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时期第二次词风转变是常州词派及其理论自身的演变，其标志就是朱祖谋的主盟词坛以及梦窗热的形成。常州词派开始由关注社会转为更多的关注词艺，词学风气乃至词学观念在事实上发生变换。
关于此次词风转变目前学界并没有明确的断论，但关于朱祖谋以及梦窗热的现象已经为许多词学研究者所关注。较早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的是龙榆生，他于1941年在《同声月刊》上发表《晚近词风之转变》一文，对王鹏运、朱祖谋时期的词坛及其新的词学风气专门进行讨论。他首先认为王鹏运与朱祖谋是这一时期的开风气人物，所谓“晚近词坛之中心人物，世共推王半塘(鹏运)、朱彊村两先生，而风气之造成，则《薇省同声集》，实推首唱，而《庚子秋词》之作，影响亦深”，并明确将两人归为常州词派，以为“晚近词坛之悉为常州所笼罩也”。在分析当时词风形成的原因时，着重指出两点，一是大背景“逊清末叶，内忧外患，岌岌可危，士大夫于感愤之余，寄情声律，缠绵悱恻，自然骚辨之遗”。另一是小环境，“鼎革以还，遗民流寓于津沪间”。至于词坛新风气的具体表现，主要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恒借填词以抒其黍离、麦秀之感，词心之酝酿，突过前贤”。其二是“彊村先生益务恢弘声家之伟业，网罗善本，从事校刊唐、宋、金、元人词，以成《彊村丛书》”[8]，并在当时词坛形成一时风气。龙先生这段话表明他已经看到了晚清民初词风的变化，以为此种词风不仅与清词整体风貌有别，且与张惠言、周济时期的常州词派也不同。这段话比较客观地指出了晚清民初词风新特点，表现了龙先生的学术敏感性。但龙先生将王鹏运、朱祖谋共同视为这种新词风的代表人物，并将这一时段划得很长，从晚清一直到划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朱祖谋逝世，则并非很妥。
我们认为，王鹏运和朱祖谋尽管有密切联系，但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时期的不同词风。王鹏运可以视为传统常州词派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理论以及创作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常州词派的基本特点。龙榆生提到的《薇省同声集》和《庚子秋词》虽然与张惠言、周济时期的创作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主要是创作环境的差异。从词人对词的理解以及创作的主体风貌看，王鹏运与前期常州词派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得出词风转换的结论。
真正引领词坛风气转换的是朱祖谋。朱祖谋的词学活动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与王鹏运联系比较紧密，创作上也有相同之处，所谓“士大夫于感愤之余，寄情声律，缠绵悱恻，自然骚辨之遗”。另外他的校词经历，也起始于这一时期与王鹏运的合校梦窗词。但由于年辈和声望的关系，影响明显不如王鹏运。这时段的朱祖谋只是以王鹏运为首的词人群体中的一个，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与影响力。后段才是真正的“彊村时代”。1904年王鹏运去世，朱祖谋成了词坛的核心人物。从清朝灭亡直到1931年朱祖谋去世，他以遗老身份主持词坛，并以自己的词学活动影响了词风的变化。
这种变化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首先从创作上看，虽然有“借填词以抒其黍离、麦秀之感”的遗民心态，但这种心态随时间的推移也在渐渐淡化。词人的关注重点明显由词心转向词艺。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词已经退出主流文学样式的行列，更多地染上私人化色彩，其关注社会、干预社会的功能已经退化。作词在当时或是一种个体化的情感寄托方式，或是一种文人雅士的文化休闲方式，或是一种以文人雅集为形式的群体化鉴赏与交流活动，如当时的词社。虽然从作者角度看，仍然会用词的形式表达某种私人感情甚至社会情绪，其中比较明显的是遗老的黍离之悲和灵魂难以安顿的失落之感，但从社会普通读者的角度看，已经较少地通过词的阅读去感受时下的社会生活。因此就词的创作活动而言，其艺术因素渐趋加强而社会因素慢慢消减。随举一例，作为前清遗老的朱祖谋曾主持民国时期的舂音词社和沤社，但这两个词社的成员构成比较多元化，并没有太多的遗老色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南社成员也多次参加舂音词社和沤社的唱和活动，而南社在成立之初是明显有反清倾向的。可见词社的创作活动并没有太浓的政治色彩，大家的关注点主要是在词艺的切磋乃至唱和活动本身的风雅。朱祖谋在当时经常给后辈传授词艺，但没有刻意用遗老情绪去影响后人。反过来说，不少新一代词人和词学家，如龙榆生、夏承焘等，都曾向朱祖谋请教过词艺，但基本没有受到他遗老色彩的影响。显然，当时的风气已经与《庚子秋词》时期有了很大的变化。
其次从词学活动看，朱祖谋时期更重视词集的校勘和声律的研究，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梦窗热”的形成。关于晚清民初的“梦窗热”，已有学者作了十分详细的论述，不再赘言。我们感兴趣的是“梦窗热”出现的时间、背景和本质。考朱祖谋一生四校梦窗词，时间分别是1899年之前(与王鹏运合校)、1908年、1913年和1931年，后三次都是在他1906年“以病乞解职，卜居吴门”之后，其时朱祖谋的政治热情已经消退，主观上有远离政治中心的想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09年宣统“特诏征召”而“未赴”。作为词学活动上的反映就是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纯粹技术性的校勘活动中。除了校梦窗词以外，他还校了《东坡乐府》等几十种词集。据马兴荣先生所作《朱孝藏年谱》，朱祖谋除了1899年首校梦窗词和1900年校周密《草窗词》外，所校几十种词籍基本上都是在1906年之后，尤其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显然，他的校词既是一种整理与保存资料的词学活动，也是一种遗老的处世方式和生活行为。由于朱祖谋在词坛的地位，也由于其校词的心态和方式在当时具有一定代表性，他的行为在当时形成一时风气，如龙榆生所言，“一时词流，如郑大鹤(文焯)、况夔笙、张沚莼(上和)、曹君直(元忠)、吴伯宛(昌缓)诸君，咸集吴下，而新建夏吷庵(敬观)、钱塘张盂劬(尔田)，稍稍后起，亦各以倚声之学，互相切摩，或参究源流，或比勘声律，或致力于清真之探讨，或从事梦窗之宣扬，而大鹤之于清真，弘扬尤力，批校之本，至再至三，一时有‘清真教’之雅谑焉”[9]。当然，在这些声律探讨与校勘活动中，对梦窗词的校勘与研究是最为有名的。以至“梦窗由平行的诸家数中的一家，而迥然拔于诸家之上，吸引了校勘家、注释家、谱牒家和鉴赏家的特别注意，由此导引一时词学潮流”[10]。钱仲联先生在他的《清词三百首前言》里提出“彊村派”的概念，并以为“这派的中心领袖是朱祖谋，影响从清末直到民国二十年以至朱的身后”，其着眼点也在此。钱先生以为“朱氏门弟子众多，宣传标榜，其声势超过了‘常州派’”[11]。显然是将“彊村派”视为新的词学流派。关于此观点尚可进一步探讨，但至少可以说明此时的常州词派的确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此次词风转变的原因有多种，但最主要的一点是词派领袖人物与主要成员的社会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之前他们是社会的主要参与者，无论在身份的认同上，还是在情感的倾向上，都与统治集团一致。因此希望用词的形式有补于世，体现词人的社会责任与词的社会价值。他们强调词要涉世，强调比兴寄托，要求用词来表现社会生活和时代情绪，所谓“诗有史，词亦有史”[12]，无不体现这一点。但进入民国后，他们被排挤出主流社会，客观上成了边缘化群体，只能用局外人的眼光来打量世界，其心态也由外张转为内敛，由积极变为消极。就词学活动而言，除了用词的形式抒发遗民的情绪或其他私人化感情外，无法，也不愿用词的形式来参与社会政治，更不会强调用词来有补于世。事实上，这个“世”已经与他们不太相关了。于是他们对词的关注由其社会功能转向审美功能与资料价值，将更多的精力用到词籍的校勘与词艺的切磋上。从某种程度上说，整理词集与切磋词艺已经成了他们日常的消遣行为，或者说是一种避世的方式了。民国时期的梦窗热，其本质大抵如此。
由于常州词派的这种变化是在词派内部发生的，是隐性的，因此不大容易被人察觉，这就是较少有人注意到此次词风转换的主要原因。我们现在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此次词风变化的利弊得失，但就常州词派本身而言，则是一种理论上的自我否定：词派由否定浙派末流出发，最后又重新回到与浙派末流相近的方向，尽管两者在表现形式上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