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小说评林》与女权观念

作为这一知识群体的“集体表象”，《评林》也是他们“集体良知”的反映。“集体良知”是“某一社会的普通成员所共有的一簇信仰与思想情感，它们构成了一个确定的具有自己生命的体系”，是“具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存在条件和发展模式”的“社会相似性的总体”^[6]。这样的总体或者说系统对其统摄的个体具有强制和约束作用，换言之，这一群体中的个体往往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信仰或思想观念，例如人权观念。晚清，随着启蒙运动的不断发展，“天赋人权”的思想不胫而走。作为中下层知识分子，《评林》同人最容易接受这种思想，并迅速融化到自己的生命血液之中。作为他们的“集体表象”，《评林》自然不会缺乏对小说中人权思想的评点。张冥飞认为，“人类之不平等始于贫富阶级，成于贵贱阶级，所以造成社会之罪恶者，即此种阶级为之厉也。贫富阶级，由于个人之勤俭与奢惰而发生者，非至世界大同之日，不能破除，然其罪恶比较的为轻微。至贫富阶级之由于贵贱阶级而发生者，是即吾国数千年来官僚政治之恶果，而做官思想之所以不能绝灭于人心也。夫至人人都有做官之思想，则宜乎?安分守己、自食其力之平民日见其少，而游索乞食钻营奔竞之游民日见其多”(第23页)。他们批判官僚思想，也认识到《水浒传》确为社会小说，“其抱持之社会主义完全为反对官僚政治之平民主义”(第18页)。但《评林》同人并不《水浒传》对抗官府的强盗思想，他们祈望社会太平，人民安定，希望人人自食其力，而非投机钻营。《评林》同人不是理论家，难以对小说中的人权因素全力发掘并大加阐发，他们主要是市民作家，女子是他们艺术表现的重要对象，因而，他们的文学批评自然关注女子，关注女权问题。

《评林》同人十分重视女权观念。何海鸣认为，“一部《红楼梦》无非痛陈夫妇制度之不良，故其书绝未提出一对美满夫妻，而所言者俱是婚姻苦事”(第97页)。张冥飞在评点小说《惨女界》时认为：“女界之黑暗，诚有如作者所言，而推究原因，弊在家庭者什之六七，弊在社会者什之三四，绝非女权不发达之故也”(第62页)。《惨女界》是一部提倡女权之作，由吕侠人编纂，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版，此后多次再版。其广告宣传说，该作“极写黑暗社会男子压制其妇，而黄逸以一女子，具大神力，为雪不平，使女界轩然吐气，能令读者鼓掌跃起，满浮大白杰作也”^[7]。提倡女权是清末民初的一股政治思潮与社会思潮，属于中下层知识群体的《评林》同人顺应这股时代潮流。其内在原因是，女子是他们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对象，女子婚恋是聚焦点，而女权对女子婚恋产生重要作用。张冥飞从谋生的角度来看女子独立问题，是切中肯綮的。“吾国社会之不良，在钤束女子不许有独立谋生之事。据表面以观之，女子受男子之供给，一似养尊处优，生活殊为安逸，岂知女子之在家庭中所尽之义务，最琐屑细微，亦最劳苦忙迫，而对于生男育女则又完全负责，用尽心力，尤其甚者，则妇女劳力以供男子之淫赌，然而，社会上则妇女从未占有正当职业之地位。故妇女之在今日社会中几成为伴食之废人。盖女子生活之能力，尽为男子所掩夺，而女子乃确为男子之奴隶矣”(第63页)。由于女子缺乏谋生能力，成年女子难以为家庭直接减轻经济负担，全家的重任集中于一家之长，于是各种罪恶滋生。“吾国家庭之所以腐败者，在无数之人依赖一人，而又加以无穷之责望，故为之者一，而食之者数人，以至数十人，而又皆不事其事。群居终日，则骄惰媚嫉之心生焉，而种种之罪恶成焉矣”(第63页)。张氏认为，《惨女界》一书所述女子之苦痛特千百之十一耳，有形之苦痛，笔墨达之；无形之苦痛，口不能言。黄逸以一少年女子，独身走天下，以提倡女权为帜志，其救世之苦心令人倾服。他还指出：“女权之说为尝不是，然专一提倡女权，而家庭如故，社会如故，乃何有正当女权可言。其言女权者，必至误会而发生贬损个人人格之事，此不可不慎者也。故欲言女权，非改革现在家庭之制与社会之习惯不可也。”(第64页)张冥飞对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处境的认识，对妇女人格受损的发现，是这一知识群体“集体良知”的体现，这一认识既符合他们的社会处境，有符合他们的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