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百姓饱经人祸天灾的苦难

1927年吴佩孚兵败入川，杨圻回归常熟，后至上海，穷困潦倒，靠鬻诗画谋生，真正接近了底层百姓的生活。因此能将笔触伸向底层，表现乱世中百姓的困苦。这类诗篇在《续编》中显得尤为突出。如《拉夫行》，针对长期内战，军队所过之处，强拉百姓为拉夫的现实，特写两老妇的老翁和稚子分别被抓去的凄惨场景，抒发对百姓在乱离中生离死别的悲惨遭遇的同情，让人联想到杜甫的“三吏”“三别”。汪荣宝批云：“民国以来，军阀构兵战斗无宁岁，海内骚然。读此可知战地百姓之苦，可与少陵《垂老》《无家》诸‘别’同看，无愧‘诗史’。此诗可与少陵《陈陶斜》诸作并传千古矣，不图今世乃有子美其人。”《耕烟谣》叙写西南、秦蜀各省官吏逼迫农民种烟得厚利，种麦者收入微薄，税无从出，则卖妻鬻子，流离逃亡。诗人感叹：“呜呼，有田无麦难求饱，万顷耕烟种瑶草!”1931年江南水灾，杨圻曾画梅助赈，其《辛未夏秋之交苦雨一月田禾尽没》诗，感叹曰：“天心今可测，下箸泪纵横。”此时乡居的诗人与百姓一同遭遇这场灾害，并用诗歌记录了百姓卖儿鬻女的惨烈绝境。《卖儿辞》二绝，其一曰：“米贵儿身贱，能充几日粮。临行教儿语，须学叫人娘。”五古长诗《罪人我良民》中曰：“杯酒价万钱，是用一夕娱。浓宵不肯曙，天街雪花粗。宁闻歌舞外，寒屋有欷歔。”揭露严峻的贫富对立，走投无路的百姓，揭竿为盗，官逼民反，说是“罪人”其实都是“我良民”。每一次自然灾害发生时，各级官吏都会乘机囤积居奇、盘剥欺压，天灾加上人祸，将百姓推向深渊。佚名批《罪人我良民》云：“作者忧深念乱，爱民如子，故亲切肯恳至，从肺腑中流出。二十年来未见诗人有此等己饥己溺之怀。作者写民间疾苦诗甚多，直与少陵诸乐府并足千古。”《西湖采莲曲》《哀流民》等作，都是揭露惨绝人寰的现实灾难。页眉有评曰：“作者忧深念乱，爱民如子，故亲切恳至，从肺腑中流出。二十年来未见诗人有此等己饥己溺之怀。作者写民间疾苦诗甚多，直与少陵诸乐府并足千古。”

杨圻《书工部集》曰：“哀歌答君国，异代不同时。宇宙何多难，风流我所师。”他的这些诗篇就是继承和发扬了杜甫、白居易的新乐府精神传统，将笔触伸向现实，抒写百姓的苦难哀号，这是传统“诗史”精神的再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汪荣宝和佚名的批语也多次指出杨圻秉承了杜甫诗歌精神。当然，杨圻思想存在严重的局限，他没有认识到百姓苦难的根源，更没有指出现实出路。在描绘现实苦难的同时，往往又回溯，追怀前清的“盛世”。如《拉夫行》中曰：“嗟此乱离民，昔为太平狗。眼中见开元，斑白守畎亩。由来安耕凿，帝力知何有。”《罪人我良民》中有曰：“在昔清朝时，安居有田庐。”其实在晚清时，他是官宦子弟，哪里体会得到当时百姓的困苦呢!便天真地以为那时是开元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