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小说话对《红楼梦》“劝惩”主题的阐释路径
民国小说话中，对《红楼梦》劝惩主题的揭橥发覆之力度堪称空前绝后，其中境遍佛声的《读红楼札记》和陆颠僧的《红楼新语》[7]允为代表。在小说话中推尊《红楼梦》的劝惩主题，是民国时期新旧文化激烈交锋的典型产物。首先，随着西学东渐，梁启超等人高倡“小说界革命”以来，小说的文体地位与日俱增，《红楼梦》更被奉为古典小说的巅峰，而传统的儒家思想已被新潮人士视为刍狗。这时再将《红楼梦》看作某种儒家教条的文学图解也不显得不合时宜，《红楼新语》等却于此时涌现，大有不同凡俗、逆势而为的气象。其次，民国时期虽然传统的思想观念遭到质疑甚至瓦解，各种西方思潮相次涌入，但古代中国传统的经济关系、家庭结构在许多地区依然存在，相应地传统观念在某种时空的某些人群中仍然不乏响应者，“福善祸淫”等朴素的善恶劝惩观念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境下，民国小说话对《红楼梦》劝惩主题的“发现”堪称红学史上一抹亮丽的奇观。此前的文人学士或因鄙《红楼梦》为小道，其后的主流意识更是将传统的劝惩观念作为封建糟粕而打入另册。惟有在民国，尚抱着传统道德观念的文人，以小说话这种传统的文学批评样式，在已不被视为“小道”的《红楼梦》中，发现了鲜明的“劝惩”主题，正是时势使然。这一发现，在《红楼梦》研究史上不应被遗忘。如果承认《红楼梦》是包罗万象的皇皇巨著，就应对民国小说话作者的这一发现加以重视，再从容剖析评骘。
民国小说话《红楼梦》劝惩主题的揭示是直接明了、绝无遮掩的。境遍佛声的《读红楼札记》在“劝惩”的意义上高度评价了《红楼梦》的价值：“福善祸淫，神人之用；劝善惩恶，圣人之教。《红楼》虽为小说，而善恶报施，劝惩垂戒，通其说者，且与神圣同功。”[8]并指出《红楼梦》在思想意蕴上已可举儒家五经：“《易》言吉凶消长之道，《书》言福祸善淫之理，《诗》以辨邪正，《礼》以别等威，《春秋》寓褒贬，经天纬地，亘绝古今。而不意红楼梦《红楼》一书，竟能包举而无遗也。”这也就意味着《红楼梦》可以替代五经来讲述“吉凶消长之道”、“福祸善淫之理”，足以“辨邪正”、“别等威”、“寓褒贬”。对此，境遍佛声还一一做了特别的说明，使《红楼梦》的功能可以和五经看起来一一合榫：“若细绎其文，皆可通乎经义。贾氏之盛衰，互为消长；众人之寿夭，悉本贞淫。其中或叙淫荒，或谈节烈，明邪正也；或言宫禁，或及细民，判等威也。至全书叙事或明或暗，或曲或直，无非寓褒贬之意。《红楼》之妙，妙尽于此矣。其所以脍炙人口，不胫而飞，不翼而走者，实因其能镌刻人心，移易性情耳。”在儒家权威尚未荡尽的时代，这个评价已然是无上桂冠。实际上清朝红楼梦评点家张新之也提出过“《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的说法，又说“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周易》、《学》、《庸》是正传，《石头记》窃众书而敷衍之”，已经开始有意将《红楼梦》与儒家经典做正面比较，只不过他更倾向于认为《红楼梦》的创作目的是在敷衍儒家大义，而境遍佛声则指出《红楼梦》借儒家义理来叙说故事。日本明治年间小说理论家坪内逍遥曾说“寓意小说是以劝善惩恶为主要目的，故事是它借用的手段；而劝善惩恶小说则是以故事为中心，以劝善惩恶作为它的点缀”[9]。一主一客，泾渭分明。就此而言，张新之“演性理之书”的判断已将《红楼梦》归于寓意小说，境遍佛声的评价则正是劝善惩恶小说的阐释。传统对小说道德意义上的正面评价不过是羽翼经史、辅助教化而已，索隐派不遗余力的牵强比附很大程度上也不过是将红楼梦抬升到与史部典籍等同的地位而已。而境遍佛声居然从传统教化的角度上了赋予了《红楼梦》无以伦比的冠冕，也堪称是红学史上的奇迹。陆颠僧的《红楼新语》对《红楼梦》的定位虽不如此夸张，但对其劝惩意义的强调却更为平易入理：“《红楼》一书，亦复诸说纷歧，而余则以为作者之心，不过取盛衰相因、祸福倚伏之义，劝人及时迁善改恶而已。盖借言情之笔，化为劝导之资耳。今取斯旨，用撰新评，不敢拾前人之所有为己有，并将见于小说及闻之故老之说，列于旧闻，首录之，以相印证。”[10]可见陆氏确立《红楼》劝导一说绝非一时兴到、心血来潮之言，相比起索隐考证诸家对本事的探索以及文学评论派对风格语言的评赏，他更倾向于直接探源至作者创作之初心。在儒家的正统论述话语下，著书立说的正当宗旨当在教化劝导一途，陆氏由此推导出《红楼梦》的劝惩主题是自然而然的。而且，为了不使此论陷于蹈空无根之弊，作者还处处以小说之情节与时事史事相印证，足见其煞费苦心。这也说明《红楼梦》“劝惩”说的提出是郑重其事的，绝非游戏之笔。
就《红楼梦》文本而言，描写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繁华富丽、人情冷暖的文字俯拾皆是，而民国小说话作者力推的“劝惩”之语却难以觅见，不作说教正是《红楼梦》作者不同俗手的高明之处。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之间的障碍也没有难倒民国小说话的作者们，在中国文学阐释传统中，不同的语意层之间自有一套转换自如的成熟话语系统。在小说等俗文学中也是如此，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对此有典范性的说明：“劝惩之意，绝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虫之微，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之者，即所谓正告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也。实具婆心，非同客语，正人奇士，当共谅之。”[11]《红楼梦》中可供寄寓劝惩之说的物情事象应有尽有，足够阐释者来“旁引曲譬”。何况，其本就是直接描写世情的小说，从中得出劝惩之说的解释自不是难事，也更不觉突兀、荒唐，尽可自圆其说。而且，深受“微言大义”思维观影响的文人绝不同意仅就文本的表象来谈《红楼梦》，这点倒和索隐派不谋而合。境遍佛声就对迷恋于《红楼梦》纷繁表象的读者表示鄙夷，他的这段话深合文学阐释的传统思维方式：
若徒观其木石同居，喁喁私语；园林改造，煌煌大观。君恩来凤藻之归，婢义切鹃啼之痛。花骄柳补，诔文私祭乎芙蓉；玉爱金遗，食谱新添乎莲叶。极鸟语花香之艳，鹦鹉吟诗；披仙庖家庆之图，鸳鸯行酒。怡红院之燕寿，不啻瑶池；栊翠庵之品茶，居然陆羽。玫瑰刺手，狂奴遭一掌之批；湘竹伤情，幻境作两番之梦。此不过软红尘里，景丽三春；海市蜃楼，黄粱一梦，可以得《红楼梦》三字命名之义而已，又岂一百二十卷中深文曲笔，寓言选意之所在乎?
《红楼梦》中的富贵景象、风雅谈吐、纷纭人事、梦幻忧思，固然描写得精彩绝伦，无出其右，但在境遍佛声看来，毕竟不是《红楼梦》的命意所在。至于广大读者最津津乐道的红楼人物恩怨纠缠、钗黛优劣论，更不是作者写作此书的终极目的。在他看来，这样浅层解读不惟不能揭露《红楼》真谛，同时也意味着观念偏颇与思想偏狭。“至若以此书本为石头出处而记，专为木石前缘而作，心痛绛珠之死，力锄宝钗之奸。恕神瑛之为僧，善能补过；诋袭人之改嫁，大快失身；诵柳絮之词，潸然泪下；读桃花之句，默尔神伤。以金针鸳绣为蘅芜苟合之时，以香芋鼠偷为怡红撩眼之戏。微特受痴人说梦之诮，贻紫阳如豆之讥，且左袒私偏，平情失实，亦陈寿《三国志》之覆辙也，岂有当欤?岂有当欤!”一般而言，小说最能引人入胜的地方即在精彩的故事情节，最能使读者印象深刻之处即是鲜明的人物形象，《红楼梦》在这两方面的成就尤为出色，尤其是在描写小儿女的情爱纠葛上最为动人。就连境遍佛声也承认“《红楼》以言情为宗”，但就其情场风云发表议论，或同情黛玉晴雯而贬斥宝钗袭人，或反之，固然能收获阅读的快感，但终究“平情失实”，对于《红楼梦》的宗旨也始终昧之。既已点明物象的勾勒、人情世态的铺叙不是《红楼梦》的真谛所在，那么势必会将其阐释的方向引向义理层一边，依据境遍佛声的见解，就是“劝惩”。
《红楼梦》反映的生活面极其广阔，如境遍佛声所说“《红楼》一书，上自廊庙宫闱，下至田园野寺，语小则为闺房儿女之私，语大则为朝廷家国之事”，“其人则有王公、侯伯、贵妃、宫监、文臣、武将、命妇、公子、闺秀、村妪、儒师、医生、清客、庄农、工匠、婢仆、胥役、僧道、女冠、道婆、倡优、醉汉无赖、盗贼拐子；其事则有忠孝、节烈、艰盗、邪淫及诸般横死之事，真可谓无所不通，无所不备，无不形容尽致，真能囊括无遗”。平心而论，《红楼梦》中诸人诸事都有可资劝惩之处。面对如此纷繁的人物事项，若单言“劝惩”，实不知其为何事而发，为何人而设，终究失之宽泛。民国小说话作者在论及《红楼梦》的“劝惩”主题时，不约而同地首先将“劝惩”的面向指向家庭，即就《红楼梦》的情节作为正反例证来谈论如何治家的问题，最后再由家庭引向国家时事。正如枫隐在《小说蠡测录》中说道：“作《红楼》者，非但写宝黛二人之情也，实形容世禄之家之家庭黑暗，专制之流毒，小人之阴险，俾后之治家治国者知所鉴耳。”[12]
境遍佛声在谈到贾府的覆灭时，就提到书中所记有“侈靡之罪”，具体而言，有“厌厌夜饮士女戏谑之风”、“啄啄群雌流连荒亡之乐”、“朝夕飨飧务竭口腹之充”、“金玉粪土用如泥沙之侈”，件件堪为治家者提供镜鉴。陆颠僧的《红楼新语》在家庭生活的各方面挖掘《红楼梦》的“劝惩”意义，涉及到大家族管理的方方面面，可谓巨细无遗。如其谈儿女婚姻时说：“男婚女嫁，虽宜择门户之相当，然亦须分别人品之高下。若徒羡富贵，率意授系，以势合者，势败则离；以财结者，财尽则散。贾赦以迎春嫁孙姓，正坐是病。故迎春日后，终至失所，为父母者鉴之。”以往谈及迎春的悲剧常归咎于贾赦的狠心与孙姓的乖戾，或归结于迎春的性格与命运，终究流于就事论事的层面，这里却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虽为老生常谈，但用于此处却格外妥帖。谈到子弟的教育问题时，陆颠僧说：“教训子弟，宜以渐，不宜以暴；宜以恒，不宜以间。贾政之训宝玉，严于一时，而不持之以恒，施以强暴，无循循善诱之风，但凭夏楚之威，不能令其心悦诚服，而欲其感悟启发难矣。宝玉且然，若贾环更不足问矣。”宝玉挨打是《红楼梦》中的一大关节，论者常习以此来审视红楼诸人的性格脾性或探讨情节的走向，鲜有从子女教育问题着笔的。陆氏换一副手眼，作出这番全新的阐释，虽极新异，却极有合理之处。区别即在于他人常从宝玉这个反叛者个体形象着眼，陆氏则从维护家庭、训诫子女的长者角度考虑。这也证明，《红楼梦》蕴藏着多角度解读的可能性，视角的转换可以极大地扩展《红楼梦》的阐释空间。再如谈到富家子弟如何做事时，以王熙凤等人不顾财力地大造园林为反例，说道：“我前谓琏与凤，非能干事，徒善挥霍，于此益可见矣。作者著此，为富家不知事公子，痛下针砭，垂戒颇深。”其他如谈到如何使用奴仆，如何对待外人，《红楼新语》均有言及。其对红楼人物褒贬的最终依据还是“福善祸淫”的老调，如其对贾母极其推崇，原因便是“贾母当家世全盛之时，身膺诰赠，儿孙绕膝，朱紫盈前，孙女为皇子妃，乃能以温颜接一乡里老妪，无一毫自尊自大之色，可为难矣。非贤人君子，安能若是。且于焦大，则令子孙念其前功，曲恕狂妄，其宅心仁厚，有可想见。故我于贾政之复职，而思贾母之遗泽；于贾兰之发科，知天慰李纨之苦节。政老、王氏不涉也”。这就是典型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观念。对于其极不喜欢的王熙凤，陆氏也称其“一身作事，有万恶而无一善。惟有二事，尚具恕道”，也正是这二事使得其身亡后遗孤能有个尚可的归宿。
无可讳言的是，陆颠僧以《红楼梦》为例来探讨家庭经营之道，不可避免地时不时呈露着封建礼教的腐臭气息，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对女性的轻视态度。如在谈到赵姨娘时说：“惟女子小人为难养也。圣人之训，炳如日月。为家主者，岂可不思欤!”赵姨娘固然是《红楼梦》中不被人所喜爱的角色，但陆氏由此而生发出对女性整体的歧视态度，还以孔子的话作为掩护，实属过分。再如对王夫人的批判也不能秉持公心，以理性的态度来分析其处事的是非得失，而是直接大张挞伐，“王夫人愎而自用，偏重母家，如以家政托凤姐而卒致破家；以宝钗为能相夫宜家而适以逼宝玉之出家。无识妇人，其害如此!”就《红楼梦》故事而言，王夫人虽不乏可厌之处，但此二条绝难落实为其主要罪状，更不要说将其作为“无识妇人”的代表了。总体而言，陆颠僧对《红楼梦》中的女性大多报以蔑视厌恶的态度，不止赵姨娘、王夫人，在谈到王熙凤、宝钗、袭人等人时也常恶语相加，流于谩骂。其对林黛玉的态度却是一个例外，倒不是因为黛玉婀娜风流蕙质兰心有青春女子的活力，恰恰是因为其“度量之宽”等品质。
以境遍佛声为代表的小说话作者，大多是生活在民国年间而又深受传统道德理想熏染的文人，同时又对苦难的国度、变换的时局抱着极大的关注，不可避免将其对时代的忧思投射到对《红楼梦》文本的解读中，以其独特的视角展露出忧国忧民的思绪。如境遍佛声就直言：“一部《红楼》全是忧伤时事之言。”这倒不是在猜测《红楼梦》作者的创作心态，而是以《红楼梦》来观照现状。其立论的起点同样是从贾府的家族治理入手。“其叙贾氏，非不整饬家法，而家事之腐败如故；非不约束子弟，而子弟之放纵如故。言财政则侈靡既竭，而刮削且及于锥刀；言用人则奸蠹盘踞，而斥逐乃在于柔懦。此与近日之景象何其暗合如是也!至于起衰救敝之策，彼亦言之矣。必如探春之明决，或可有济。不得已而求一线之延，亦非如李纨之贞固不可。虽然，亦在丧败之后矣。若厌世之说，则大为记者所呵，于探春之责惜春见之。”境遍佛声的这篇小说话发表于1917年，当时清朝帝制虽被推翻，共和肇见，但没有改变吏治腐败、积贫积弱的局面并未有所改观，整个国家沉疴难起，前途茫茫。境遍佛声这里就以《红楼》为例，认为贾府败亡前的状况与国家现状极其暗合，竟有无能为力之感，道出其对国家前途沉重的绝望以及附带着的微茫希望。评论文学而延及政局，是自先秦以来的文学批评传统之一，而纵观民国时期的《红楼梦》研究现状，能紧紧将政治与红学如此相连的，恐怕只有在小说话这种批评样式中才做得到。这与自《六一诗话》以来开创的以资闲谈的话体批评的功能不合，却也正表现了小说话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特有活力。正是这种自由的形式才使得作者的观点得以自由表达，在民国那个新旧杂陈的时代，小说话也恰能最反映当时文人研究小说时纷杂的思绪。如果说境遍佛声的议论还是根于对国家前途的忧思，出于爱国的赤诚，陆颠僧借评论《红楼梦》而发表的议论就直接对当时喷涌而出、风靡知识界的新思潮而发，完全属于新旧思潮之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下面这一段话：“近日急功言利之徒，以不畏天理为破除迷信，以不恤人言为任劳任怨，乃观王熙凤之言曰：‘我不信这种把戏’，又曰‘等他只管怨我，我只不理’云云。彼急功言利之徒，殆亦奉熙凤之心法者耶!”上文已经提到，陆氏是极为看重“福善祸淫”之类传统道德的旧式文人，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面前势必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愤怒。这种不适有在科学与迷信间的迷思，还有可能是已落后的老辈对汹涌的新观念的不解，既然在现实生活中无从发力，也只能通过对《红楼》人物的评点来表达其焦虑。如果按照《红楼新语》开篇点明的“劝导”之说来看的话，陆颠僧的这番议论是在为国家前途、世态人心引导上正确的道路，不啻为其肺腑良言了，只是时过境迁，今日看来早已不合时宜。
也正源于陆氏鲜明的劝惩意识和浓厚的家国观念，《红楼新语》中处处可见以红楼故事来比附清末时事的论述。如谈论到贾府子弟的骄纵无礼及用人失当时，他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世禄之家，鲜由礼者。狡奴恶仆导主为非，借以渔礼。贾氏子弟之不肖，实基于此。故珍琏之荒淫、贾环之比匪，较宝玉之仅仅情痴者，尤为可杀。清廷庆亲王奕劻，以懿亲柱国，而贪婪不已。醇邸则子为天子，更有何求，乃引用张南皮，效奕劻之所为，变本而加厉，政以贿成，官以贷取。如徐世昌督，糜帑千万。醇邸方摄政，撤其任，召之京，将诘其实。乃徐遽以傥来物为运动，并馈醇邸以名马高车，非但不问前失，反畀以邮部之权，旋登揆席，用人行政，颠倒若此，安得不乱，未几而武汉事起，宣统逊位，贪墨者念哉!比之王熙凤引用群小以自辅，而贾氏旋败，心计虽工，多见其不知盈虚消息之理，然使后人哀之而不知自戒，则亦安能保己不为后人哀乎!”虽然与境遍佛声忧心时事相比，陆颠僧是在感慨往昔，发思古之幽情，却也不像是一个为亡清痛心疾首的清朝遗民，更多的是呈现出一种贯穿古今的历史意识，即其从《红楼梦》中印证到的劝惩之道可以放大到施之家国时事，古今未来，无所不可。这实际上也是《红楼新语》的常见论述方式，虽然论述中常谈到晚清政局，却不局限于此，如谈到王夫人与袭人的关系时，畅论古今。“古今英明之主，喜于自用者，每为权奸蛊惑，如陈后主之于孔范，唐玄宗之于李林甫，宋徽宗之于蔡京，高宗之于黄潜善、汪伯彦、秦桧、张俊。盖既喜其巽顺，又能先意承志，如王夫人之于袭人亦然。古语兼听则明，偏听则蔽，岂不信哉!”这里作者只是在阐明某种道理，至于红楼与史事，已难分谁主谁客，作者之意也并不在此。其他如因宝玉“不如早死”之言论及李鸿章的身世际遇，因贾政无办事之才推及吴大澂的辽东败局，都是在印证其劝惩之说，为家国治理开出药方。此时《红楼梦》的作用，不过是药引子而已。以《红楼》故事来总结历史规律不独为《红楼新语》独家采用，其他小说话中也常有此种论述，如《小说蠡测录》谈到宝黛二人的婚姻悲剧时说：“《红楼梦》中之宝玉乃贾太君爱子之子也，黛玉则其爱女之女也，亲莫亲于此矣。乃自群小媒孽其间，遂使二人之情皆不得达于太君之前，以致死者死，逃者逃，小人之可畏也如是。此直足为专制之朝，君主多为群小所利用，致忠臣义士之情不能上达之写照。”传统文学阐释理论中的以儿女私情来比附君臣遇合的模式在小说话里由此再度得以呈现，比起陆颠僧的同类比附倒更有传统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