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评白话新诗和“新文化”运动倡导人
初期的白话新诗一登上历史舞台，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的震荡。新诗革命的先行者以改变诗歌语言为突破口，以白话为武器，经历了真正的“诗界革命”。而胡适提出文学革命后，除了他本人尝试白话新诗的写作外，其他的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先驱者如沈尹默、刘半农、鲁迅、李大钊等等也纷纷用白话写诗，其间各报刊杂志也顺应潮流大量发表新诗。一时之间标新立异的白话新诗蔚为风气，一部分原来的旧诗人改而学写新诗，更有大量的新进青年直接取法白话新诗不再写旧体诗。显而易见在这场史无前例运动式的甚至有些极端的文化革命中，曾经辉煌了数千年的中国文言旧体诗的声誉一落千丈，其创作与发表呈枯萎状，这与传达了狂飙突进的“五四”革命精神的白话新诗如点燃的星星之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然而尽管如此，即使在“五四”文学革命风靡天下，滚滚而来的新诗浪潮几乎要吞噬文言旧体诗之际，仍有一批传统诗学家静默地守望着与之血肉相连的传统诗学批评，与此同时并将诗学的批评对象指向了白话新诗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
民国诗话论述到白话新诗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时，批评家的态度褒贬不一，莫衷一是。例如青心居士《藕船诗话》品评蒋康之仿自己“信口撰词，但求谐韵，句之长短适如吾之所欲言，并不限阙，意尽则止”《天籁词》所撰词作，发出“近人每言白话诗，不知对此文词作何感想”[37]的追问，答案虽不得而知，但在这种模棱两可的追问中，可见传统的诗学批评家在新旧诗学话语对抗之际已开始思索有关白话新诗审美评判等问题。而作者信笔所写《天籁词》，正是因为“知词律精细，苦其束缚，不敢孟浪下笔，遂不复作”。这也暗示着旧体诗人试图突破旧体诗的格律束缚来尝试新诗体的书写倾向。邵祖平《无尽藏斋诗话》反对新诗的写作，他认为“‘近日盛行新诗，句之长短，既难一定。韵之有无，亦不一致。可诵者既不多见。’不仅如此，他还鄙薄近人作新诗连鹦鹉学舌都不如。文中录署名为韬君者《咏新诗》二首，称其颇为嘲弄尽致”[38]。刘永济《旧诗话》对新诗持否定的态度，他说白傅某些诗虽词意浅露，但不同于近人“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之徒逞口角毫无蕴藉[39]。曼昭《南社诗话》质疑胡适作为白话诗的鼻祖，他认为早在胡适之前就人作白话诗，如“《新民丛报》曾载广州白话诗两首，一为《试贴》，五言八韵，题为张良椎秦；一为七律，题为《项羽垓下》”[40]。针对南社诸人多治旧体诗，对于新体诗意见尚未一致的情况，曼昭认为“新旧两体不妨并行，出此言说并非折衷之语，而是观诗之历史观应是如此，与其息争，不如激之使争，争愈烈，则其进步愈速”[41]。屈向邦在《粤东诗话》谈及孙中山论诗之事，民国七、八年朱执信作白话诗，孙中山先生不以为然。孙中山的诗论得到了胡汉民的认同，并以诗记之，且在后跋中记录伦敦图书馆馆长对中国诗的称誉和唐少川斥责近人欲以白话新诗取代文言旧体诗是超乎盗卖故宫文物的罪过。屈向邦在诗话中肯定“就中山、某氏室主及少川之论诗语，实精审”[42]。可见屈氏对白话新诗持否定的态度。白采《绝俗楼我辈语》肯定近有人用流行语创为诗体：“此举审为我国晚近诗学一大关键。其势必将寖盛锐甚莫可遏。待之百年，必有名世之作辈出，蔚为一代菁华者，惟非所语于顽钝拘虚浅躁者耳)，惜标榜之者亦多借口于欲使听者尽懂云云。嘻，民间流传，自有一种伟大文学。但若诗之至湛深者，无论为奥词(古律等)，为今语(语体等)，岂世人所可尽通其意耶?”[43]白采与当时对白话见解之异，也足显白采之深邃学术眼光。王逸堂《今传是楼诗话》不否定白话入诗，但并不是只要是白话写的诗都是佳作[44]。并认为白话诗非如新文学家所标举，能文言诗者也殆无不工白话，例如石遗近作《壬戌冬月与宗孟会于京师，属以白话诗成十八均》等为明白如话之作，雅近香山[45]。此外还肯定新文学家所倡导的文学时代性[46]。刘衍文《雕虫诗话》多处以对话的形式表现其观点和主张，其师余越园称赞徐志摩、郁达夫学俱有根柢[47]，却嘲笑胡适白话文改革不彻底、否定鲁迅[48]等等。对此刘衍文全面中肯地评价胡适的著作：“适之著作，舛缪虽多，然多变旧法，发凡起例，令人耳目一新，影响当时及后人之取径，宁能忽诸?”[49]并声称自己“最崇敬且挚爱者，莫鲁迅先生若”[50]。不仅如此，在与应思远的对话中，作者还表现出对胡适、鲁迅超乎晚清康、梁等的推崇[51]，这于民国传统诗话中极为罕见。俞大纲在《寥音阁诗话》认为“诗无古今中外之分，亦无文言语体之别，论其优劣可也”的观点，因此作者对闻一多、徐志摩、陈梦家、方玮德语体诗持肯定态度，认为四君之诗体制虽不同于旧诗，然其旨趣，实皆蕴孕于我国旧文化，非剽窃西人语法者所可比。不仅如此作者还将新月派四君类比于唐初四杰肯定其以启承于新旧文学[52]。
以上绝大多数的诗话对白话新诗抱以否定的态度，但传统诗学批评家对新诗和新文学倡导人的态度又不能以简单的二元思维对之，值得一提的是一幕颇有意蕴的场景得以呈现：否定新诗的批评家书写白话新诗试欲与外国诗人一决雌雄，而新文学的先驱高举着白话文的旗帜却勒马回缰写起了旧体诗。林庚白在《孑楼诗词话》仿徐志摩译哈代所作《一个星期》激情赋新诗一首，颇自矜以为将突过哈代[53]。他在《丽白楼诗词》也称“余始治社会主义之学，旁及欧美文学”[54]。同时也在《孑楼诗词话》指出晚近文人如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田汉、黄素，皆能为旧体诗词，并录鲁迅、达夫各一律[55]。称赞鲁迅吊丁玲绝句“以谕工力，突过义山”[56]。杨香池《偷闲庐诗话》录新文学家陈《题闲云野鹤图》[57]，品评胡适旧体诗《江上诗》变化生动，妙胜于画[58]。在这看似简单的错位中透露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新诗和旧体诗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长处，它们应该是一个并存而非替代的关系，尤其是新文化的先驱勒马回缰写旧体诗更说明了在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激进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其内心深处都非常尊重古典诗词，对传统文化有天然的亲近，新学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群体心理，更妄论代而取之了。这正如杨香池在《偷闲庐诗话》表述了诗只宜辨美恶，不宜分新旧，新诗不能取代旧体诗的精辟见解[59]。范罕更在《蜗牛舍说新语》为胡适兼做旧体诗作出了合理解释，他认为胡适目前作新诗只是为了将来真正国诗的出现，并没有否定五七言的古代诗体[60]，并进一步阐述旧体诗的诗体对己来说是“难中求易”，新体之体裁才是“易中求难”，不可谓不具有远见。当新诗运动的高潮过后，不论是主将胡适，还是副将郭沫若、俞平伯、闻一多，都勒马回缰写起了旧诗，而鲁迅和郁达夫，用白话写小说，其诗却大多为旧体。因此传统诗话中言及新文化先驱勒马回缰写起文言旧体诗一方面说明其无法割舍传统，也说明白话新诗在现代建构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待解难题。林庚白、范罕、曼昭、刘衍文等为新诗建构提出建议，林庚白《孑楼诗词话》认为语体诗人不必仅以欧、美之意境与句调入诗[61]。范罕《蜗牛舍说新语》认为新诗的发展，就不必一味地吸收外国诗的素养，也不必放弃古体诗的传统[62]。曼昭《南社诗话》指出应该将旧体诗追求“言外之意”的作诗方法移植新诗[63]。刘衍文在《雕虫诗话》指出“今日新诗发展多途，而与旧体几不容若水火，倘为合而为新体，似尚有待，非一蹴而就；即以新词入旧体诸端，参合新意而为之，欲贴妥乎允，犹当有待也”[64]。以上表述虽有区别，但总的看法是一致的，即新诗不必一味向西方学习，而应把旧体诗的创作方法融入到新诗中去。
自晚清至民初，无论是诗界革命还是新诗革命主张的提出及其实践，其大的背景都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积弱。列强虎视，国事无章，忧患迫使中国有识之士，四方寻求改变国运的药方。新诗革命作为新文学革命的组成部分，它继承了自龚自珍以来的一批先觉诗人的追求和理想。值得注意的是激进的人们为了创建新体白话诗，全盘否定旧体诗，不分形式内容，统统视为死文字。而白话新诗试图断裂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只顾吮吸外国诗歌的素养，这就注定新诗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与旧体诗、外国诗歌的复杂关系是无法回避的，这也就注定上述十五本传统诗话绝大多数对新诗持以否定的态度。林庚白在《孑楼诗词话》否定白话新诗因为大半摹拟欧美太肖，全无旧体诗的意境和韵律，吴宓在《空轩诗话》否定新诗不仅因为其形式上如外国诗无格律太自由就等于无形式，而且因为内容材料上无法指涉新观念、新思想又显空乏。屈向邦借唐少川之言否定新诗则是因为文言旧体诗“惟此韵文字，严律胜行兵”[65]及粗知西人文字诗歌就欲废弃文言旧体诗，与传统断裂实为一种罪过。而俞大纲《寥音阁诗话》对新月派的肯定在于其新诗旨趣皆蕴育于我国旧文化，非剽窃西人语法者所可比等等。当然我们并不否定某些诗话如陈景寔《观尘因室诗话》对新诗表述能力的否定，邵祖平《无尽藏斋诗话》、刘永济《旧诗话》对新体诗人和白话诗的隔膜难免过激和片面，然而十余本诗话中更多的是从传统的承继理性思考有关新诗的诸多问题，况且这十余诗话中除了青心居士《藕船诗话》、白采《绝俗楼我辈语》、邵祖平《无尽藏斋诗话》、刘永济《旧诗话》四本诗话其余均刊于民国二十二年之后，也就是在旧体诗的复苏和复兴时期即新旧诗并存的时期，新旧体诗经过了初期水火不容的对峙时期，这时的评论家无论是传统的诗学评论家还是现代的诗学批评家都更可能理性、整体地全面思考新诗、新文化倡导人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林庚白《孑楼诗词话》、范罕《蜗牛舍说新语》、曼昭《南社诗话》、杨香池《偷闲庐诗话》提出的新诗建设主张都可以在吉光片羽的批评中见其真知灼见。杨香池在《偷闲庐诗话》中还举出数首旧体诗“合于今之新文学家所谓的象征派者”[66]，并陈述新文学家以现代诗学术语拟称旧体传统诗人，“杜甫为社会诗人，白居易为革命诗人……李贺、温庭筠、李商隐为唯美诗人。”[67]可见传统诗学批评家对旧体诗与新诗的契合之处的认可，同时也传达出新文学家重视传统的信息。由此可见旧体诗人和新文学家走过最初的针锋相对逐渐嬗变为互为包容和认同了。所以不管这些民国诗话对新诗和新文化倡导人作怎样的品判，他们把批评的对象指向亲和西方文化的新诗和激进狂飙的新文化先驱就凸显了其开阔的批评视角和独有的诗学思虑，就为封闭传统诗学领域拂扬起现代诗学的清新之气。
产生于中西文化与新旧文学大融汇之即的民国诗话，从形式上看多数还是古代文论中常见的诗话，即多数还是摘章引句，即兴点评，缺乏系统理论的阐发，基本上还是古代文论的诠释方式。然而民国诗话是社会急剧变革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也是中西文化撞击中矛盾和融合后的产物。在西风吹拂之下的它较之以往的诗话著作，既增添了新的内蕴，又具有了新的形态，本文所提及到的这些诗话就是很好的例子。大多数的批评家如陈衍、魏元旷、由云龙等学术与批评立场基本上是保守或传统的，他们按照古代诗学话语方式，我行我素地进行与白话文学无关的文言文学的批评与研究，尤其陈衍除了撰《石遗室诗话》，还辑《辽诗纪事》、《金诗纪事》、《元诗纪事》，然而在他们的诗话著作中仍能吮吸到现代的气息，新派诗、外国诗、白话新诗所蕴含着的新名词、新观念、新理念、新意境所指向的现代性和流动感为传统的诗学批评体系涂抹上了丝丝缕缕的现代色调，如此这样就更不用说吴宓等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学者所创作的诗话在构建传统诗学批评所体现的新质了。因此上述民国诗话在随意闲谈之间或多或少地改变诗话批评的对象，反映了诗话作者在坚守诗话创作的古典传统意蕴之时也灵动地为诗学著作注入了新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内涵，其诗学批评眼光的开放显示了民国传统诗话的在主动顺应历史潮流，渗入时代精神条件下的内在生命力和创作实绩，体现了中西交汇、新旧交融的民国时期传统诗学批评的现代品质。
【注释】
[1]张寅彭先生总结说：“以旧体诗为评说对象的诗话，长期以来一直处在湮蔽不彰的状态之中，虽距今不远而已如古物，沦为待挖掘、待整理的命运。”(《民国诗话丛编·自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以下凡选自《民国诗话丛编》的诗话均出自此版本)
[2]蔡镇楚：“不再沿袭中国通史将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期间列为‘近代史’的旧习，而不设立‘近代诗话’之章。我们这样做，主要尊重历史的真实，给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亲手创建的‘中华民国’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现在早有了《中华民国史》，中国诗话史如果按历史分期，就应该设立‘民国诗话’”。《诗话学》，湖南教育出版社，第157页。本文沿用了蔡镇楚对诗话的分期，故称1912—1949年间的诗话为民国诗话。张寅彭在《新订清人诗学书目》附录民国时期诗学著作，指出所辑书目是民国元年至三十八年之间即1912年至1949年间出版发表的以言说旧体诗为限的诗学著作目录共计一百六十六条。蔡镇楚在《石竹山房诗话论稿》辑民国时期诗话著作或其尚非著作或存佚不明的诗话目录共计一百二十五条。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455页。合而考之，民国诗话大概有两百多本。
[3]张寅彭：《新订清人诗学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204页。
[4]高旭：《愿无尽庐诗话》，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5—1308页。
[5]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
[6]吴宓：《空轩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37页。
[7]吴宓：《空轩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52页。
[8]吴宓：《空轩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52页。
[9]吴宓：《空轩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62页。
[10]吴宓：《空轩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6 2页。
[11]吴宓：《空轩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63—66页。
[12]吴宓：《空轩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5页。
[13]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57年版。
[14]张永芳：《诗界革命与文学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15]高旭：《愿无尽庐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五)》，第197页。
[16]高旭：《愿无尽庐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五)》，第1 9 7页。
[17]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643页。
[18]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
[19]潘飞声：《在山泉诗话》，民国二年刊《古今文艺丛书》本，按有胡怀琛序，谓作于十年前，则书成于光绪末。故不拟作民国诗话。
[20]潘飞声：《在山泉诗话》录山本梅涯佳作《楚南陶矩观察森甲》，日本福岛安正：《归海东赋诗留别》，日井上：《夜归》、《处处鸣枭晚眺》等数首，称皆清新可诵；录日人三木贞一：《仙洞绮语》一卷，下部鸣鹤：《秦灯舫中呈太守》；录刺则永井久风神秀倩之《在墨东泛舟饮植半楼同次真韵》四绝，又录其诗境幽远高浑之《过瓜州》、《夜泊浔阳江》等数首诗。
[21]秦秋咀：《社会文化转型与近代诗话创作》，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投稿，第17页。
[22]陈衍：《石遗室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一)》，第347页。
[23]陈衍：《石遗室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一)》，第347—348页。
[24]陈衍：《石遗室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一)》，第365—366页。
[25]袁保香：《冷观庐诗话》，民国四年影印本，第66页。
[26]苏曼殊：《民权素诗话·燕子龛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五)》，第251页。
[27]陈作霖：《可园诗话》，民国八年(1919)刊《可园丛本》，卷六，第9页。
[28]白采：《绝俗楼我辈语》，民国十九年(1930)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卷三，第65页。
[29]王逸堂：《今传是楼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三)》，第271页。
[30]王逸堂：《今传是楼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三)》，第336页。
[31]王逸堂：《今传是楼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三)》，第274页。
[32]林庚白：《孑楼诗词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104页。
[33]吴宓：《空轩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66页。
[34]吴宓：《空轩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69页。
[35]沈其光：《瓶粟斋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五)》，第605页。
[36]沈其光：《瓶粟斋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五)》，第744—745页。
[37]青心居士：《藕船诗话》，民国八年刊《苔芩集》本。
[38]邵祖平：《无尽藏斋诗话》，《学衡》，第二期，第109页。
[39]刘永济：《旧诗话》，《学衡》，第四十六期，第128页。
[40]曼昭、胡朴安：《南社诗话两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41]曼昭、胡朴安：《南社诗话两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42]屈向邦：《粤东诗话》，1964年诵清芬室香港铅字排印本，卷一，第11页。
[43]转引自蒋寅：《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69页。
[44]王逸堂：《今传是楼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三)》，第271页。
[45]王逸堂：《今传是楼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三)》，第294页。
[46]王逸堂：《今传是楼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三)》，第504页。
[47]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630页。
[48]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629—630页。
[49]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628—629页。
[50]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629—630页。
[51]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648—649页。
[52]俞大纲：《寥音阁诗话》，《俞大纲全集·诗文诗话卷》，1987年版，第212—213页。
[53]林庚白：《孑楼诗词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120—121页。
[54]林庚白：《丽白楼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140页。
[55]林庚白：《孑楼诗词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103页。
[56]林庚白：《孑楼诗词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128页。
[57]杨香池：《偷闲庐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三)》，第689页。
[58]杨香池：《偷闲庐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三)》，第718页。
[59]杨香池：《偷闲庐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三)》，第715页。
[60]范罕：《蜗牛舍说诗新语》，《民国诗话丛编(二)》，第556页。
[61]林庚白：《孑楼诗词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99页。
[62]范罕：《蜗牛舍说诗新语》，《民国诗话丛编(二)》，第570—571页。
[63]曼昭：《南社诗话》，《南社诗话两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64]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644页。
[65]吴宓：《空轩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11页。
[66]杨香池：《偷闲庐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三)》，第705页。
[67]杨香池：《偷闲庐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三)》，第7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