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国维所言“隔”与“不隔”之分的论说
民国时期词学对王国维“境界”之论消解与辨析的第二个维面，是对王国维所言“隔”与“不隔”艺术表现之分的论说。这一维面线索，主要体现在胡适、浦江清、朱光潜、唐圭璋、吴征铸、沤庵等人的论说中。他们将对词境艺术表现的论题予以了切实的探讨，将对词作审美境界呈现的认识进一步引向了细致深入。
民国中期，胡适较早对王国维所言“隔”与“不隔”艺术表现之分予以论说。其《致任访秋》云：“静庵先生说的‘隔与不隔’，其实也说不清楚。我平常说‘意境’，只是‘深入而浅出’五个字。观察要深刻，见解要深刻，而表现要浅近明白。凡静庵先生所谓‘隔’，只是不能浅出而已。”[8]胡适以“深入而浅出”来解说“隔”与“不隔”之境的本质内涵，他认为“隔”其实就是不能“浅出”，反之，“不隔”即为“浅出”而已，是在“深入”基础上的“浅出”。这当然大致可谓抓住了词之审美境界呈现的特点所在，是富于启发性的。但同样地，胡适对王国维所言“隔”与“不隔”之分的解释，也体现出不够准确与不全面的特征。在王国维心中，“隔”与“不隔”应该还有真切与否、是否如在目前之义的。胡适对王国维词学理论批评命题的解说还显示出不太到位的特点。
浦江清将王国维所言“隔”与“不隔”之说与其“两种形式”之论加以联系。他论断，“隔不隔”之说乃从文艺形式诉诸于人的心智诸能力的基础上引伸而出的。其以縠永之名所发表《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云：“明先生第一形式第二形式之论，则可以言先生隔不隔之说矣。余谓先生隔不隔之说，亦出于其美学上之根据。何以言之?曰自然之景物，其优美者如碧水朱花，宏壮者如疾风暴雨，其接于吾人之审美力也，直接用第一形式，故觉其真切而不隔。一切艺术，以必须用第二形式而间接诉诸吾人审美力故，故其第二形式若与第一形式完全一致和谐，则吾人恍若不知其前者之存在，而亦觉其意境之真切而不隔。反是，二种形式不能完全和谐一致，则生障蔽。而吾人蔽于其第二形式，因不能见有第一形式，或仅能见少分之第一形式，皆是隔也。”[9]浦江清认为，所谓“不隔”，即为真切之境，其意象运用与语言表现鲜明生动、具体实在，直接诉诸人的审美感受力；而所谓“隔”，则为晦涩或浮泛之境，是文艺作品所运用意象或所用话语和人的知觉感受力存在更多的距离，更需要借助人的其他心理因素如记忆、表象、想象、理解等充分参与其中。浦江清进一步认为，“隔”与“不隔”之说的本质关键在艺术表现之真实与否，“真”即能“不隔”，反之，“不真”即为“隔”。作者对现实生活感受体验的真实与否和创作态度的真诚与否，是作品“隔”与“不隔”显现的根本所在。其云：“且隔不隔之说，与真不真之说，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未有真而隔，亦未有不真而能不隔者。故先生隔不隔之说，是形式之论，意境之论。而真不真之说，则根本之论也。文学之真者，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如在目前，未有或隔者。凡诗词砌垒则隔，故梦窗之词最隔。强棣事则隔，故山谷之诗视东坡稍隔。古诗名篇少用典，故不隔。诗品所谓‘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者是也。凡标举兴会不屑屑词藻，则不隔。”[10]浦江清概括造成“隔”之意境表现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一味堆砌辞藻，有碍兴会直入之意；二是盲目寓事用典，炫弄与显摆所谓的一点知识学养，前者如吴文英之词，后者如黄庭坚之诗，它们都典型地体现出“隔”的审美特征，都是少见兴会之意的。浦江清从创作主客体因素及功能与艺术表现的联系角度，对文学意境呈现的审美特征作出了较为合理的阐说，是甚富于启发意义的。
朱光潜从文学创作所用意象与所表现情趣的关系角度，也对“隔”与“不隔”的本质内涵及特征予以解说。其《关于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云：“依我看来，隔与不隔的分别就从情趣和意象的关系中见出。诗和一切其他艺术一样，须寓新颖的情趣于具体的意象。情趣与意象恰相熨帖，使人见到意象便感到情趣。便是不隔。意象含糊或空洞，情趣浅薄，不能在读者心中产生明了深刻的印象便是隔。比如‘谢家池上’是用‘池塘生春草’的典，‘江淹浦畔’用《别赋》‘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的典。谢诗江赋原来都不隔，何以入欧词便隔呢?因为‘池塘生春草’和‘春草碧色’数句都是很具体的意象，都很新颖的情趣。欧词因春草的联想而把它们拉来硬凑成典故，‘谢家池上，江淹浦畔’，意象既不明了，情趣又不真切。”[11]朱光潜认为，凡所运用意象与所表现情趣相适相切的，便可归入“不隔”之列；而所运用意象与所表现情趣不能和谐一致的，则便归入“隔”之列。由此，朱光潜评说欧阳修词句“谢家池上，江淹浦畔”，认为其意象运用不够明朗，情趣表现不够真切，确乎体现出晦涩浮泛的艺术特征，是一般人所不易把握的。朱光潜对“隔”与“不隔”之本质内涵予以了更具理论性的阐释，其论说更体现出启发意义。
唐圭璋对王国维所言“隔”与“不隔”艺术境界之论亦予以细致的辨说。他破解王国维所崇尚与提倡的词作艺术表现以直致浅切之境为贵的主张，认为以作为艺术表现之法的“赋”、“比”、“兴”三者自古以来便同时存在这一事实为依据而言，其相互间实际上是未有层次高低之别的，如果一味地以“赋”这一“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之法作为艺术表现的极致，则有违几千年来我国文学创作与审美表现的传统，是与文学发展及批评历史不相符合的。其《评〈人间词话〉》云：“王氏既倡境界之说，而对于描写景物，又有隔与不隔之说，此亦非公论。推王氏之意，在专尚赋体，而以白描为主，故举‘池塘生春草，采菊东篱下’为不隔之列。夫诗原有赋、比、兴三体，赋体白描，固是一法，然不能谓除此一法外，即无他法。比、兴从来亦是一法，用来言近旨远，有含蓄，有寄托，香草美人，寄慨遥深，固不能谓之隔也。东坡之《卜算子》咏鸿、放翁之《卜算子》咏梅、碧山之《齐天乐》咏蝉，咏物即以喻人，语语双关，何能以隔讥之?若尽以浅露直率为不隔，则亦何贵有此不隔?后主天才卓越，吐属自然，纯用白描，后人难以企及；吾人若不从凝练入手，漫思效颦，其不流为浅露直率者几希!”[12]唐圭璋界定运用“赋”与白描之法应从凝重简练入手，如此，才不至于流为浅露直率、一览无余而导致词作缺乏应有的艺术魅力。唐圭璋对王国维在词境创造中所寓含艺术表现手法高低之分予以了破解，其论对传统词境之分与层次界划有着甚为重要的意义，将对词境呈现的论说推上了一个新的平台。
民国后期，吴征铸持同王国维以自然美妙之语为“可爱”之论，但他同时对寓事用典与人工锻炼的所谓“隔”的存在合理性也作出肯定。其《评〈人间词话〉》云：“是静安先生以目前语浑成语为不隔，凡用典用事或加以人工修琢者，皆隔也。(尚有多条皆本此立论，不具引。)夫自然美妙之语，孰不知其可爱?然而不能废用典用事者。推原其故，则有谋篇一道存焉。文章天成，妙手偶得。偶得者不能常得也。欣赏自然，忽有灵感，援笔铺笺以赴之。或有自然美妙之语出，一二语三四语无定也。然而文学一事，舍内容外，当有形式。一二断句，不能成篇。于是不得不以人事足成之。‘池塘生春草’诚可谓天籁矣。其对句‘园柳变鸣禽’，一变字不知经几许推敲而后定也。……”[13]吴征铸论断，文学创造并不仅仅是由一些“自然美妙之语”散落其中的，它们需要连缀之功，需要将那些“目前语”或“浑成语”以巧妙适当的形式串合起来，以形成完整而富于艺术意味的篇什，因而，一定意义上的人工之巧，在文学创造中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十分必须的。自然天成与人工锻炼之语往往互为对应、互有补充之功，可产生出独特的艺术效果。吴征铸又针对称扬“不隔”而贬抑“隔”之艺术表现的观点加以论说。他论断“隔”与“不隔”之艺术境界呈现实际上是具有互补作用的。如果一个人作词全以追求“美妙”为贵，而完全摒弃一切人工的痕迹，这在事实上不仅是不可能的，亦是不真正了解创作甘苦之言。其云：“古诗句数多寡不定，通篇自然浑成者，十九首以下，尚不易多见。况词之句数声调，均有一定之格律乎。故知一人一词。不隔语与隔语相杂者不得已也。今日论词而曰自然美妙之句为前人说完，故庸儒之说，若曰作词必完全求美妙，一切人工可废，则亦为不知甘苦之言，皆不足信也。自然与人工，隔与不隔，在一篇中配搭得宜，实有相得益彰之妙。”[14]吴征铸从文学作品话语组合的角度，大力倡导自然与人工之语各有存在的合理性，各有其艺术表现的内在价值与优势所在，两者间是相得益彰的。吴征铸之论对王国维等人高张“不隔”之境而相对低视“隔”之艺术表现予以了切实的辨析，体现出对王国维所论的修正与消解意义。
沤庵将对词之意境表现的探讨与创作主客体交融的命题进一步联系起来，从情景交融的内在量度上来观照词境的生成及审美呈现。其《沤庵词话》云：“静安辩词境，又有‘隔’、‘不隔’之别。谓：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按此系《扬州慢》中之句)，‘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上’，则隔矣!……白石‘酒袚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余谓凡词之融化物境、心境以写出之者，皆为‘不隔’；了无境界，仅搬弄字面以取巧者为‘隔’；‘隔’无‘不隔’之分野，惟在此耳。”‘谢家池上，江淹浦上’‘酒袚清愁，花消英气’，此数句皆仅在字面上搬弄取巧，谓之‘隔’也，宜矣!至若白石《扬州慢》下半阕，乃感怀杜牧而作。杜牧诗云：‘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今白石之过扬州也(按白石于淳熙丙申至日过扬州)，昔时之箫声，早已绝响，而美人名士，亦俱归黄土，惟桥与月尚如故耳!固有‘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之句，不可谓非‘语语都在目前’，而含思凄婉，有弦外之音，真可谓千古绝唱!静安仅以写景视之，自难领悟；其于白石之词境，殆亦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欤!静安尝推崇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谓‘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然则白石‘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融心境于物境中，其迟暮之感，沈郁之致，更是凄然欲绝；隔于何有?乃静安独赏南唐，贻讥白石!‘故知解人，正不易得’(即用静安语)!”[15]沤庵认为，王国维仅仅是从用字造语与寓事用典的角度，来观照与把握“隔”与“不隔”之分别的，正由此，他才会将姜夔《扬州慢》中之句视为“隔”，而将欧阳修《少年游》(咏春草)中之句视为“不隔”之列。实际上，这种区划是较为单一、片面与不准确的，“隔”与“不隔”之分，更多的应该体现在创作主体之心与外在事物的交融量度方面，如果创作者能将“心”、“物”二体有机地交融，即为“不隔”；反之，如果仅仅搬弄文字技巧以求炫目引人则为“隔”。这一区划原则才是更为内在与根本的。由此来看，姜夔《扬州慢》中语句寓情于景，“含思凄婉，有弦外之音”，实为“不隔”。沤庵的这一长段论说，可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借题发挥之意甚为明显，显示出对王国维“境界”说理论构架的进一步破解与提升，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补充、完善了“境界”说的理论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