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稽诗话的世俗嘲讽
晚清随着“诗界革命”的倡导，20世纪第一个文学社团“南社”社员大量激昂慷慨的热血诗文现于报端。但辛亥革命胜而无果，曾经高涨过的社会政治热情迅速减退，文学表现出对政治的彻底失望和自行疏离。“娱乐消遣”的文学观迅速替代了“开启民智”的载道观[12]。文其实文学成为娱乐的工具，并非自民初始，但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地宣扬文学的娱乐性质，确实是20世纪初期文坛一大特色，而鸳鸯蝴蝶派作品的流传更是推波助澜，使娱乐性形成了一股潮流。民国时期大量的滑稽诗话就是这场娱乐性文学潮流中的产物，即使到抗战后期、抗战胜利后，报刊上仍连载着冯大光(主编)，蛰存《滑稽诗话》[13]，龙(辑)《解颐诗话》[14]。这些滑稽诗话一反正统诗话正襟危坐的严肃面孔和重要的诗史意义，在轻松愉快的笔调中表现出生活的情趣，在嬉笑怒骂之间实现其讽喻意义。
晚清之际以李伯元《庄谐诗话》为代表的滑稽诗话以诙谐有趣、嘲笑讽刺的笔触记录诗坛趣闻、嘲时讽世，尤其对变态的社会和变态的人生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嘲讽[15]。20世纪诸多滑稽幽默诗话延续了晚清滑稽诗话政治层面的关注，但更多的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到社会各个层面，这是与前代不一样的地方。例如蒋箸超在《蔽庐非诗话》：中说：“余著非诗话，有一极纯正之宗旨，不可不为阅者告者，则借诙谐以警世是也。本此宗旨，故搜罗极难，即以平生所作，亦多无理取闹，悉摈不录。仅择其尤关世道者录之。”[16]他还明确指出“以上十八章仅就不规则之社会言之”[17]。诗话中有讽抽大烟者、风流病者、狗仗人势者、为竞选丑态百露的议员等滑稽诗作，在幽默诙谐之间传达着对当前社会的关注隐忧。如录吴双热《嘲选举人》八绝、维衰十绝以嘲讽为选举而奔走钻营者。再如作者为其乡开口闭口言“呜呼”的诗派作诗云：“意谓改良是呜呼，呜呼惟我独呜呼，呜呼乡荐呜呼贡，及第呜呼落呜呼。”[18]既幽默风趣又针对时弊。范左青《古今滑稽诗话》选取的滑稽诗作既有趣味性，也有警世醒人的功用。例如昔人谓知县衙门种种人物有十二生肖之分，某君戏作十二诗称少爷属鼠、封翁属牛、小姐属兔、门告属虎、账房属龙、刑钱属蛇、姨太太属羊、官太太属马、本官属猴、书办属鸡、差役属狗、官亲属猪。可作“牛鬼蛇神，一时并现，可作一旧时代官场之现形记读”[19]。如《本官属猴》：“坐衙啊喝性方严，参儿夫人便杀威。移步随行顷刻换，真堪绝倒沐猴冠”等十二首滑稽诗作借生肖动物本性之特征对所述其人极尽讽喻之本领。闻见《游戏诗话》有借滑稽之诗对丑恶社会现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如“蜀中狂生”条云：“蜀中有自号狂生者，暇中戏拟唐人诗为数不少。兹录数章于此，借以见数年中四川之现象。其仿王维《鹿柴》云：‘通身不像人，吹的牛皮响。转瞬入公门，俨作公庭上。’仿裴迪《送崔九》云：‘得委征收局，须尽包袱美。莫怕控告人，闹到上官里。’”[20]令人发笑的诗作在幽默讽刺的笔触中寄托着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深失望和不满。岩岩在《还自笑庐滑稽诗话》中指出自己喜好滑稽诗，在于滑稽诗不但可以娱人心目，也是诗家之别调，即诗歌具有讽喻暗指性。如讽刺唯唯诺诺之外交官、长相怪异欠债不还同里某孝廉等。韦父《嘻嘻哈哈室诗话》录其友竹枝词：“十条议案九条捐，不爱声名只爱钱。土木瓦泥齐列举，浴茶柴草更居先。二成好处甘尝粪。(因公所议有粪捐，以捐之八成入公，二层则各人分肥。)一半沾光在禁烟，更有两般堪发噱，教他僧道泪涟涟。”[21]以讽某乡自治公所为搜刮民财制定的种种征税制度，具有很强的现实针砭性。胡延龄《滑稽诗话》中某人竹枝词：“监学皤皤大度容，斋夫提着小灯笼。检鞋掀帐人无有，十室居然九室空。”[22]嘲讽宁属师范学校世风日下的读书风气。噱谈《游戏诗话》[23]讽刺科举考试中意见不合之考官、嗜好鸦片败家子，讽刺“钻得教员局面撑，维新样子使人惊。与谈典籍浑迷窍，谬袭皮毛讲卫生。薪俸年年数十串，操场处处二三声。怕他视学来挑剔，私到城中结感情”之表面上趋同维新，实则虚张声势、不学无术、善于苟营私利的村学究者。召愚《滑稽诗话》[24]录穉偕居士讽喻表演戏中丑态毕露之瑞昌男女。喋喋江湖汉者《滑稽诗话》以辑录俗世生活中可笑之人之事为主，但也通过《嘲教书先生》、《嘲医生》以揭示世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之罪恶现状。录仲复颇解颐诗作：“几辈时髦新少年，金丝眼镜雪茄烟。谁知好个绣花枕，笑煞旁边一丐仙。七尺昂藏意态狂，可见风貌乞儿装。阮郎岂效穷途哭，为痛斯文吾道亡。文章空有生花笔，节气常流一竹竿。可惜街头势利狗，见人只咬破衣衫。”[25]以嘲讽表面上趋新但不学无术之少年。孙惧斋和俞稷卿之《戒洋烟》“原非有意吃洋烟，朋友同淘不出钱。那晓瘾头真个上，翻云穷富听凭天。”“买土烧烟当正经，朝朝暮暮不会停。床中宛像灵台样，常点洋灯一盏靑”[26]等，幽默诙谐又有惩戒之意。范海容《滑稽诗话》录某女士滑稽诗以嘲笑好修饰之男人，吾夏伯《滑稽诗话》嘲讽学问不够却严厉指斥学生的教师及题首句以俗语缀成的滑稽诗。以上滑稽诗话在滑稽之笔中流露出严肃的社会思考，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这正如李德强说：“滑稽诗话背后的这种严肃人文思考，正是传统诗学‘刺政’传统在近代社会文明的延续，它带来的不仅是戏谑和玩世的放诞不羁，其中更重要的是作者深沉的反思。”[27]因此民国诸多滑稽诗话在幽默曲笔的书写中嘲笑社会上各色病态人生和丑陋现象，是讽世诗话，有着很强的入世精神。
民国时期诸多滑稽诗话或纯粹为娱乐、游戏、消遣，或在轻松谐趣之间传达着警世的讽喻目的，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学以消遣愉悦为主要功能、以劝诫为目的创作观念，是中国现代俗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被文坛戏称为“鸳鸯蝴蝶派”的作家最初多为南社革命家，可以说对政治的失望，使得他们逃离了“开启民智”的桎梏，转向对现代平民日常生活的关注。而民国时期滑稽诗话作家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对民众特别是市民的日常生存现状，是否恰恰也反映了滑稽诗话作家在新旧交替时期别样的人文关怀?而这种转变终究改变了历代诗话对正统“雅文学”一贯的关注，实现了诗话雅俗一体的现代性。因此尽管民国时期滑稽诗话多刊登在报刊杂志，篇幅极其短小，但它的出现却仍有不可忽略的历史意义，这正如有学者说滑稽诗话的产生“不仅丰富了诗话的内容，也对诗学艺术和文风的转变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