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诗话的革命倾向

南社是1909年柳亚子与陈去病、高天梅等同盟会员成立的民主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诗话从一出现就承载着革命的使命，即集中体现南社诗人呼唤国魂、宣传民主革命的思想。

南社诗话作为革命诗话，多爱国之情，慷慨之音，诗话注重诗品和气节，欣赏雄浑寄托之作。周实《无尽庵诗话》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倾向是很突出的。他辛辣批评叛变弃国、无节操之人，如批评吴梅村“名士作贰臣，气节扫地”^[3]，批评作亡国之臣赵孟及模仿其书画之后人“恬不知耻，甚至作为此语甘受千秋唾骂……吾不知其心肝何在。”^[4]同样他热情地推崇革命斗志之人及其能唤起爱国情怀的诗歌，如他认为民主革命志士秋瑾，多感世之诗，其《黄河舟中感赋》和《长崎晓发口占》所表现出来的“女侠之思想襟抱足使吾辈须眉愧死无地，即以末枝诗论亦足以上抗老杜，况余子哉”^[5]。杜甫之诗展现的是“何等胸襟”^[6]，陆游、郑所南之诗“惓怀君国，至死不忘，其一致也”^[7]。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周实对陶渊明的赞赏，与世人对陶渊明作诗“胸有元气，自然流出，读之觉与《三百篇》，去人不远”的崇拜不同的是，周实以为陶渊明“名臣之后，处易代之时，惓怀君国，奋欲图报。洎乎大运已倾倒，无可无力，乃退而以诗酒，桑麻自隐，然慷慨激昂，艰苦卓绝之语，时时溢于楮墨。今略记于此，以见先生乃当知仁人志士，未可以岩栖石隐之流目之。或谓先生谦和恬淡，钝任自然，岂知先生之心者哉。”^[8]陶渊明看似恬淡，但实是报国无望之后的退隐，其诗作创作中时时有慷慨激昂，艰苦卓绝之语。曼昭《南社诗话》、胡朴安《南社诗话》、朱剑芒《南社诗话》均为南社诗人的专门诗话。曼昭《南社诗话》涉及到了于右任、方君瑛、朱执信、汪精卫、沈荩、何克夫、林天羽等三十余位南社革命党人的革命历程及诗事、诗作。辑录黄摩西“沉着痛快，回肠荡气，令人激昂不能自已”之《调寄洞仙歌》“神州沉矣，问天公何苦，做尽伤心赚今古。剩青山一片，收拾英魂，算配得江左梅花阁部。瘴江风浪恶，惨绿愁红，欲采芙蓉已暮秋。破碎旧山河，青骨红颜，总付与无凭气数。正此际重看劫灰然，有壮士耨锄，美人桴鼓”^[9]以略见南社诗人之深沉忧国情思。胡朴安《南社诗话》论及到了南社革命党人的革命历程及诗事、诗作，而这些人都是南社的重要社员，在南社的发展中起过不同的作用。这里辑录了高旭、陈去病、周实、宁调元、傅熊湘、宋教仁、苏曼殊、李叔同、潘飞声、诸贞壮、马君武、胡寄尘等数十位南社革命志士之诗和事迹来激发世人的革命斗志，其中宋教仁、周实、宁调元等为国捐躯诸的南社诗人的作品尤能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朱剑芒《南社诗话》辑录了南社有关史实和南社诗人慷慨激烈之作。其中大觉“未溺死灰仍帝制，难将热血换民权”、“大错已成添国耻，宝刀未试为余羞”、“披龙探虎知无我，投笔荷戈更有谁”等诗句，以及大觉与作者针对袁世凯盗国之秋的唱和之辞：“不信江山终破碎，奈无人物定安危!读书万卷宁甘隐，磨剑十年大有为。天意苍茫我独醒，头颅一抚一心悲”^[10]等诗句，尤能体现南社诗话的革命倾向。

晚清以来，随着中国文明优势在西学东渐的风暴中渐渐丧失，知识界的向西方学习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梁启超提出的“诗界”、“文界”、“小说界”戏曲界等系列的革命，就是在这种文化焦虑直接导致的文化信仰危机中产生的，在他的号召和倡导下，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社会功用受到追捧，并有志于取代诗文的正宗地位，传统文学的格局也发生了相应改变。南社诗人高旭、马君武、于右任等南社诗人早年均有游学日本、反清革命的共同经历，他们是梁启超热心响应者和积极实践者。例如“高旭这一时期仅发表于《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上的诗作就达近百首之多，大都具备新派诗的特征”^[11]。因此在激情的革命年代，传达进步知识分子的心声，为革命呐喊很自然就成了南社诗话的重要内容，在此南社诗话本身所具有的诸多功能突破了诗歌的理论化形态，而是带有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和文学功能，在内忧外患中徘徊的南社知识阶层对诗话的复杂心态已经超出了诗话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