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朝别杂剧》
《还朝别杂剧》写西蜀易辛人留学日本,娶日本籍妻子,且已生有三子,住千叶县一乡村,边从事文学创作,边进行金石研究。朋友绿漪突然前来告知中日马上开战消息,且说明中国政府要求留日学生回国抗敌。为免侦探注意,易辛人准备孤身回国。其妻虽为日本人,但反对日本军阀,同情中国抗战,积极支持丈夫,长子也支持父亲回国。易辛人遂将所写文稿焚掉,忍痛辞别妻与子,于一个大雨天清晨乘船回国。
剧后《附郭沫若先生来函》云:
佛影先生:尊著已拜读。虽与事实不尽符合,然颇具匠心。特童子以丑角饰之,未免过于滑稽耳,尚希斟酌。大小儿和夫习应用化学,今春即在大学毕业,并以附闻。此颂撰安。弟沫若二月十一日。
此信虽短,却颇有价值,不仅可见郭沫若对此剧的评价,而且可知此剧所写即郭沫若故事。此信后收入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编者加按语云:“原载一九七九年《新文学史料》第五辑,见陈辛《郭老当了剧本主角》。……郭沫若看后写了此信。原信未署写信年份。但信中说郭和夫‘今春即在大学毕业’,查郭和夫是一九四二年毕业于京都大学的,故此信当写于一九四二年。”[11]显然,顾佛影撰写《还朝别》一剧具有明显的纪实色彩,以之与有关人物史实相参观,可以看到所剧中写内容具有一定的史料史实价值。
在1931年9月27日致容庚的信中,郭沫若曾表示:“弟遁迹海外,且在乡间,万事均感孤陋,惜无壤流可报耳。……近颇欲于年内或开春返国,届时或者能来旧都奉访。”[12]其后,容庚尝于1931年10月4日致信郭沫若云:
沫若兄:
正欲作书与足下,写完前三字而小鬼出兵辽沈之耗至,血为之沸,故一切拓本照片均停寄。国亡无日,兄尚能寄人篱下作亡国寓公邪?关于东省消息,在日人颠倒是非或为所蒙蔽。兄试思无故出兵占据我城市,杀戮我人民,宁有理由可言?故弟所希望于兄者,惟归国一行。日人之为友为敌便可了然。……兄不能忍于蒋氏之跋扈而出走,独能忍于小鬼之跋扈而不回国乎?!不尽欲言,伏望返国[13]
查曾宪通编《郭沫若书简——致容庚》(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未见郭沫若回信,未知当时郭沫若是否复信,亦未知是否该书信集失收本有的复信,其中详情待考。
其后郭沫若一直滞留于日本,其间郁达夫数次催促,甚至其母亲病殁亦未返国。直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郭沫若方正式准备回国,尝写下《遗书》云:“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所拘留起来了。不过我决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惟以铁血来对付他。我们的物质上的牺牲当然是很大,不过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从新建筑起来的。精神的胜利可说是绝对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国的同胞!”[14]据《郭沫若年谱》,7月14日,“赋诗夹隐语致金祖同,联系购买二十四日船票”[15]。7月20日,“为免使安娜在自己走后受邻人讥讽,特意制作‘信文’式卡片,以备将来散发给左邻右舍。卡片上假托此次因匆忙接任上海孔德研究所所长,故来不及一一辞行即归国”[16]。7月24日“晚,回国的事已被安娜察觉,受到她的告诫,她说:‘走是可以的,只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耽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在做人,就有点麻烦,也只好忍受了。’”[17]7月25日,“晨,‘为妻及四儿一女写好留白,决心趁他们尚在熟睡中离去’。先往钱瘦铁家改装,然后化名‘杨伯勉,湖南长沙人’,与金祖同由钱瘦铁陪送,乘车经横滨、神户,再改乘加拿大公司的‘日本皇后号’轮船,于晚上九时启碇回国。”[18]7月27日,“下午,抵达上海。郁达夫特从福州赶来迎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亦专程从南京赶来迎接,‘谈谈并解释国内和南京的情形意旨’”[19]。
可见,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郭沫若在多次得到容庚等人或以书信、或以其他方式劝说其回国的意见,但并未立即回国,而是继续滞留于日本,一方面依靠容庚等人从国内邮寄文献资料从事古文字研究,一方面进行诗歌、小说等多种形式的文学创作,产量颇丰。随着日本侵略野心的不断膨胀、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郭沫若在这种状态下又在日本生活了六年。等到郭沫若真正下决心并回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1937年7月了。也就是说,虽然从1931年10月起就有容庚等人不断提醒、催促郭沫若回国,但他正式成行却已经是六年之后了。因此《还朝别杂剧》所写当是1937年7月郭沫若下正式决心回国一事,其记实性质和史料价值也由此得到了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