闲性，呼吁重视文学的“审美性质”。前文所引的吴绮缘的《最近十年来之小说观》在梳理了民初十年间的小说演变的情况后，预示以后小说的发展，还是要将小说的艺术性放在首位。他认为小说“大率借以适性怡神，冀取快于一时”，虽然作为“辅助教育品之一”，但其特质是“有审美性质，而属于文艺，非可加以轻视及狎而玩之者”，只有对小说有全面的认识，“则或为未来之小说界，放一线曙光，振敝起衰，不让欧美小说家专美于前矣”。其他如鹓雏的《说部摭谈》说：“中国近时小说滥觞于宋仁宗时之辞头，本以诙谐为主。”[12]寂寞徐生的《小说丛谈》也主张小说“怡情悦性，寓庄于谐”[13]。以刚的《小说杂谈》说：“凡是小说，看过之后，觉得趣味很浓，印象很深，这一定是篇好小说。如若看了之后，一些趣味也没有，觉得非常枯淡，印象是模糊不明，这篇文字，必不见佳。我常常用此法去判断小说的价值，是不差毫厘的。”[14]诸如此类，都是主张小说要有艺术的趣味性、审美性。与此相联系的消闲性、游戏性，虽与艺术的审美不能全等：一是就作品的社会作用而言，另一是就艺术的本质特性而言，但是文学的趣味性、审美性与消闲性、游戏性毕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新派文学家着力攻击“旧派”小说家沉溺于消闲时，“旧派”小说家们并不承认高倡消闲就是错误，因为他们认为小说的消闲性是建筑在艺术审美的基础上的。
农的《小说造意问题》就说：
小说之为物也，浅言之，可以助公余商闲之谈笑，作解愁解闷之良友。故小说之作，以有趣味为主，务能引起阅者兴致，使手不忍释，时而拍案叫绝，时而附掌发噱，此咸在立意新奇，隶事曲达，而又参以滑稽之笔也。[15]
不但如此，他们还将新派文学家所攻击的“消闲”性与新派文学家所倡导的“为人生”相联系起来。灵蛇在《星期》第16号中发表的《小说杂谈》中说：
“消遣”两字，是新文学家所绝对否认的。他说小说是人生艺术，极高尚的一种文学，旧小说把“消遣”两字做了商标，那才根本错咧。这几句呢，固然是合乎现在的潮流，可是试一细想，人家正事忙迫的时候，谁有功夫去看小说，当然是消遣的。原来小说是把人生真切的艺术，在闲空的时候，指导给人们的。
这种将文学的“消遣”性与为“人生”联系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看，应该说自有它合理的一面，揭示了新派文学家们认识上的片面性。但“旧派”小说论者的这种解释，本身也是有片面性的，因为人生毕竟不只是消遣，更何况在那样一个时代，这正如西谛所说的：“现在决不是大家‘消闲’的时候……要做的事正多呢。也应该振起精神，看看现在的人类，现在的中国了!”所以在他看来，当时提倡“消闲”，犹如“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16]。针对这样的分歧，“旧派”小说杂志《星期》上载文说：
作小说者须有三种眼光：一、艺术的，二、美术的，三、社会的。新文学家做小说，对于第二项不甚注意，所以不能引起读者的美感。旧小说一味胡缠，更等诸自郐以下。今日诸小说家，一二两项，都甚注重，惟第三者尚少研究。吾希望诸大小说家有以改革之也。[17]
这里所说的“三种眼光”，实则可以归结为两种：“艺术的”与“社会的”。“旧派”与“新派”论争的一个焦点，就在于此：一重艺术的眼光，一主社会的眼光。本来，在中国小说的传统中，在儒家经史观的笼罩下，一些人重视小说的兴味娱目，但另有更多的人是强调“劝善惩恶”的教化作用。这种在小说领域内的两种不同路数，差不多就是后来周作人所概括的“艺术派”与“人生派”或“言志派”与“载道派”的不同[18]。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新文学家们所倡导的“艺术为人生”，表面上看似乎“为人生”的范围很广，但究其实质，是与“小说界革命”，乃至与先前的“文以载道”论都是一脉相通的。他们所谓的“为人生”，就是为“群治”而不是为个体生命的人生，本质上是将文学视作为某一群体政治服务的工具。所以，尽管沈雁冰说“旧派”小说家们中了“文以载道”的“毒”[19]，但实际上他们自己可能中的这方面的“毒”(“文以载道”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毒”)更深一点。这从他们以后所走的道路来看，就越来越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当初激烈地批判“旧派”小说家的消闲论，在本质上就是以一种新的“载道”论来否定小说以趣味性、审美性来为人生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