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谓“行世”大致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付梓问世，一是流行于世，即畅销。在历史上，“行世”之说最早出现在明末市井小说家笔下，如凌蒙初在《拍案惊奇序》中曾说：“宋元旧种，亦被蒐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2]“以‘捷’(快速)来修饰‘行世’”，强调的就是其追求畅销的本质特点[3]。在民初“文学场”中，“行世”的关键是掌握文化资本与适应读者市场。当时掌握文化资本的主要是出版商和编辑者(各家报刊与出版机构的编辑)。前者主要从是否盈利的角度去选择要出版行世的作品，也就是包天笑所说的“生意眼”[4]。后者则一方面充当出版商的“守门人”[5]，帮助拣选那些可能适应市场、能够盈利的作品；另一方面自己又往往身兼撰稿者，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在顾及市场需求的同时，总有一定的审美追求。这样，编辑者实际上成为民初“文学场”上“市场法则”与“艺术法则”的双重立法者。以包天笑为首的民初主流小说家就多是这种“立法者”。“立法者”的身份意味着他们将引领一个时代的文学走向，其文学主张、实践也必将接受历史的检验。因此，他们虽然出于“卖文为生”的现实需要，可以主动地迎合市场，但固有的“江南文人”品性——残存的“精英意识”与对“纯文学”的自觉追求——又潜在地规定他们始终未能完全放弃作品“传世”与“觉世”的理想。
从先秦儒家“立言”不朽[6]、司马迁“藏之名山”[7]，到曹丕“不朽之盛事”[8]、韩愈“垂诸文而为后世法”[9]，再到《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10]、《镜花缘》“消磨了三十年层层心血”[11]，创作文学作品力求“传世”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文人身上一脉传承，绵延不绝。这种文学“传世”思想在近代“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场”中却受到了梁启超为代表的为文“觉世”思想的冲击。在梁启超看来，作“觉世之文”乃是当务之急，梁氏“报章体”、小说“新民说”乃是其为文“觉世”思想的具体实践。这种为文“觉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被民初主流小说家所接受，他们大多兼做报人，当然要写一些“时评”、“社论”等“觉世文”。但他们也看到了“新小说”失败的总根源——不以小说为目的而以之为手段，这种将小说当作政治、思想传声筒的做法已经倒了多数读者的胃口。作为“市场法则”起重大作用的民初“文学场”中的小说家，他们当然明白自己的小说要想“行世”，必须要注意迎合读者的口味，能否畅销，畅销的程度如何都直接影响着每一位小说家在这个“文学场”中的地位。于是，在清末“小说界革命”退潮后，衍生出一股专门迎合社会心理、写作“卑劣浮薄、纤佻媟荡之小说”[12]的潮流，他们秉持的是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只追求作品的“行世”。包天笑为代表的民初主流小说家们曾对这股潮流大加批评，他们希望通过加强小说的文学“兴味”性来重新形成文坛的新风尚。他们标榜以读者的阅读“兴味”为本位，刊载的都是“最有兴味之作”[13]、“凡枯燥无味及冗长拖沓者皆不采”[14]，使读者在沉浸其中的同时获得审美愉悦，并寓教于乐，在道德、教育、政治、科学等方面有所获益，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促“群治之进化”[15]。这种“兴味”小说观实际上是要求小说作品兼具“娱世”、“觉世”与“传世”的功能，乃是希图以“娱世”来打破“小说界革命”以来“传世”与“觉世”的一组矛盾，是在适应市场(“行世”)、进行“觉世”的同时，坚守艺术本位——追求“传世”。
民初主流小说家强调小说的“兴味”(文学审美性)就是医治“新小说”过于追求“觉世”而出现的乏“味”之病，这固然主要从争取读者市场上着眼，但也有“传世”的考虑。毕竟，他们是历史上那些创作过无数文学传世名作的“江南文人”的嫡系子孙，他们依然怀有创作“传世之文”的旧梦。这一点，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例证。包天笑晚年还念念不忘他那部未成完璧的《留芳记》，原因就在于他写这部小说“下了一番功夫”[16]。为了写好这部小说，他亲自到北京长时间采访梅兰芳等小说中人，积极搜求各方面资料，写成二十回后，先后向小说大师林纾、“新文学”领袖胡适等请教，可谓煞费苦心。他缘何要下如此一番功夫，目的不就是要写出一部传世名作吗?还有那位被时人称为视小说为“大说”的恽铁樵，他认为“小说对于社会有直接之关系，对于国家有间接之关系”[17]，因此当使小说成为永久之书，而非一点钟之书[18]。这里所谓“永久之书”不正是追求小说“传世”吗?正如姚鹓雏评价他的“矜严一字抵千金，独有名山万古心”[19]。民初小说大家李涵秋对以文学“传世”亦曾直言不讳，他说：“天化叠运，万事变迁，独风雅一道，所以摇荡性情，抒写物理，可以至千古而不灭。”[20]
同时，民初主流小说家重视小说寓教于乐的功能，宣称所作、所载的小说“有益于社会、有功于道德”[21]，可见，他们也未曾放弃以小说“觉世”的思想。不过，他们采用的是以“娱世”来“觉世”的方式罢了。所“觉”之内容较之前后也大不相同，他们以现代生活启蒙置换了清末“新小说家”与五四“新文学家”所进行的政治思想启蒙。这个置换不仅标志着民初小说向传统小说观念——街谈巷语、日常琐屑——的回归，实际上，也进一步真正巩固了小说文体在“文学场”诸文体中的中心地位。清末“新小说家”抬高小说地位的办法很显然主要是借助外力，通过夸大小说在域外文坛的地位，通过由俗入雅——“新民”、“救世”诸理论的提倡等等。然而，小说真正稳居文学中心宝座，无疑还要得到文体自身的确证，通过大量的创作实践来获得广大受众的认可，这个工作恰好主要是由民初主流小说家来完成的。不过，由于民初主流小说家的现代生活启蒙主要通过日常生活叙事施行，缺乏习惯意义上“启蒙”应有的宏大叙事，所以长期以来不曾引起论者注意，往往将其作为“通俗文学”应有之义对待。其实，他们的现代生活启蒙意识是一种普遍存在，不仅包天笑认为这样做可以促“群治之进化”；童爱楼也期盼“今日之供话柄、驱睡魔之《游戏杂志》，安知他日不进而益上，等诸《诗》、《书》、《易》、《礼》、《春秋》宏文之列也哉”[22]；瓶庵则希望通过小说这种教育中的特别队，鼓舞个人之志气，祛除社会之习染[23]。就连当时那些直接标榜“消闲”的杂志，也希望能做些生活启蒙的工作，如《〈消闲钟〉发刊词》中说：“作者志在劝惩，请自伊始；诸君心存游戏，盍从吾游”[24]；《〈眉语〉宣言》则说：“虽曰游戏文章、荒唐演述，然谲谏微讽，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亦未始无感化之功也。”[25]这些意在“觉世”的声明是不是“卖文”的幌子呢?从这些刊物登载的小说与民初主流小说家们的著译来看，显然不是。当时这批小说家虽多以“文化精英”自居，但由于他们不能也不愿跻身于统治阶层，很多人疏离政治的同时便自觉选择了进行现代生活启蒙，他们真诚地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给茫然的人群带去新知、快乐与警示，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旧过渡、光怪陆离的历史时段和都市生活。这种选择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民初主流小说家与众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