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意境”、“新语句”新探
通观梁启超首次提出“诗界革命”的全篇来看[1]，大致有五层意思：一、记述写作情由；二、检讨中国旧诗传统；三、提出“诗界革命”的主张及“三长”理论；四、依据“三长”理论回顾反思此前同人所作；五、再次呼吁“诗界革命”并提出今后努力的方向。
首先来看梁启超过去千余年来的中国旧诗传统的检讨，他认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2]；又在《游记》中1899年12月27日，梁启超亦用到“鹦鹉名士”一词，“今乃始知鹦鹉名士之兴趣，不及今悬崖勒马，恐遂堕入彼群中矣”[3]。梁启超将词章家戏谑地称为“鹦鹉名士”，这固然是用“鹦鹉学舌”意，但具体原因此处并没有详细阐述；不过此后梁启超在多处文字中有着解释，大概是指出此前的中国旧诗在内容、词句、诗境等方面大多陷入一味蹈袭摹仿之中，即便是一些名章佳句，也让人觉得似曾相识——它们在内容上多是“个人叹老嗟卑和无聊的应酬交际之作”[4]，情感上“有一个根本的缺点，就是厌世气味太重”[5]，“千余年来中国文学，都带有悲观消极气象”[6]。这也可能是他为何“所记诵古人之诗，不及二百首”的缘故之一。是以他认为若能本着“为文学而文学”的纯洁高尚的根柢，“加以现代种种新思潮输入”，去掉从前的消极理想、厌世气味，并将“叹老嗟卑和无聊的应酬交际之作一概删汰，专从天然之美和社会实相两方面着力，而以新理想为之主干，自然会有一种新境界出现”[7]，就会迎来“中国诗界大革命”。
其次，再来考察梁启超的“三长”理论。他说：
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玮则瑰玮矣，其如不类何?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瑰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8]
1902年后梁启超又在《饮冰室诗话》(下文简称《诗话》)中陆续发表了类似的言论，不过将“三长”理论调整为：“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9]，“能镕铸新理想入旧风格”[10]，“以新理想入古风格”[11]，“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12]、“理想风格，皆茹今而孕古”[13]之类。
这就产生了不少疑问：一是“新意境”(新理想、新精神等)、“新语句”(新名词)、“古风格”(旧风格)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各自的地位如何呢?二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三长”的新、旧关系?三是面对《诗话》中的调整，是否意味着如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新语句’已被挤出‘三长’理论之外”[14]，或是将“原先的‘三长’只剩下‘二长’，而且抽调了最重要的一条——‘新语句’”[15]呢?
对于第一个疑问，较少有人进行过专门探讨，大多只是顺带提及。如个别研究者认为在《游记》中“梁启超仍坚持‘三长’并重而无轩轾”，到《诗话》时则将“‘新名词’剔除出‘三长’之外”[16]；有人则认为“‘三长’中的‘新意境’是‘诗界革命’的精神指标”[17]。还有学者从“三长”的顺序上认为“‘新意境’居‘三长’之首”，而从实际地位上来看则认为“新语句”是“三长”中最重要的一条[18]。
对于第二个疑问，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对前“二长”大多持肯定的意见，尤其是“新意境”。在“新语句”上，则基本上引用《游记》、《诗话》中梁启超看似矛盾的说法——一面对夏曾佑、谭嗣同的“新学诗”持批评态度，一面却又认为黄遵宪诗少“新语句”而一定程度地提倡“新语句”。
对于“古风格”，研究者则大多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是最终导致“诗界革命”不彻底的主要因素。一种典型的看法认为这是旧瓶装新酒，“他对传统旧风格的旧瓶的坚持恰恰又限制了那些非同一般的新酒的表现”，因而“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19]；又或是认为受制于当时的文化环境，而“把新理想、新意境融入旧风格”[20]。虽然也曾有人一度呼吁不能轻易否定诗界革命中“非革其形式”的主张[21]，但并未引起多少关注。不过，若将对“古风格”的否定意见反向观之，则又可见他们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古风格”在“诗界革命”中具有重要地位。
关于“新意境”，梁启超认为当时能“锐意欲造新国”之人黄遵宪，其诗多“纯以欧洲意境行之”[22]，又认为当时无论是黄遵宪还是夏、谭等人之诗中“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之有也”，然而由于当时学界都尚未输入欧洲的真精神、真思想，更何况是诗坛?是以他倡议自此之后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23]。如此看来，这“新意境”与传统诗学中关于审美上的意境显然不同，而是指向诗歌内容上的欧洲“新思想”、“新精神”、“新理想”、“新意境”等。具体而言，舒芜曾归纳为五个方面：一、“进化论的哲学思想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二、“爱国主义思想与为保卫祖国而战的尚武精神”，三、“崇高的抱负和雄伟的气魄”，四、“关心政治、参予政治的政治态度和反映时局、保存诗史的创作态度”，五、“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所带来的生活中的新事物的敏感”[24]。后三点在当时已有一定的具备，梁启超在《诗话》中又再三提及；前两点则是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后的一个主要努力方向，到《诗话》时黄遵宪等人也有所表现。且从《诗话》“革其精神，而非革其形式”来看，梁启超所提的“三长”实可分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其“新意境”即指新的革命的思想内容，其“新语句”、“古风格”是指诗歌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运用。两者之中，梁启超明确地将诗歌的思想性放在第一位。换而言之，也就是说在“三长”之中，“新意境”是“诗界革命”的核心内容。
关于“新语句”，梁启超也是经过反思后才提出的。此前夏、谭、梁三人(尤其是夏、谭)在1895年左右所作的“新学诗”，喜欢“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25]，语句多为“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且新名词的密集度非常大，这虽然新绝，但其人“已不备诗家之资格”[26]，而其诗亦“已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27]。梁启超是否定此类新语句的，是以他在《诗话》中亦一再自省与反思，甚至直到夏曾佑去世后，梁启超仍在反思夏曾佑当年创造的“新名词”除谭嗣同和他之外无人能解[28]。然而，梁启超在反思后依然将“新语句”定为“三长”之一，是以在肯定黄遵宪数诗“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的同时有点遗憾地认为“新语句尚少”[29]，且认为当时的欧洲意境、语句都是物质上的皮相，而强调日后的“新语句”要与欧洲真精神、真思想的实相融合之后才称得上“诗界革命”。由此可见，梁启超“诗界革命”中提倡的“新语句”实际是强调与新意境、新思想相融合的名实相副的“新名词”，而非早期的一些音译名词或令人无从索解的宗教僻典、隐语词汇，诸如喀私德(Caste)、巴力门(Parliament)、冰期、巴别塔、龙蛙(龙指孔子，蛙指孔子教徒)、帝子(指耶稣)、元花(摩诃末)之类。
这就又牵涉到第三个疑问，即梁启超在《诗话》中只一再提及“新意境”、“古风格”，而几乎不提“新语句”，是否意味着梁启超对“诗界革命”的主张做了修正而将“新语句”剔除呢?不少研究者即如此认为[30]。然则，从梁启超等人的具体诗作的情况来看，并非如此。在“诗界革命”口号发出前后，梁启超在主持的《清议报》(1898.12.23—1901.12.21)中辟有“诗文辞随录”专栏，刊载的多是一些维新同人的诗作，百期《清议报》中“共刊诗860首，其中有约15%的作品中使用了‘新名词’”，共124个，其中“天演名词11个”、“社会科学名词56个”、“自然科学名词13个”“人、物专名44个”[31]。在这些“新名词”(有的为欧美译书，有的是日文译书)中，几乎没有夏、谭“新学诗”中的那些晦涩词汇或僻典，使用的频率也不像“新学诗”那样高度密集，大多如梁启超所言“偶一点缀者”，反“常见佳胜”[32]。1902年后，梁启超又在创办的《新民丛报》(1902.2—1907.8)中，从第1期开始就辟有“诗界潮音集”专栏，与《诗话》相间地刊发诗作，一直延续到第54期(1905.9)，共刊登了27期诗作专栏[33]，在“新名词”的使用上大致与“诗文辞随录”中的诗作相仿，多是社会上较为通用、流行的西方词汇。
在这些“新名词”的输入上，王国维当时亦曾说：“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34]，且又言“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35]，是以可见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发出今后“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呼吁后，借助报刊和译书倾力输入自然、社会等各类西学的行为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所及，亦可见“新名词”在当时社会上的流行程度。“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36]，“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37]，王国维此语可谓一语道破关键。换而言之，正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社会上流行的“新语句”与“新思想”不是相互脱离，而是相互融合、互为表里，当时人见到某一“新语句”则可较为自然地理解其背后所包含的“新思想”。故梁启超此时的《诗话》中没有一再强调“新语句”，而是以“新意境”(新思想)一词统而言之。也就是说，此时梁启超多言“新意境”、“古风格”，并非是将之前的“三长”变成了“二长”，而是充分意识到社会上这一变化情况后，将“诗界革命”的要求更为简洁直接地表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