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为骈文立基而曲解“文笔论”
阮元，作为扬州人，自小就受到深厚的《选》学传统的浸润。幼为《文选》学，八岁时，师从扬州名儒胡廷森(号西棽)学《文选》[1]。后与汪中、凌廷堪、孙梅等扬州学派人物交游，成为清代中期骈文派的中坚力量，仪征骈文渐有与桐城派古文分庭抗礼之势。桐城派响应官方的程朱理学，授人以法，文士学子纷纷响应，乃至后来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2]之叹；但扬州学派坚守“选学”传统，提倡骈文，以相抗争。方东树云：“掦州汪氏(中)谓：文之衰，自昌黎始。其后扬州学派皆主此论，力诋八家之文为伪体。”[3]孙梅的《四六丛话》和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则是在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外，建构骈体文的统序和典范。而给予骈文派以理论支撑的，则是阮元对“文笔论”的重新阐释。阮元早年对“文笔之辨”并不自觉，汇辑有韵无韵文章的别集还命名为《诂经精舍文集》《研经室文初集》。40余岁后，“心窃不安，曰此可当古人所谓‘文’乎?僭矣，妄矣!一日读《周易·文言》，恍然曰：孔子所谓文者，此也。著《文言说》，乃屏去先所刻之文，而以经、史、子区别之，曰：此古人所谓‘笔’也，非‘文’也。然除此，则可谓之文者亦罕矣。六十岁后，乃据此削去‘文集’，只命曰‘集’而刻之”[4]。至道光年间刊刻《学海堂集》《研经室集》时，则都只名曰“集”，而不名为“文集”。除了《文言说》之外，阮元还作了《文韵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与友人论古文书》等，申论他的“文笔论”和骈体文学观，并在学海堂以“文笔”策问课士，教儿子阮福与弟子拟对。阮福、刘天惠、梁国珍、侯康、梁光钊等人均撰《文笔考》之类文章，收入《研经室集三集》卷五或《学海堂集》卷七，并单独刊刻行世，以扩大影响，成为嘉庆、道光年间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事件。
阮元重新提出“文笔论”并加以新的诠释，实则是一种学术策略，旨在为骈文派的主张确立理论的根基。具体来说，其要义如下：
(一)采用“依经立论”的方式，将用韵比偶的骈文观上溯至《周易·文言》，试图确立其文学观念的正统合法性。“依经立论”是古人著书立说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一旦某种论断在经典中找到依据，便似上升为不刊之论，不容质疑。因此，立论者总是想方设法地比附经典，甚至于牵强曲解。阮元的《文言说》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所谓孔子的《文言传》的。他说：
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诗、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尔雅·释训》，主于训蒙，“子子孙孙”以下，用韵者二十条，亦此道也。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唯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然则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后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这一段话，正反论证，言之凿凿，似乎骈体文的规则在孔子《文言》中就已确立了，后人作“文”不用韵，不比偶，就是违反孔子之道!但是，《易传·文言》篇题的“文言”二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历来解释多有歧出：一曰“文王之言”。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文言》即“文王之言”的意思。二曰“文饰为言”。《经典释文》引庄氏云：“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5]三曰“释经文之言”。孔颖达《周易注疏》曰：“今谓夫子但赞明易道，申说义理，非是文饰华彩。当谓释二卦之经文，故称文言。”此外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刘
解释曰：“依文而言其理，故曰文言”。阮元对于这些歧解均置之不顾，而仅取其中符合自己理论主张的“文饰为言”的解释为自己的理论确立根基，可谓立基不牢。所以后来章太炎在《文学总略》中重提梁武帝的解释以批驳阮元的说法。其实阮元所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也是对前人“文饰为言”的有意曲解。刘勰《文心雕龙》的《原道》和《总术》都将《文言》解释为“言之文也”，即有文采的言，文是文采、文饰的意思，但并非阮元所谓“用韵比偶”那么狭隘。《文言说》作为骈文理论的核心，具有严重的理论缺陷。就连阮元的同乡后学李祖望也不能接受，重新作了一篇《文言说》，逐一批驳阮元的观点，李祖望提出《文言》“盖总文王之卦辞爻辞而解之也”，即承续梁武帝而非阮元的解释。针对阮元所谓《文言》多用韵多用偶，李祖望列举大量例子证明“《文言》有不韵者矣”，“《文言》有不偶者矣”；最后针锋相对地驳斥曰：“必以《易》乾坤之《文言》用韵用偶，为千古文章之祖，孔子故自名之曰文言，知非传《易》之本意矣。”[6]可见阮元作《文言说》将立其论，而适足自陷!
(二)兴起“文笔之辨”，曲解刘勰“文笔论”的内涵，将有韵、无韵之别偷换为骈、散之分。刘勰《文心雕龙·总术》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是当时人们对于“文笔之辨”的基本认识。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云：“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即依是否用韵而区分文、笔。自唐代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之后，“文笔论”不再是关注的重点，不再成为重要的文论命题。直到清代中期，人们提及这个话题时依然遵守刘勰的解释。如赵翼(1727—1814)《陔余丛考》卷二十二就说：“六朝所谓文笔，当以刘勰言为据也。”但是，阮元于道光三年(1823)在广州学海堂以文笔策问课士，发起了一场“文笔之辨”的讨论。阮元问曰：
六朝至唐，皆有长于文、长于笔之称，如颜延之云“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是也。何者为文?何者为笔?何以宋以后不复分别此体?[7]
于是，阮福等人纷纷搜集、梳理文献，作《文笔对》《文笔考》，但已偏离了刘勰的原意而作了曲解。如阮福《文笔对》引录刘勰《文心雕龙·总术》文字之后，加按语，把它与萧统《文选序》相糅合，曰：
按，文笔之义，此最分明。盖文取乎沉思翰藻，吟咏哀思，故以有情辞声韵者为文；笔从聿，亦名不聿。聿，述也，故直言无文采者为笔。《史记》：“《春秋》笔则笔。”是笔为据事而书之证。[8]
后又征引文献，按语曰：“笔即记事之属”，“笔为无藻韵之著作之名”，“凡类于传志者，不得称文。”本来笔与文，一无韵，一有韵，区别的标准在押韵与否。而阮福的解释，在“韵”之外加上“藻”，这样一来，“笔”是无韵无藻饰，“文”是有韵有藻饰，记事的传志之类文章是“笔”而非“文”。记事传志，是唐宋以后古文家之所长。这里已经透出将“文笔之辨”扩大到“骈散之争”的苗头。刘天惠《文笔考》的观点基本相同，谓“凡骈俪藻翰皆得谓文”，笔“皆为直言序述之辞，体近乎乙部，义托于龙门(按，指司马迁《史记》)，乃文海之别裁”。梁国珍《文笔考》结论说：“总而考之，韵语比偶者为文，单行散体者为笔。”这已显然违背了六朝“文笔论”的原初含义，而将“文笔之辨”偷换为“骈散之争”，文是骈体，笔是散体。梁光钊《文笔考》也曲承阮元之意，说：“沉思翰藻之谓文，纪事直达之谓笔。”并将文笔之分上溯到孔子时代：“孔子赞《易》，有《文言》，其为言也，比偶而有韵，错杂而成章，灿然有文，故文之；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其为书也，以纪事为褒贬，振笔直书，故笔之。文笔之分，当自此始。”这种将文笔论追溯到孔子撰《文言》《春秋》，与阮元《文言说》依经立论的策略如出一辙，其讹误不足深辩，郭绍虞曾批驳之(详下)。
阮元及其弟子的“文笔考”，虽然采用汉学家的考据方法，勾稽大量史料作考辨；但很明显，他们并没有遵守实事求是的原则，恪守“文笔论”的本来含义，而是有意地加以曲解，在是否有韵之外还加上了骈散的问题，将“文笔之辨”转化为“骈散之争”，并表现出鲜明的尊“文”黜“笔”的态度，这实际上是在为骈体文争取合法性，是攻击当时桐城派古文的一种学术策略。当时受到阮元影响的年轻人力钧在《文笔辨》中直接说：“六朝近于文，八家近于笔。今之骈体、散行，即古文笔之名所变焉者也。”[9]可见，阮元的这种曲解在当时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影响。
问题是，“文笔”与“骈散”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并不可以无缝对接。骈体文的基本特征是句式骈俪对偶，而不是押韵。事实上，大量的骈体文章是不押韵的，只有其中的骈体赋，才讲究押脚韵。因此按照刘勰的说法，骈文应该是“笔”而非“文”；骈文派标举的典范即萧统《文选》，既收有韵的文，也收了无韵的笔，并非如阮元等人所说是“文”而非“笔”。可见，将“文笔之辨”转化为“骈散之争”，并不能自圆其说。其中的理论漏洞，连阮福都发现了。发问曰：
《文心雕龙》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据此，则梁时恒言有韵者乃可谓之文，而昭明《文选》所选之文，不押韵脚甚多，何也?
道光五年(1825)，阮元作《文韵说》，就是试图解答这个问题，曰：
梁时恒言所谓韵者，固指押脚韵，亦兼谓章句中之音韵，即古人所言之宫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休文此说，乃指各文章句之内，有音韵宫羽而言，非谓句末之押脚韵也。是以声韵流变，而成四六，亦只论章句中之平仄，不复有押脚韵也。四六乃有韵文之极致，不得谓之为无韵之文也。……综而论之，凡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10]
本来仅仅是有韵、无韵区别的文笔论，到阮元手里，还加上了翰藻与直言的区别，文有翰藻，笔为直言；而且，对于“韵”，阮元也作了新的解释，谓“韵”不只是押脚韵，还可指章句中的音韵。这样一来，本来属于“笔”的四六骈体文，虽然句末不押韵，但句中声韵流变，乃是“有韵文之极致”，便不是无韵的“笔”，而是有韵的“文”了。这看似有理，实则也是曲解。刘勰《文心雕龙·声律》曰：“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阮元所谓“章句中之平仄”，即刘勰“异音相从谓之和”的意思，绝非是“同声相应”的韵。文笔之辨，乃以句末是否用韵为依据，而非根据章句中的平仄。阮元这样的曲解，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近人王肇祥《文笔说》驳斥云：
阮伯元谓齐梁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所谓韵者，兼赅句中宫羽，不仅指句末用韵。其说弘通，但非所论于齐梁文笔之分途也。齐梁文笔，以韵为限，确指句末之韵。[11]
郭绍虞也批驳说：“他(阮元)这样曲解六朝有韵为文之说，所以断以偶语俪辞为文。殊不知六朝‘文’、‘笔’二字之意义，只指有韵、无韵之分，并不是指骈俪、散行之别。”[12]这都击中了阮元“文笔论”的软肋，阮元实际上偷换了概念。
(三)发挥萧统《文选序》的文学观，严格地将“文”与经、子、史分别开来，本意旨在排斥当时的桐城派古文，客观上强调了“文”的独立性。萧统《文选》不收经、子、史(除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赞论序述)。阮元在确立了“用韵比偶”的骈文观的同时，明确在文与经、子、史之间划界，突出骈文的正统性，而将唐宋以降的古文一概归入子、史之中，排除在“文”之外，剥夺古文的“文”的资格。阮元说：
昭明以为经也、子也、史也，非可专名之为文也；专名为文，必沉思翰藻而后可也。……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经即子，非子即史，求合于昭明《序》所谓文者，鲜矣。[13]
《选序》之法，于经、子、史三家，不加甄录，为其以立意纪事为本，非沉思翰藻之比也。今之为古文者，以彼所弃，为我所取，立意纪事为本，非沉思翰藻之比也。今之为古文者，以彼所弃，为我所取，立意之外，唯有纪事，是乃子、史正流，终与文章有别。[14]
然则今人所使单行之文，极其奥折奔放者，乃古之笔，非古之文也。[15]
阮元的逻辑是：从骈散的角度说，经、子、史多奇少偶，唐宋八大家取以为法，尚奇不尚偶；若将经、子、史排斥在“文”之外，那么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自然就是“笔”而非“文”了。从纪事抒情的角度说，“子夏《诗序》‘情文声音’一节，乃千古声韵、性情、排偶之祖”，“文”须吟咏性情、流连哀思；而经、子、史“以立意纪事为本”，唐宋八家的古文“立意之外，唯有纪事”，属于子史的正流，而不同于萧统所谓的文章。归根到底，当时桐城派所提倡的“单行之文”，只能称得上是“笔”而非古之“文”。学海堂的学生梁光钊《文笔考》直接就说：“昭明所选多文，唐宋八家多笔。韩、柳、欧、苏散行之笔，奥衍灏瀚，好古之士靡然从之；论者乃薄《选》体为衰，以散行为古。既尊之为古，且专名之为文，故文、笔不复分别矣。”阮元等人之所以反复计较文、笔的分别，就是要消解桐城派“好古之士”尊崇韩、柳、欧、苏散行古文的正统性和合法性，而为骈文派张本立说。
阮元等人如此执拗地崇骈黜散，难免陷入理论的谬见。他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竟然提出“四书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派，为文之正统也”[16]，把八股文视为正统，恰是暴露出他的骈文理论的褊狭。但是，他们放弃了古文家“文以明道”“文以载道”之类表达义理的诉求，强调文章的声韵、性情、排偶属性，严格将文与经、子、史区别开来，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看，对于文学的独立性发展是有意义的。邱培超说：“看似阮元学圈为骈文发声，为骈文立一正统。事实上，他们深层目的是欲令文独立于道之外，为文与其他知识领域作一切割，独立成为有别于经、史、子的另一知识领域。”[17]或许不能直接说阮元等人已经明确具有文章独立性的意识，但是如此鲜明地将文与经、子、史分开，客观上强调了“文”的独立性，成为近现代文学独立论的重要的传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