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时期第一次词风转换是常州词派取代浙西词派，使词学创作重新回到质实、重功利的轨道上来。关于这次词风变化已经有无数词学家作了清晰而详尽的描述与阐释，无须在此赘言，但有三点一直为人忽视，权作补充。
其一、此次词风转换肇始于嘉道年间，但转换的主体部分发生在晚清时期。一般人认为，张惠言是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因此常州词派理所当然地形成于嘉庆时期。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张惠言的《词选序》固然是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础，但该序文在当时词坛的影响非常有限。有学者曾指出，张惠言在世时，常州词派并无影响，该派真正在词坛形成气候，要到周济时期。并以为，人们只是在常州词派全盛时溯源，才发现并“追尊”张惠言[1]，这一说法基本符合实际。可以这样认为，张惠言在世时，常州词派作为一个词学流派并未形成。常州词派真正形成，并在词坛取代浙西词派的主流地位，应是在道光后期。因为周济虽然出生于乾隆四十六年，但前半生主要是以豪士、侠客的面貌出现[2]。作为一个著名词学家，他主要的词学活动是在寓居金陵春水园以后。据魏源《荆溪周君保绪传》，周济“寓金陵之春水园。时道光八年也，年四十七”[3]。他最重要的两部词学著作《宋四家词选》和《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均成于道光十二年，此时已五十一岁。周济自称：“余少嗜此，中更三变，年逾五十，始识康庄。”[4]这一选一论，代表了周济比较成熟的词学思想，也集中体现了早期常州词派的主要理论。考虑到这两部词学论著从传播出去到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均需一段不短的时间。因此常州词派理论体系形成，并在主流词坛形成风气，至少是在道光十二年(1832)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以此推算，本时期第一次词风转换的完成，应当是在晚清时期。
其二：常州词派本质上是常州学派通经致用观点在词学领域里的一种延伸，是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具体表现。该派之所以能在晚清时期盛行，主要是词派核心理论与当时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与清词发展的内在需求相一致，而并非理论本身的先进性。从文艺学的角度看，常州词派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正是这种局限性，导致了晚清及民国词创作成就的相对低下。因此对于这次词风的转换，必须作全面、客观的评估。
学界在分析常州词派取代浙西派的原因时，比较通行的看法是清词自身演化的结果。这种观点的源头最早可追溯到张德瀛的“三变说”。张德瀛以为：“愚谓本朝词亦有三变：国初朱、陈角立，有曹实庵、成容若、顾粱汾、梁棠村、李秋锦诸人以羽翼之，尽祛有明积弊，此一变也。樊榭崛起，约情敛体，世称大宗，此二变也。茗柯开山采铜，创常州一派，又得恽子居、李申耆诸人以衍其绪，此三变也。”[5]至于这第三变的内在原因，普遍认为是匡救浙派末流的空疏。金应珪曾以“三蔽”概括常州词派产生前的词坛状况，即淫词、鄙词、游词，以为张惠言编《词选》，阐述词的政教功能，其目的就是匡救词坛积弊，指明作词的正确方向。我们认为，清词演化的自身规律，的确是常州词派在晚清盛行的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常州词派理论与晚清社会发展趋势的高度契合。
常州词派产生于清政府开始转衰时期，政治的巨大阴影直接投射在词派之上，因此词派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涉世与实用。词派的核心理论，如词史论、比兴寄托论等都是围绕词的政教作用而展开。一般而言，这种偏于实用功能的词派或其他文学流派，往往伴随某种社会思潮而产生，但能否风行则并非取决于自身。它们是社会政治间接的产物，因此其生命力与社会政治息息相关；一旦社会发展的轨迹发生变化，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消失，那么它们的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了。从这一角度讲，常州词派能否风行，主要取决于张惠言、周济以后的社会环境。常州词派的幸运在于它的产生、发展与社会演化的步调保持一致。张惠言死于嘉庆七年(1802)，周济死于道光十九年(1839)，这一时期是常州词派的孕育与形成期，也是清政府各种社会矛盾的积聚与显现期。道光十九年以后，清政府内外矛盾开始激化，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此后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两次集中爆发。可以这样说，从常州词派孕育的嘉道时期到中国传统词学现代化转型基本完成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动荡最激烈、变化最巨大的非常时期。常州词派伴随着中国历史一起走完这一段痛苦而又艰难的路程。时代是决定文学发展走向的基本要素，嘉道以后动荡的社会决定了这一时期的词学只能是一种担负社会责任的词学，一种重功利的词学。常州词派产生于社会欲变未变时期，其核心理论正为可能出现的世象而设计；而以后历史的演化又恰好印证这种设计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常州词派的理论完全契合了社会的发展趋势。这是常州词派能在近代中国迅猛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客观上讲，常州词派的产生的确扭转了当时不良的创作风气，使词的创作重新回到重视社会功能的轨道上来，满足了清词发展与社会政治的双重需求。从这一角度看，常州词派功不可没。但事物总有两面性，常州词派在纠正浙派之弊，给词坛带来一种清新词风的同时，也暴露了自身的弱点。由于常州词派是一个重功利的词派，过于强调词的政教功能，因此在创作过程中十分讲究寄托的手法，要求表达微言大义，这又在客观上弱化了词的抒情功能，与词的体裁特点相背。或许这就是常州词派在晚清，乃至民国初风行一时，却又无法在创作上取得较高成就的主要原因。从长远看，这种理论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词的审美功能，不利于词体本身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在肯定常州词派成功转换词学风气的同时，对其理论的局限性也要有清醒的认识。
其三，常州词派占据词坛主流地位以后，浙西词派并没有从词坛彻底消失，成为一个历史概念。相反，在整个晚清时期，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长期共存，并表现出相互交融的趋势。在理论倡导方面，常州词派作为新兴的词派，其影响力明显压倒浙西派，但在词的创作实践上，两派差不多势均力敌。
现在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都有一个认识误区，以为常州词派与浙西词派是一个简单的取代过程，随着常州词派的兴起，浙西词派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显然，这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我们认为，常浙两派在词学主张以及创作风貌上固然不同，甚至对立，但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对词体功能的理解上，对不同美学趣味的追求上。他们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更不是你死我活的生死之争，而是两种不同理论主张与创作风格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和互补性。常州词派产生之初，由于负有纠浙派末流之弊的责任，比较强调词的社会功能，因此常浙两派的联系与互补并不明显，更多的是一种竞争与取代。但随着常州词派自身弱点的逐渐暴露，词坛自动作了调整，以浙补常，两者更多的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晚清民初词坛对王沂孙、姜夔等词人的重新重视就是一个有力证据。当然，这种互补是以常州词派为主的，毕竟它是一种主流词学。
晚清词坛常浙两派共存与交融的现象主要表现在理论倡导与创作实际两个方面。就理论而言，孙麟趾、黄燮清、沈祥龙等人的词学观念都明显地表现出浙派的特征，即使是被认为是常派理论家谢章铤，其理论体系中也明显有一些浙派的因素，表现出融合常浙的倾向。至于不以派标榜，自成门户的刘熙载，更是融合常、浙两家的理论精髓，形成独特的“厚而清”词学观。而在创作实践中，浙派的影响尤其大。一般认为，嘉道以后最有成就的词人当数蒋春霖，而蒋春霖词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清丽、骚雅，颇具浙派之遗风。蒋春霖的好友、词论家杜文澜就以为“(蒋春霖)性好长短句，专主清空，摹神两宋”[6]。当然，也有人认为蒋春霖属于常派，主要理由是其词反映了当时的战乱，具有社会价值。我们认为鹿潭词清丽凄苦，是典型的浙派风格，至于内容反映现实，并非就是属于常派的理由，其他词派的词也可以表现现实，只不过常派更强调寄托的手法罢了。除了蒋春霖，周之琦的创作也取得较高成就。周之琦的词风总体上是境界幽美，凄婉多情，既重韵律之美，又强调意蕴，同样带有不少浙派的风格特征。目前对周之琦的词风仍有争议，有人以为偏常，有人以为偏浙，但从艺术风格看，无疑更近于浙。当然也有学者取比较折中的说法，以为“盖之琦之词托体甚高，曲折顿宕，意致深纯。浙西常州之外，居然一大家也”[7]。钱仲联先生在《清词三百首》中也持相似观点，认为周之琦非浙非常，自成一家。但不管怎么说，周之琦受浙派影响颇深是可以肯定的。可见，浙派在当时词坛依然具有强大的实际影响力。并没有退出词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