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面探讨词作雅俗呈现
我国传统词学雅俗之论的一个主要方面内容，便是对雅俗之貌呈现的论说与辨析。这一维面内容，主要体现为将其与词的一些主要创作因素加以联系，考察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及所包含的相关创作内涵。民国时期的词学雅俗呈现之论，主要体现为从词作情感表现、创作主体学养、语言运用及艺术表现技巧等方面加以展开。此时期的词论家将古典词学雅俗呈现之论的内涵进一步予以了拓展、充实、深化与完善。
在词作雅俗呈现与主体情感表现关系的论说方面，元代张炎、明代王世贞及清代朱彝尊、吴衡照、刘熙载、陈廷焯等人曾作出过论说。延至民国时期，况周颐对词作雅俗呈现与主体情感表现关系进一步予以阐说。其《蕙风词话》云：“读前人雅词数百阕，令充积吾胸臆，先入而为主，吾性情为词所陶冶，与无情世事，日背道而驰。其蔽也，不能谐俗，与物忤。自知受病之源，不能改也。”[17]况周颐之论，道出主体自身情感内涵及创作取向与接受、体悟前人词作的内在紧密联系。他明确申言，是前人优秀的词作不断陶冶自己的情性，厚积自己的修养，使之日益真挚、纯化与趋向雅致，这与世俗之物事在本质上形成区隔，也成为他不愿曲就现实世俗而坚持自己秉性的内在根本缘由。况周颐之论，进一步将创作主体情感表现与词作雅俗之面貌呈现从内在有机地联系起来。
在词作雅俗呈现与主体学养关系的论说方面，清代陈廷焯、沈祥龙等人曾作出过论说。延至民国时期，陈洵、夏敬观对词作雅俗呈现与主体学养关系予以进一步的论说。陈洵从词作气脉运行论说到雅俗之面貌显现。其《海绡说词》云：“词莫难于气息，气息有雅俗，有厚薄，全视其人平日所养，至下笔时则殊，不自知也。”[18]陈洵认为，从根本上而言，词作气貌的雅俗是由创作主体学为修养所决定的，创作主体学为修养深厚高洁，便自然会使词作呈现出雅致之气貌，反之亦然。陈洵从词作面貌呈现的角度，对主体情性修养实际上提出很高的要求。夏敬观在况周颐持论作词之道与读书及避俗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诠释读书以增加才学修为与词作面貌弃俗入雅的内在联系。其《蕙风词话诠评》在阐说况周颐《蕙风词话》中“词中求词”一条时云：“多读书，始能医俗，非胸中书卷多，皆可使用于词中也。词中最忌多用典故，陈其年、朱彝尊可谓读书多矣，其词中好使用史事及小典故，搬弄家私，最为疵病，亦是词之贼也，不特俗为词之贼耳。”[19]夏敬观主张，创作者要将胸中之丰厚学识，巧妙地化入词作艺术表现之中，而切不可像陈维崧、朱彝尊一样，大量在词中使事用典，一味驰骋与张扬才学。他认为，其在无形中实有碍于词作艺术表现，这就像词作气貌流于俗化一样，是人见人恨的词家之“贼”，其在本质上是违背词作审美要求的。夏敬观又纠正与补充况周颐“以纤为俗”之论，认为词作俗化并不仅仅体现在纤弱取巧上，而更多地体现在思想内涵的浅直与虚化之中。他在阐说《蕙风词话》中“词人愁而愈工”一条时云：“读书多，致身为士大夫，自不俗。其所占身分，所居地位，异于寒酸之士，自无寒酸语。然柳耆卿、黄山谷好为市井人语，亦不俗不寒酸。史梅溪一中书堂吏耳，能为士大夫之词，以笔多纤巧，遂品格稍下。于此可悟不俗不寒酸之故矣。况氏以纤为俗，俗固不止于纤也。”[20]夏敬观论断要通过读书养学蓄才以脱却俗化的气貌与格调，将多读书以增扩识见视为从内在改变人之性情与品格的主要手段。他例举柳永、黄庭坚词作虽表面多用市井俗化之字语，但却并不显示出俗化的气象面目；相反，史达祖虽身为朝廷大吏，却因为用笔纤弱取巧，而终使其词作格调显示出趋俗之面貌。夏敬观之论，将创作主体才学修为与词作雅俗呈现的关系进一步予以了拓展与深化。
在词作雅俗呈现与语言运用关系的论说方面，元代张炎，清代彭孙遹、吴锡麒、陈廷焯、张祥龄等人曾作出过论说。延至民国时期，蒋兆兰、吴梅对雅俗呈现与语言运用关系进一步予以阐说。蒋兆兰《词说》云：“古文贵洁，词体尤甚。方望溪所举古文中忌用诸语，除丽藻语外，词中皆忌之。他如头巾气语、南北曲中语、世俗习用熟烂典故及经传中典重字面皆宜屏除净尽。务使清虚骚雅，不染一尘，方为妙笔。至如本色俊语，则水到渠成，纯乎天籁，固不容以寻常轨辙求也。”[21]蒋兆兰在前人反复论说与规范词作用语的基础上，仍从此角度论说词作雅俗之道及提出要求。他倡导词体贵在洁净，虽可用秾丽华美之辞，但务必将“头巾气语”、“南北曲中语”、“世俗习用熟烂典故”及“经传中典重字面”等一概不用。他主张词作应在注重“清虚骚雅”中入乎高格。蒋兆兰之论，虽体现出传统词体本色之论的特征，但其从词语、词体角度规范词之质性的作法，将宋代以来的去俗崇雅之论进一步予以了落实与展开。之后，吴梅将词作用语崇尚典雅的创作原则又一次予以了申张与强化。其《词学通论》云：“至于南北曲，与词格不甚相远，而欲求别于曲，亦较诗为难。但曲之长处，在雅俗互陈，又熟谙元人方言，不必以藻缋为能也。词则曲中俗字，如‘你我’、‘这厢’、‘那厢’之类，固不可用；即衬贴字，如‘虽则是’、‘却原来’等，亦当舍去。……由是类推，可以隅反，不仅在词藻之雅俗而已。宋词中尽有俚鄙者，亟宜力避。”[22]吴梅在承衍前人所论的基础上，重申词曲是两种在创作体制上既相近又相异的文学形式。他比较词曲之体中对雅俗的运用及其艺术表现特征，认为戏曲表现的长处之一便在于雅俗渗透融合，方言俗语的运用可以极大地增强其艺术表现力，它在用语上无需作过多的打磨；而词的创作中最好避免使用俗语，即使是无法回避与绕开时，也要讲究字语艺术表现的化入转出之法，亦即如何化俗为雅，这是由词曲之体的内在审美质性所决定的。
在词作雅俗呈现与艺术技巧关系的论说方面，清代沈谦、陈廷焯、沈祥龙等人曾作出过论说。延至民国时期，况周颐、蒋兆兰、周曾锦对词作雅俗呈现与艺术技巧关系予以进一步的论说。况周颐道出具有沉郁顿挫情感意蕴的词作在艺术表现上是不求工致而自然工致的，深刻地识见到主体情感内涵对词作艺术表现的内在决定作用。其《蕙风词话》云：“词人愁而愈工。真正作手，不愁亦工，不俗故也。不俗之道，第一不纤。”[23]况周颐论断，脱却俗化的关键在于不纤弱，不萎靡，体现在艺术表现上便是，即使创作主体内心愁怨苦楚孕蕴积聚，也能以较完美充实的艺术形式加以表现出来。蒋兆兰从学习作词的几个阶段论说到词之雅俗呈现论题。其《词说》云：“填词以到恰好地位为最难，太易则剽滑，太难则晦涩，二者交讥。至如浅俗之病，初学尤易触犯。第浅俗之病，人所易见，醒悟不难。惟纤佻之病，聪颖子弟不特不知其为病，且认为得意之笔。此则必须痛改，范以贞正，然后克跻大雅之林。”[24]蒋兆兰认为，浅俗之病是初学作词者最容易“触犯”的，但相对于“纤佻之病”，浅俗之病还是较容易知见的，故作词必须在创作旨向上注重入乎贞正，如此，词作才能入乎“大雅之林”。蒋兆兰从具体创作角度对词之雅俗呈现确予以了切实的论说，甚富于启发性。周曾锦将词作的雅俗呈现与艺术表现是否具有独创性有机联系起来。其《卧庐词话》云：“柳耆卿词，大率前遍铺叙景物，或写羁旅行役，后遍则追忆旧欢，伤离惜别，几于千篇一律，绝少变换，不能自脱窠臼。词格之卑，正不徒杂以鄙俚已也。”[25]周曾锦通过评说柳永词作艺术表现特征，实际上提出词的卑俗并不仅仅来自于下字用语的鄙俚浅俗，也来自于其艺术表现的程式化、格套化。他将柳永之词界定为“千篇一律，绝少交换”，体现出对艺术表现独创性、新颖性的崇尚与呼唤。这在传统词学雅俗呈现之论中是富于新意的。
在对词作雅俗呈现与审美境界创造关系的论说方面，元代张炎、清代陈廷焯等人曾作出过论说。延至民国时期，况周颐、唐圭璋对词作雅俗呈现与审美境界创造关系进一步予以阐说。况周颐反对词作艺术表现缺乏审美的深度模式，认为艺术内涵上的单薄、浅化必然导致词作的俗化。其《词学讲义》云：“古今词学名辈，非必皆绝顶聪明也。其大要曰雅，曰厚，曰重、拙、大。厚与雅，相因而成者也，薄则俗矣。轻者重之反，巧者拙之反，纤者大之反，当知所戒矣，性情与襟抱，非外铄我，我固有之。”[26]况周颐力主将词作审美境界创造的绵厚与雅致之性加以融合、相映相生，如此，才能有效地避免浅薄俗化之病。况周颐这一对词作雅俗的论说，是从词的思想内涵与艺术表现相结合之处着眼的，在传统词学雅俗之论中显示出十分重要的意义。唐圭璋则论说到“雅”、“婉”、“厚”三者的审美特征及其相互因成与相互生发的关系。其《论词之作法》云：“厚与雅婉二者，皆相因而生。能婉即厚，能厚即雅也。盖厚者薄之反，薄则俗矣。”[27]唐圭璋进一步概括词作如果能在审美表现上体现出委婉典丽、沉郁顿挫，那么，也就必然入乎雅致，会同时给人以纯正高华的美感享受。唐圭璋之论，体现出他所一贯反对的词作艺术表现浅直俗化的主张，在我国传统词学批评雅俗之论中是甚为醒目的，显示出独特的意义。
总结民国以降词学批评视野中的雅俗之论，可以看出，其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高标去俗崇雅创作原则，二是多方面探讨词作雅俗呈现论题。其中，第一个维面内容，主要体现在况周颐、赵尊岳、唐圭璋、陈运彰、朱庸斋等人的论说中，他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词作追求雅致的原则进一步倡扬与彰显开来。第二个维面内容，主要体现在况周颐、陈洵、蒋兆兰、夏敬观、吴梅、周曾锦、唐圭璋等人的论说中，他们主要对词作雅俗呈现与主体情感表现、学养蓄贮、语言运用及审美境界创造等的关系论题予以不同程度的论说，将词作雅俗之貌的呈现与创作主客体因素多方面的联系予以了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上述两方面论说线索，从主体上继续展开了古典词学批评中的雅俗之论，将传统词学中雅俗论的思想内涵与历史意义更为充分地呈现出来，显示出重要的理论批评价值及社会现实意义。
【注释】
[1]况周颐著，王幼安校订：《蕙风词话》，王国维著，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人间词话》，第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2]况周颐著，王幼安校订：《蕙风词话》，王国维著，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人间词话》，第4—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3]况周颐著，王幼安校订：《蕙风词话》，王国维著，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人间词话》，第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4]况周颐著，王幼安校订：《蕙风词话》，王国维著，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人间词话》，第7—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5]况周颐著，王幼安校订：《蕙风词话》，王国维著，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人间词话》，第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6]张璋等：《历代词话续编》，第43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7]张璋等：《历代词话续编》，第774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8]龙沐勋：《词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第81页，1934年。
[9]张璋等：《历代词话续编》，第916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10]张璋等：《历代词话续编》，第916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11]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第33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12]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第332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13]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第332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14]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第332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15]张璋等：《历代词话续编》，第1353—1354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16]刘梦芙：《近现代词话丛编》，第329页，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
[17]况周颐著，王幼安校订：《蕙风词话》，王国维著，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人间词话》，第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18]唐圭璋：《词话丛编》，第48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9]唐圭璋：《词话丛编》，第45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0]唐圭璋：《词话丛编》，第45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1]唐圭璋：《词话丛编》，第46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2]吴梅：《词学通论》，第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23]况周颐著，王幼安校订：《蕙风词话》，王国维著，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人间词话》，第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24]唐圭璋：《词话丛编》，第46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5]唐圭璋：《词话丛编》，第46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6]张璋等：《历代词话续编》，第43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27]张璋等：《历代词话续编》，第918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