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日报》中的唐诗派诗学批评阐述
宗唐诗人是南社重要的生力军，柳亚子、周斌、高基、余其锵、王德锺、
庵等力倡唐音，并以《民国日报》为阵地，与宗宋派展开激烈论争。最后宗唐派势力占据主流，也带来了南社的分裂，对近代诗学发展造成较大影响。故而，对唐诗派诗话的研究具有时代意义。
(1)柳亚子的诗话创作。第一，柳亚子论诗以唐音为宗，重视诗歌的宗派性。1916年，陈去病《论诗三章寄亚子》称：“蠡管应无忤，门墙要自持。骚坛旗鼓在，高唱莫嫌迟。”[26]对柳亚子主持南社诗坛予以肯定，也从侧面反映出柳氏对于诗坛宗主地位的重视。1916年前后，正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胡适《寄陈独秀》曾云：“尝谓今日文学已腐败极矣。其下焉者，能押韵而已矣。稍进，如南社诸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27]这也引起了南社文人的普遍不满，让柳亚子一直耿耿于怀。此后他曾专门写信给杨杏佛，特意指出：“胡适自命新人，其谓南社不及郑、陈，则犹是资格论人之积习。南社虽程度不齐，岂竟无一人能摩陈、郑之垒而夺其鏊弧者耶?”[28]在柳亚子看来，宋派诗就等同于“亡国之音”。在此之际，姚鹓雏、闻宥等对宋派诗人以高度称赏，引起了柳亚子的极大忧虑。1917年，《民国日报》刊载了闻宥《怬簃诗话》。闻氏曾指出：
近日诗流最下者，为某等一派，连篇累简，无非蹀语，薄幸也，泪珠也，情天也，阿侬也。众多凡恶名词填缀，斑驳充其秽想。殆逾盲词，而犹庞然自号为教主。一二逐臭之夫，嗷焉从之，积之既久，不复自念庐山真面目矣。……坐是复不免有“执蝘蜓以笑龟龙”之诮矣。[29]
实际上，柳亚子一直把宋诗派看作亡国诗派，认为其不足学，也不应学。闻宥却讥笑柳亚子为代表的唐诗派“执蝘蜓以笑龟龙”，无疑使得柳亚子的怒火无法遏制。他连续发表《质野鹤》、《再质野鹤》等诗话作品予以反击，从中可见柳氏强烈的宗派意识。首先，他认为：
(野鹤)坠落魔窟，沉溺太深。纵使他日有成，不过为郑孝胥、陈三立辈作附庸耳。渠诮人质美未学，仆亦诮渠误入歧途，迷而不复，为不可救药也。[30]
进而，他又指出：“国事至清季已极坏，诗学亦至清季而及哀。郑、陈诸家名为学宋，实则所谓同光派，盖亡国之音也。”不但把宋派诗人比作“妖孽”，还发誓“非扫尽西江派不可”[31]。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他对于诗坛宗派性的强烈意识使然。
第二，柳亚子秉持“一代有一代之风气”之论，以期“为民国骚雅树先声”。柳氏论诗重诗品，并把其与人品对等起来。《磨剑室外拉杂话》、《三斥朱玺》等诗话即是这种思想的产物。他指出：
仆反对陈、郑之用心，尚不在为亡清残局论功罪，而在为民国骚雅树先声。故即退让数百步，而承彼为清季有数之诗人，亦复何与民国事?[32]
在他看来，唐诗派与宋诗派之间的论战，完全是因人论诗，站在诗品立场，由同光体而否定宋诗派，这也是南社革命诗派的普遍观点。故柳亚子提出以章炳麟、汪精卫、苏曼殊、马君武等为效法对象，也是基于此而言。姚鹓雏曾发表论诗绝句：“诗家风气不相师，春菊秋兰自一时。何事操戈及同室，主唐奴宋我终疑。”对“谈诗磨剑太纷纷”[33]的柳亚子提出委婉批评。柳亚于次日即发表《论诗五绝答鹓雏》讽刺道“多事姚郎成谢女，青菱来解小郎围。”表达了不愿意与宋诗派“合流”[34]的决心。后来，柳亚子《我与朱鸳雏的公案》一文中也承认：
从清末年到民国初年，江西诗派盛行，他们都以黄山谷为鼻祖，而推尊为现代宗师的却是陈散原、郑孝胥二位，高自标榜，称为同光体，大有去天五尺之慨。我呢，对于宋诗本身，本来没有什么仇怨。我就是不满意于满清的一切，尤其是一般亡国士大夫的遗老们。[35]
可见，柳亚子把唐诗、宋诗之间的论争，看作民国与晚清的文学话语权争夺战，是宗唐派与宗宋派文学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政治和文化力量的相互角力[36]。换言之，这也是柳亚子对于民国骚雅忧患意识的诗学体现，虽掺杂了意气成分，却不可仅以意气用事目之。
(2)周斌诗话创作。周斌《妙员轩诗话》也是刊载于《民国日报》中的重要作品。《妙员轩诗话》多以诗存人，具有浓厚诗史意识。论诗则主性灵，重视诗歌的情性。柳亚子《质朱鸳雏》云：“周芷畦出入随园、灵芬间”；余其锵云其“性灵则似随园，风调则近渔洋。间或口谈宋诗，偶一效之，实非其所好。”都以此而言。故其诗论力提倡性灵，并云：
半山虽僻，而画舫楼台，性灵发现；宛陵虽苦，而山花春鸟，风趣横生。诗固贵有性灵风趣，僻以避俗，苦以医熟。若无性灵、风趣，只学半山之僻，宛陵之苦，恐半山、宛陵，亦吐弃之矣。钟嵘《诗品》云“僻而不险，至苦而无迹”，斯言旨已。
可见，周氏对性灵诗风的重视，欣赏杨蜀亭“颇有性灵”，徐琪“颇有逸致”的诗作，而对袁昶“诗深险峻”之能提出异议。闻宥批评他“诗事嫌浮”[37]，即有为而发。虽然如此，他对性灵诗“丽多无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等弊病也有清醒认识，主张以“老成”出之，方为要务。出于对诗歌性情的重视，周斌反对诗分唐宋，力主取长补短，不囿于门户之见。基于此，南社内部因宗唐还是宗宋，大开笔战之际，周斌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其《妙员轩诗话》曾指出：
亚子与鹓雏争论诗派，鹓雏谓予曰：“亚子宗唐，予宗宋，故论诗格格不入。”予笑曰：“亚子格律唐皇，颇似义山；君旨趣深奥，逼近半山。若以唐宋二字相争，则唐之阆仙、东野与山谷相同，宋之石湖、放翁又与香山相仿。岂能以唐、宋二字相混淆乎?[38]
可以说，周斌的诗学批评以性灵为主，却未陷入门户积习中，而以发展和联系的眼光看待近代诗坛，这也是他所以向宋诗派文人闻宥求教诗学的原因之一。这种诗论观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有重要的文学和时代意义。
(3)余其锵的诗话创作。南社中人物，余其锵早年受柳亚子赏识，并订文字交，其论诗主张“平生不拾西江唾，安用痴儿借齿牙”(《论诗四首》其二)，与柳亚子论诗十分契合。在南社关于唐宋诗的论争中，余氏也刊载诗话《不平则鸣》，为柳亚子鸣不平。他认为：
要知吾人作诗，不仅以自写性情，逐为能事。感发人意志，激起人之精神，亦为至要。……故有所作，宜如何发扬蹈厉，鼓吹国民英瑞之气，以期振有为。盖国运以学术为转移，枯寂无趣者，岂开国文字耶?我国民气衰退不振，似乎宋诗，实彼辈偕之厉也。[39]
余氏也是把诗歌当作鼓吹革命，振兴国民士气的工具，与柳亚子的诗学观是一致的。因而，他对宋诗派“自写性情”的诗风非常不满，并把当下民气的衰退，迁怒于宋诗派而加以打压。其作品《辟王无为》即由此而发，颇多意气成分。
(4)高基的诗话创作。高基《致爽轩诗话》多录其师友，兼及诗人本事。论诗则宗中晚唐，以自然劲节为趣，尤其反对浮华之弊。他在《论诗答野鹤》中曾数次以“沈宋声律稍繁缛”、“獭祭往往嘲饾饤”、“刊落浮华挺丑枝”等语，表达自己的诗论观。同样，高基也未限于唐宋诗之局中，曾作论诗绝句云：“余厚唐之谢灵运，昔者遗山有此论。此语恐仅指风格，若论面目已难溷。”[40]有着开放的诗学眼光。
(5)王德锺的诗话创作。王德锺不仅是南社成员，也是《民国日报》艺文部主笔，与柳亚子为忘年交。其诗话《禅莲室余墨》则倡导七子派高华之功，对同光诗人“如病马饥蝉，格卑响细”[41]的艰深枯涩之病，予以指瑕，诗论眼光略显局促。
(6)
庵的诗话创作。
庵《
庵诗话》篇幅短小，却主要论及对唐宋诗的看法。他诗宗晚唐，欣赏李商隐、王士祯等的含蓄清越之诗，同时，也重视诗歌的感情，反对浮华。论诗眼光也较为宽泛，属于唐派诗论中的主流观点。
此外，《民国日报》本来是反袁而生，故其诗话对革命派诗学的阐发非常重视。其中，瞿酲园《革命诗话》、韦秋梦《绮霞轩诗话》值得重视。瞿酲园《革命诗话》明确为革命志士而作。其前面小序，也交代创作的缘起，其云：
时下诗话，汗牛充栋，宽于去取者固多，且博而能精者，亦复不少。若乃生面别开，蹊径另辟者，则不多见。如《民权素》中古香之《今日诗话》、榴芳之《无题诗话》、《小说丛报》中枕亚之《鲍家诗话》，洵艺林妙品也。猥是通人余韵，得传诵于尘世；烈士残编，反湮没乎人世，此不佞是有《革命诗话》之辑。[42]
就诗话本身而言，创作方式上，瞿氏希望能别开生面；创作目的上，则有志于保存革命者的诗歌，以激发世人的革命热情。故其有为变法而牺牲的林旭、谭嗣同等的诗歌，有为辛亥革命献身的黄钟杰、何铁笛、唐佛尘、秋瑾、林文等的创作。这些革命志士的诗歌，或是悲壮之音，或是哀叹之声，或凄苦之情，如黄钟杰《绝命词二首》其一所云“无论风雨荡残舟，黄汉衣冠作楚囚。我欲鞭雷重起陆，好叫割破一天秋”[43]，都表达出那个时代先进人物的心声，有着很强的感染力。
相对而言，韦秋梦《绮霞轩诗话》则更重视诗学本身。《绮霞轩诗话》曾部分刊载于《民国日报》中(其他分别载于《民权素》、《小说丛报》)。其诗论要以性情为主，反对刻意分唐界宋，对“豪放沉郁”的马君武诗，“凄婉悲慨”的汪精卫诗，“俊逸雄杰”的吴绶卿诗，“浓艳清新”的唐常才诗，“清丽缠绵”的何镜海诗，“孤芳自赏”的余绣孙诗，“哀感沉挚”的吕惠如诗，都极为赞赏，因为这些创作乃是出自“赤子之心”，饱含着作者的真情实感。当然，《绮霞轩诗话》对这种感情的重视，是建立在贵有寄托基础上的。这种“寄托”是：诗歌要为民主革命服务，来发挥种族思想，这也是其诗学的重要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