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综上所述，梁启超曾在三个时间段三次提出过“诗界革命”：即1899年的《游记》、1902—1907的《诗话》和1920年的《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在前两次时，面临的问题主要的在于内容之变，第三次则主要是形式上的调整。其中，在前两时段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游记》中的“三长”变为《诗话》中的“二长”(新意境、古风格)，并非意味着“新语句”被剔除，而是“新语句”与“新意境”的融合，是而用“二长”更为简洁地表达“诗界革命”的要求。二、在前两时段又具体地经历了新学诗、新派诗、“诗界革命”(《游记》)、“诗界潮音集”(《新民丛报》)、“新体诗”(《新小说》“杂歌谣”)等数次变化，在此之中，梁启超始终坚持不变的“古风格”，这一则可能是梁启超坚信“古风格”(广义的诗)完全可以容纳新境界，二则可能是出于梁启超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情结，可视为他坚守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个主要表现，是不能简单地被否定的。在第三时段，梁启超通过考察当时新诗的状况后，重新审视传统诗歌与新诗的优劣，从而主张去除新、旧诗的弊端，并期待着“诗界大革命”的到来。
在现今倡导传统诗词现代化的进程中，回首新旧诗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创作现况，梁启超“诗界革命”的主张及他对诗的不少见解极有必要进行重新评估，以为旧体诗词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甚至对时下新旧诗歌出路的探索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原载《中国文学研究》第27辑，本次收入论文集时略作修改)
【注释】
[1]按：全文为《夏威夷游记》中“1899年12月25日”所记日记，收录于《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附录二》，全文过长，为行文简省，兹不赘录。
[2]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附录二》，《饮冰室合集》(7)，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下同)，第189页。
[3]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附录二》，《饮冰室合集》(7)，第191页。
[4]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饮冰室合集》(5)，第79页。
[5]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饮冰室合集》(5)，第78页。
[6]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饮冰室专集之七十四》，《饮冰室合集》(10)，第115页。
[7]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饮冰室合集》(5)，第79页。
[8]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附录二》，《饮冰室合集》(7)，第189页。
[9]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饮冰室合集》(5)，第41页。
[10]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饮冰室合集》(5)，第2页。
[11]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饮冰室合集》(5)，第87页。
[12]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饮冰室合集》(5)，第1页。
[13]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饮冰室合集》(5)，第70页。
[14]汪龙麟：《从“新学之诗”到“新派诗”——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48—51页。
[15]陈建华：《晚清“诗界革命”盛衰史实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74—80页。按：后黄雪敏《“诗界革命”与二十世纪革命诗歌起源》一文中亦因袭陈文的观点。
[16]汪龙麟：《从“新学之诗”到“新派诗”——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48—51页。
[17]黄雪敏：《“诗界革命”与二十世纪革命诗歌起源》，《安徽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41—44页。
[18]陈建华：《晚清“诗界革命”盛衰史实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74—80页。
[19]谢应光：《黄遵宪、梁启超诗歌理论批评及其他》，《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23—28页。
[20]王兆阳：《论梁启超诗歌创作观念的更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123—126页。
[21]周颂喜：《论“诗界革命”理论的意义》，《求索》1988年第5期，第97—101页。
[22]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附录二》，《饮冰室合集》(7)，第189页。
[23]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附录二》，《饮冰室合集》(7)，第189页。
[24]舒芜：《〈饮冰室诗话〉校点后记》，《饮冰室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页。按：《后记》写成于1962年，附《诗话》之后。
[25]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饮冰室合集》(5)，第40页。
[26]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附录二》，《饮冰室合集》(7)，第189页。
[27]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附录二》，《饮冰室合集》(7)，第190页。
[28]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饮冰室文集之四十四》，《饮冰室合集》(5)，第20页。
[29]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附录二》，《饮冰室合集》(7)，第189页。
[30]按：如陈建华：《晚清“诗界革命”盛衰史实考》、汪龙麟：《从“新学之诗”到“新派诗”——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白杰、向天渊：《思想启蒙下的诗体演进：重审“诗界革命”》、包礼祥：《“诗界革命”理论之变异及其原因》、周晓平：《理想与目标的契合——黄遵宪与“诗界革命”》等文。
[31]李开军：《“诗界革命”创作中的“新名词”及其对古典诗歌创作的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第18—20页。
[32]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附录二》，《饮冰室合集》(7)，第190页。
[33]按：《新民丛报》2、3期为“棒喝集”，5期为“东瀛
轩集”，其他1、6、7、8、10、13、16、17、20、22、23、25、27、30、31、32、33、34、35、36、37、46—48、52、54期皆为“诗界潮音集”。
[34]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全集》(第一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下同)，第126页。按：此文的具体时间不明，但据《全集》的编者说明，大致时间断为1905—1909年间。而此文后面又说“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十年以前”一句，恰与1895年左右夏、谭等“新学诗”时间大致相符，亦与《夏威夷游记》中所言为当时的新语句多是物质上粗疏者可印证。“数年以来”语，又可作梁启超所言今后竭力输入欧洲思想的行为相佐证，故此文可能作于1905年左右。
[35]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全集》(第一卷)，第127页。
[36]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全集》(第一卷)，第126页。
[37]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全集》(第一卷)，第127页。
[38]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92页。
[39]徐连云：《梁启超“诗界革命”内涵新探》，《文艺争鸣》2011年第11期，第88—93页。
[40]姜桂华：《梁启超“诗界革命”论新解》，《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27—29页。
[41]按：郭延礼：《“诗界革命”的起点、发展及其评价》、柯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预演”——“诗界革命”与黄遵宪之本心》、赵萍：《诗界革命》、王元中：《诗界革命与五四新诗运动》等文章大多表达了这一意思。类似的看法如认为诗界革命为新诗运动的发生提供了借鉴和准备等，如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朱自清：《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等著作中的观点。
[42]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饮冰室合集》(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下同)，第41页。
[43]按：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朱自清，认为起于1895年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等人的“新学诗”(《中国诗的出路》)，后郭延礼在《“诗界革命”的起点、发展及其评价》一文中亦支持这一看法。二是胡适，认为黄遵宪在1868年《杂感》“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一语“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不过黄遵宪等人的“新派诗”作为整体概念则是以黄遵宪1897年《酬曾重伯编修》为准(郭延礼《“诗界革命”的起点、发展及其评价》)。三是陈建华，认为当以1899年梁启超正式提倡“诗界革命”的主张为准(《晚清“诗界革命”发生时间及其提倡者考辨》)，又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一书中也是持这一观点。不过胡适又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把夏曾佑、谭嗣同等人在1896、1897年左右所作的“新诗”视为诗界革命，其后响应这一观点的人亦颇众(参看陈建华《晚清“诗界革命”发生时间及其提倡者考辨》一文)
[44]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附录二》，《饮冰室合集》(7)，第191页。
[45]按：梁启超曾在三个时间段三次提出过“诗界革命”，即1899年《夏威夷游记》中，1903—1907年的《饮冰室诗话》中，1920年的《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中。在前二阶段的“诗界革命”中，梁启超是极为厌恶旧诗内容之旧；至第三阶段时，则将旧诗分为消极理想类的“叹老嗟卑和无聊的应酬交际之作”与积极地描写“天然之美和社会实相”两派之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旧诗内容上亦有积极的一面。这可能是在前二阶段时面对的是内容上的改变，而第三阶段则是面对新文化运动后诗体体裁上的改变。
[46]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饮冰室合集》(5)，第41页。
[47]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饮冰室合集》(5)，第71—72页。
[48]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饮冰室合集》(5)，第48页。
[49]梁启超：《小说丛话》，《新小说》第7号，光绪二十九年(1903)，第171页。
[50]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饮冰室合集》(5)，第71页。
[51]黄遵宪：《壬寅八月二十二日与梁任公书》，转引自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人境庐诗草笺注》(钱仲联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1245—1246页。
[52]黄遵宪：《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钱仲联笺注)，第3页。
[53]黄遵宪：《与梁任公书》，转引自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人境庐诗草笺注》(钱仲联笺注)，第1213页。
[54]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饮冰室合集》(5)，第2页。
[55]李开军：《“诗界革命”创作中的“新名词”及其对古典诗歌创作的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第18—20页。
[56]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附录二》，《饮冰室合集》(7)，第190页。按：此文在认为新旧不协时，曾两次用金星动物为喻，除此条外，在文前亦曰若不是以古风格入之，则是“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伟则瑰伟矣，其如不类何”。
[57]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饮冰室合集》(5)，第74页。
[58]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饮冰室合集》(5)，第3页。
[59]梁启超：《小说丛话》，《新小说》第7号，光绪二十九年(1903)，第170—171页。
[60]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饮冰室合集》(5)，第71页。
[61]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饮冰室合集》(5)，第3页。
[62]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饮冰室合集》(5)，第3页。
[63]按：魏晋时已对诗文的文体有所区别，认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文心雕龙》已明确地分为《辨骚》、《明诗》、《乐府》、《诠赋》等篇章，细论各种文体之间的区别，后世则分化更为严格。
[64]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35年本，2003年版(下同)，第34页。按：1917年1月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关于“八事”提法是：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65]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44页。“三大主义”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66]胡适：《答钱玄同》，《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87页。
[67]胡适：《答钱玄同》，《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85—86页。
[68]钱玄同：《答胡适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88—89页。
[69]钱玄同：《〈尝试集〉序》，《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09页。
[70]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95页。
[71]康白情：《新诗底我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324页。
[72]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359页。
[73]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饮冰室合集》(5)，第74页。
[74]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饮冰室合集》(5)，第75页。
[75]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饮冰室合集》(5)，第77页。
[76]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饮冰室合集》(5)，第75页。
[77]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饮冰室合集》(5)，第74—75页。
[78]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第78页。
[79]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