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对报刊革命诗话的影响
由于革命派对报刊事业的重视，同时也带来了报刊诗话的新发展，从而促成了革命诗话、域外诗话等部分特色诗话的出现和发展，成为近代争眼看世界的“窗口”。据统计，辛亥革命之前，像《寄轩诗话》、《粤西诗话》、《滇南诗话》、等革命诗话就已刊载出来，并一直延续到革命后的一段很长时期内。这些革命诗话大都以民主革命为己任，以慷慨之音发爱国之情，普遍存在着高调的民族主义和激进的革命舆论导向，这也是近代报刊革命诗话的基本特征。高旭《愿无尽庐诗话》曾指出：
《小叙》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记》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盖诗之为道，不特自矜风雅而已。然发乎情者，非如昔时之个人私情而已。所谓止乎礼义者，亦指其大者、远者而言。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皆所谓止乎礼义，而未尝过也。若此者，正合温柔敦厚之旨。……顾“温柔敦厚”四字，岂可专考于其词，而决之乎?决之于诗人之心而已。苟其人以温柔敦厚之心出之者，辞虽激，又奚伤于大雅乎!不然，无其心，而专以和平柔顺之言取悦于世，又何贵哉![10]
可见高旭所说的“温柔敦厚”诗教观，实际乃以复为变，完全突破了封建礼教的论诗内核，并与“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合而为一，从而为革命时代的到来做理论上的准备。这种以复为变的诗学理论，也成就了近代报刊革命诗话的特殊创作风貌。
正因如此，近代报刊革命诗话重诗品和人品的结合，并力图通过鼎革之际的黍离感慨，唤醒大汉民族意识，激发“恢复中华”的革命思想。像《黍离诗话》、《塞庵旧话》、《获野诗话》等作品多从此种民族大义出发，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英雄、遗民诗人以赞美和旌扬，对身侍异族的贰臣文人以讽刺和批判。如《塞庵旧话》所录“戴敬夫”条所云：
明季和州戴文节公重，字敬夫，工诗，尚气节，为诸生时，注籍复社；国变后，日借诗酒徜徉，不与闻人间事，筑高楼自处，戒弟子守汉家伏腊。生平著述甚多……惜皆散佚，不传于世。其检得先生旧作一首，录之以见先生之孤愤。诗云：“采薇山上食精光，一队夷齐下首阳。头上安排新雀顶，腹中重理旧文章。千秋节义成灰烬，两字功名动热肠。寄语含山张不二，叫他独自哭高皇。”[11]
《旧民诗话》也曾指出：
我国之于异族，惟以防守为主义，遏其侵入而止；其于种族界，始终无武断之历史。故戎狄滑夏之祸，相寻而未有艾。读是诸什，于以知先民之痛深矣。[12]
因而，《旧民诗话》也以话诗的形式阐述夷狄之害，并在此种民族主义基调下，对夷狄祸患进行口诛笔伐，掺杂着强烈反清目的。可见，此类诗话往往以诗歌为战斗武器，具有明显反满排清思想。他如瞿酲园《革命诗话》即为当时革命诗人立传，并通过大量革命志士的变征之声和噍杀之音，表达出那个时代先进人物的革命心声，激发世人的革命斗志。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对报刊革命诗话产生的影响是直接和巨大的。
近代报刊域外诗话的出现和发展，也受到辛亥革命的强烈影响。纵观革命派的报刊诗话，它主要在借鉴与反思层面，以保留和阐扬异域文化情结。甲午战争引发的民族危机，刺激了国人开始从器物到制度上全面向西方学习，并逐渐演化为挽救民族危亡共识和主要途径，以至于出现了“年来欧风与美雨，陆海狂澜势力渐东”[13]的局面，即便是近代国粹派也提出“以西方学理为烛，照亮国学之精义”[14]的口号，来光大国学。在此情况下，近代报刊异域诗话应运而生，出现了像《扶桑诗话》、《东瀛诗话》、《东居诗话》等近10种诗话作品。此类报刊诗话主要以欧、日等异域社会为中心，通过旅居生活的见闻和交往，保存了大量异域诗人的创作，兼及相关社会环境和本土风光的描述。
综上而言，在近代报刊中，对于日本诗人与诗歌的关注，对西方才媛的介绍，对拜伦诗歌的翻译与重译等，都体现着该时期诗歌发展的新特质。如王松《台阳诗话》所录台湾诗界“投票选举”情景云：
投票选举之法，即孟子所谓“国人皆曰贤”之意。近见日本人所刊《新竹案》内一册中有名士便览，分门别户，皆由众人投票，择其票数多者而选列之。所载诗人仅三名：永井完久、波越重之、王箴盘(石鹏)是也。……究其所以当选之故，盖箴盘每对日本人作隶书，即自录其诗以应之。日本人知其名者既多，他虽有受选，终不能及其票数也。[15]
从中也可见，这时期的诗话也处于新旧共存的状态，并在保守心态与开放眼光的微妙融合中体现出传统文学的新时代特征。另一方面，近代报刊域外诗话在其诗学描述中也掺杂了诸多浓厚的理想化异域文明遐想。如郁华《东居诗话》所载日本民俗活动“和歌”的场景，即颇有代表意义。其云：
日本人名我国诗，曰“汉诗”，盖以人种名也；名己国古歌，曰“和歌”，殆倭歌之转。和歌以三十一字为则，亦有长至三十五字者，文法奇古，令人难晓。国王宫内置御歌，所专掌和歌，亦太史陈风意也。每年终，御歌所奏之国王，请明年御题征民间歌。上之亲第其高下，而赏赉之曰“新年御歌会”。好事者亦有以御题作汉诗者，然例不进呈。今年御题为《雪中松》，以汉诗咏者数千家，辄少年佳句。独爱我国杨少云句云：“摩诘芭蕉传雪里，未曾题写御屏风。”叹为独秀，乃知求隋珠者，必于鲛人之肆；市良璧者，必出卞和之门也。[16]
从中可想见中国上古文明中的“采诗”制度，而这种对域外文明的欣喜中，也蕴含着重要的社会文明价值信息，这与近代革命派的文学主张具有天然统一性。不但如此，近代革命派在对域外文明的描述中，也往往利用其中的文化资源进行革命宣传，像日本革命家幸德秋水、朝鲜义士安重根等的事迹及相关创作被广泛提及，并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重要参照体系。如《须曼那室诗话》记录了韩国诗人金泽雄为安重根所赋诗歌，如其一云：“平安壮士目双张，快杀邦仇似杀羊。未死得闻消息好，狂歌乱舞菊花觞。”[17]以悲愤激楚之音振人志气，充满着革命的豪情，并成为报刊域外诗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如《小奢摩室诗话》、《赭玉尺楼诗话》、《妙员轩诗话》等也对日本、朝鲜及欧美诗人有相当程度的关注。可以说，随着革命文学的深入发展，新旧的碰撞、古今的演变、社会文明与价值体系的反复与重构等新的报刊诗学现象得到充分而又长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